第二节 军队的改革
一、期门军与羽林军
军队是历代王朝用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政权的必要手段。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
统治者在标榜鼓吹文德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军队的建设，军兵种多样化，更大程度上是在不断加强。
当武帝踌躇满志地面对偌大的西汉王朝在构想他的宏基伟业时，他不能不为自己刚刚步入的辉煌的帝王历程而迫切地寻找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单单凭借“嫡传”的血统、先帝的威望所能够获得和驾驭的，这种力量必须是绝对忠诚于他个人的，是可以摧毁一切胆敢侵犯他利益的敌对势力的。
在他的豪华宫城之外，这种力量可以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幕来护卫、维护他。
维护他那些天才的构想与奢侈的追求，维护他的绝对权威与无上光荣。
于是武帝决定要按自己的意志来组织这种力量。
汉都长安是西汉帝国的心脏。
影响全国的每一道诏令，访问远方的每一批使者，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武帝及其先辈们的家园，那些鳞次栉比的雄伟宫殿，巧夺天工的苑囿、别墅，也都坐落于这座宏伟巨大的城市内外。
而密密匝匝的政府官署、国家机构更是牵动整个王朝的每一根神经的中枢所在。
但除去高大坚固的夯筑城墙与一道半天然半人工的护城河外，在辽阔的秦川大地上，长安再无险可据。
如何保卫帝都的安全以确保其正常有序地运作，自然是武帝极为关注的大事。
秦汉王朝的首都均驻有直属中央的精锐部队。
按其职责不同，可划分为首都卫戍军与皇宫禁卫军两大部分，各有统辖机构，其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担任保卫首都、中央政府、皇室的任务。
汉初以来仍继续施行秦代“征兵”之制，具体划分士卒为三类：材官，车骑，楼船，大体相当于步兵（含射手），骑兵与车兵（已不占主体），水军。
所征士兵一般依照地域划分，由郡尉等官吏进行召集、训练。
其活动一般多在农闲时进行，所有被征发者须无条件到指定地域集结，装备多由国家供给。
地方常驻军队数量很少，但更番入卫长安的士卒则多由这些地方军队中选拔，统归卫尉或中尉（执金吾）来掌握。
一般认为，由卫尉掌管的卫士多驻防宫门以内，时称“南军”。
与此相对，由中尉所掌卫士驻长乐、未央两宫以北，被称为“北军”。
南军职责是守卫皇宫，西汉一代，未央宫基本上保持着皇宫的地位，是保护的重点区域。
未央宫处长安城南部，守军因此得名。
除未央宫外，南军亦承担保卫其他宫殿安全的任务。
因此严格地讲，南军主要是指宫殿区卫戍军。
北军主要用以保卫城防，驻扎范围较南军更广，人数亦多。
与南军战士相同，北军士兵也是每年轮流调充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北军士兵多由三辅地区现役战士充任。
三辅地区邻近京师，乡土、宗族、亲族的观念使其民与京师联系紧密、休戚相关，守土抗敌之情甚浓。
以子弟兵组成首都卫戍军来保卫京城，其中防微杜渐之意亦深。
北军兵力强盛，装备精良，有很强的战斗力。
吕后死后，陈平、周勃就是依靠北军之力制服诸吕的。
南军与北军在汉初至文帝时期界限分明，但以后逐渐混同，这与长安城的扩建及变更有一定关系。
到武帝执政时，皇宫禁卫军的组成主要有以下两部分力量：
郎卫 其长官为郎中令（光禄勋），主管宫内警卫侍从，属皇帝的近卫亲军，一般也兼用作仪仗。
有车、户、骑三部，其来源主要是官僚、贵族、富豪子弟，当孝廉制度确立后，郡国所举孝廉，大率先充任此职。
其成员皆有秩禄，编制不定，一般近千人。
郎卫鞍马、武器等装备多由自备，其服役一定时间后，多外放官吏，少数成为皇帝侍中，一般升迁也较其他官员快。
汉“卫”字瓦当陕西西安西郊汉未央宫遗址出土“卫”即“卫尉”之省卫士 其长官是卫尉，主要负责皇宫、离宫别馆、陵寝宗庙、中央官署的保卫工作。
其组成人员的来源正与北军相反，多从三辅以外的内地诸郡现役驻军中选拔。
其费用全部由国家供给，在京服役期多为一年。
在此期间皇帝本人及高级大臣亲临嘉勉，以示宠重。
人数一般可达万人。
武帝时期对长安卫戍部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皇宫禁卫军方面。
这一时期诞生了两支新的武装力量，即期门军与羽林军，其编制上隶属郎卫系统。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期门军的成员构成，全部从陇西、北地良家子中选拔。
是因为该地民风刚劲、剽悍，与匈奴羌人杂处，弓马娴熟、武艺超群的缘故。
羽林军与期门军来源、职守、待遇基本一致。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
与更番屯守的卫士相区别，期门、羽林两军是长任长驻的，服役期比其他卫士要长得多。
由于两军人员皆源于北方边郡，且选拔苛严，这两支军队在素质上、战斗力上亦高于一般郎卫，加之没有太多家庭及政治背景，也更容易驾驭，且绝对忠于武帝本人，因此这二军应是郎卫系统中最具尚武精神、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建制羽林军的同时，武帝“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羽林孤儿”由阵亡将士子弟组成，从小就生活于军营中，在经过严格而系统的军事训练之后，编入羽林军。
由于他们幼年就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且军事素养均非常人可比，多是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职业化军人；加之受皇室待遇优厚，效忠帝王意识极为强烈。
拥有这样一批甘效死命的精锐之士，武帝于宫中便可高枕无忧了。
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的设置，不但壮大了皇室禁卫军的规模，同时也极大提高了战斗力。
此外，由于这部分长期扈从的存在，武帝就有了培育军队指挥人员的基地，其后名将多出自禁卫新军，恐怕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而西汉王朝中期连绵的对外对内战争，亦为这些精英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通过选拔、荐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进入军队担任高级将领，或转入政界充当官吏，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对各地军队的控制，提高了军队素质；同时亦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温文尔雅的士大夫式朝堂氛围，在每一次强力政策出台的背后，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支持与推动。
而武帝在这一大批新兴职业、半职业化军人的拥戴之下，其人身安全与豪迈理想的实现，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二、八校尉
武帝时期对京师卫戍部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加强北军及各部门的隶属、协调关系之调整。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北军中“八校尉”的建立。
西汉时期，保卫首都入京更番戍卫的军队，多由北军统辖。
从历史上看，诸吕之乱、巫蛊之祸一类的长安动乱均未直接对西汉政权构成威胁，这与北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有重要关系。
从兵力上看，北军有几万人，最多时可达十几万人，这都是郎卫、南军所无法比拟的。
从战斗力来说，由于是轮番入卫，各地均遣素质优秀兵士充任，其个人能力虽不及期门、羽林骁勇，但整体作战能力却更强。
从兵员构成上看，北军戍卫军士多出身行伍，因此也少有郎卫军中广为弥漫的贵族气息，而其指挥官多为皇帝心腹，其忠诚性较期门、羽林没有太多差距。
皇帝如果想保持长安诸宫的安全，期门、羽林尚可抵挡一时，但意欲保卫偌大长安，北军就成为首要的唯一依靠力量。
而好大喜功的武帝之雄心又不仅仅限于长安及三辅，威慑诸郡国，避免诸如“七国之乱”的祸端再起，也是其始终不敢淡忘的大事。
除了在政治、经济上不断打击、限制外，建立一支规模较大、诸兵种齐全的直辖精锐军队，也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北军的改编及诸兵种配置优化，成为武帝设置“八校尉”的根本目的所在。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侯。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
屯骑校尉，掌骑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
越骑校尉，掌越骑。
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
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
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
虎贲校尉，掌轻车。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这就是武帝所置八校尉的基本情况。
与其他京师部队相比，“八校尉”及其统辖军队有某种独特的特征：
首先，“八校尉”兵种齐全。
除旧有兵种专业化加强外，对于骑兵尤其重视。
八校尉军中，执掌骑兵的就有四部：屯骑、越骑、长水、胡骑。
这反映了在新的战争及历史条件下，军队的机动能力已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与飞跃。
一旦国内有变，皇家铁骑就会在最短时间内奔赴战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闪电式打击。
而虎贲校尉所部“轻车”虽已不再复为军队的主力，但在一定地形环境下与射声校尉所部神箭手配合仍不失为一支攻守兼备的特种部队。
在两军对峙不下时，“轻车重弩”在重铠、长矛的掩护下，仍是攻坚的利斧，防守的钢城。
其次，八校尉军的士兵构成与其他诸军有很大不同。
一方面，八校尉所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具有募兵性质；另一方面，就是越骑、胡骑、长水等部的骑士多由归附西汉王朝的少数民族构成。
这些来自马背上的民族，善骑射，耐疾苦，武艺精湛。
他们的出现使西汉王朝近卫骑兵的构成更趋先进，他们骑射的技艺、对马匹的培训都为内地骑士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榜样；同时，这些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战士，在中原无所依托，逐渐成为一支专门为皇帝效死力的雇佣军。
八校尉所属部队军人不再是番替入戍，而是长驻屯守京师的常备军。
这与南、北军士兵是根本不同的。
我国帝制王朝建立伊始，“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基本上没有其他类型的军队组成来源。
而长屯兵、常备军、雇佣军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军事制度，特别是兵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这表明，在统一的、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中，以往的单一征兵制显然已然不能满足因边界战争、国内矛盾频生条件下国家军事发展的需要。
加强中央集权，争取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也都需要军事制度尽快发生相应的变革。
武帝时期的时代环境，正为这种变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八校尉及其所属近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日益成为北军中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影响之下，北军整体作战能力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职能亦不再仅仅局限首都卫戍任务，在武帝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八校尉为主体的北军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到武帝统治后期，西汉王朝已建立起一支直属皇帝、精锐机动的皇家兵团，内以震慑诸王、郡国，外可开疆拓土，斩逆伐异。
同时，以中央为重点，辐射全国的“居重驭轻”的兵力部署格局亦基本形成。
军队是历代王朝用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政权的必要手段。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
统治者在标榜鼓吹文德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军队的建设，军兵种多样化，更大程度上是在不断加强。
当武帝踌躇满志地面对偌大的西汉王朝在构想他的宏基伟业时，他不能不为自己刚刚步入的辉煌的帝王历程而迫切地寻找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单单凭借“嫡传”的血统、先帝的威望所能够获得和驾驭的，这种力量必须是绝对忠诚于他个人的，是可以摧毁一切胆敢侵犯他利益的敌对势力的。
在他的豪华宫城之外，这种力量可以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幕来护卫、维护他。
维护他那些天才的构想与奢侈的追求，维护他的绝对权威与无上光荣。
于是武帝决定要按自己的意志来组织这种力量。
汉都长安是西汉帝国的心脏。
影响全国的每一道诏令，访问远方的每一批使者，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武帝及其先辈们的家园，那些鳞次栉比的雄伟宫殿，巧夺天工的苑囿、别墅，也都坐落于这座宏伟巨大的城市内外。
而密密匝匝的政府官署、国家机构更是牵动整个王朝的每一根神经的中枢所在。
但除去高大坚固的夯筑城墙与一道半天然半人工的护城河外，在辽阔的秦川大地上，长安再无险可据。
如何保卫帝都的安全以确保其正常有序地运作，自然是武帝极为关注的大事。
秦汉王朝的首都均驻有直属中央的精锐部队。
按其职责不同，可划分为首都卫戍军与皇宫禁卫军两大部分，各有统辖机构，其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担任保卫首都、中央政府、皇室的任务。
汉初以来仍继续施行秦代“征兵”之制，具体划分士卒为三类：材官，车骑，楼船，大体相当于步兵（含射手），骑兵与车兵（已不占主体），水军。
所征士兵一般依照地域划分，由郡尉等官吏进行召集、训练。
其活动一般多在农闲时进行，所有被征发者须无条件到指定地域集结，装备多由国家供给。
地方常驻军队数量很少，但更番入卫长安的士卒则多由这些地方军队中选拔，统归卫尉或中尉（执金吾）来掌握。
一般认为，由卫尉掌管的卫士多驻防宫门以内，时称“南军”。
与此相对，由中尉所掌卫士驻长乐、未央两宫以北，被称为“北军”。
南军职责是守卫皇宫，西汉一代，未央宫基本上保持着皇宫的地位，是保护的重点区域。
未央宫处长安城南部，守军因此得名。
除未央宫外，南军亦承担保卫其他宫殿安全的任务。
因此严格地讲，南军主要是指宫殿区卫戍军。
北军主要用以保卫城防，驻扎范围较南军更广，人数亦多。
与南军战士相同，北军士兵也是每年轮流调充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北军士兵多由三辅地区现役战士充任。
三辅地区邻近京师，乡土、宗族、亲族的观念使其民与京师联系紧密、休戚相关，守土抗敌之情甚浓。
以子弟兵组成首都卫戍军来保卫京城，其中防微杜渐之意亦深。
北军兵力强盛，装备精良，有很强的战斗力。
吕后死后，陈平、周勃就是依靠北军之力制服诸吕的。
南军与北军在汉初至文帝时期界限分明，但以后逐渐混同，这与长安城的扩建及变更有一定关系。
到武帝执政时，皇宫禁卫军的组成主要有以下两部分力量：
郎卫 其长官为郎中令（光禄勋），主管宫内警卫侍从，属皇帝的近卫亲军，一般也兼用作仪仗。
有车、户、骑三部，其来源主要是官僚、贵族、富豪子弟，当孝廉制度确立后，郡国所举孝廉，大率先充任此职。
其成员皆有秩禄，编制不定，一般近千人。
郎卫鞍马、武器等装备多由自备，其服役一定时间后，多外放官吏，少数成为皇帝侍中，一般升迁也较其他官员快。
汉“卫”字瓦当陕西西安西郊汉未央宫遗址出土“卫”即“卫尉”之省卫士 其长官是卫尉，主要负责皇宫、离宫别馆、陵寝宗庙、中央官署的保卫工作。
其组成人员的来源正与北军相反，多从三辅以外的内地诸郡现役驻军中选拔。
其费用全部由国家供给，在京服役期多为一年。
在此期间皇帝本人及高级大臣亲临嘉勉，以示宠重。
人数一般可达万人。
武帝时期对长安卫戍部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皇宫禁卫军方面。
这一时期诞生了两支新的武装力量，即期门军与羽林军，其编制上隶属郎卫系统。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期门军的成员构成，全部从陇西、北地良家子中选拔。
是因为该地民风刚劲、剽悍，与匈奴羌人杂处，弓马娴熟、武艺超群的缘故。
羽林军与期门军来源、职守、待遇基本一致。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
与更番屯守的卫士相区别，期门、羽林两军是长任长驻的，服役期比其他卫士要长得多。
由于两军人员皆源于北方边郡，且选拔苛严，这两支军队在素质上、战斗力上亦高于一般郎卫，加之没有太多家庭及政治背景，也更容易驾驭，且绝对忠于武帝本人，因此这二军应是郎卫系统中最具尚武精神、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建制羽林军的同时，武帝“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羽林孤儿”由阵亡将士子弟组成，从小就生活于军营中，在经过严格而系统的军事训练之后，编入羽林军。
由于他们幼年就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且军事素养均非常人可比，多是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职业化军人；加之受皇室待遇优厚，效忠帝王意识极为强烈。
拥有这样一批甘效死命的精锐之士，武帝于宫中便可高枕无忧了。
期门、羽林、羽林孤儿的设置，不但壮大了皇室禁卫军的规模，同时也极大提高了战斗力。
此外，由于这部分长期扈从的存在，武帝就有了培育军队指挥人员的基地，其后名将多出自禁卫新军，恐怕正是这种成果的体现。
而西汉王朝中期连绵的对外对内战争，亦为这些精英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通过选拔、荐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进入军队担任高级将领，或转入政界充当官吏，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对各地军队的控制，提高了军队素质；同时亦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温文尔雅的士大夫式朝堂氛围，在每一次强力政策出台的背后，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支持与推动。
而武帝在这一大批新兴职业、半职业化军人的拥戴之下，其人身安全与豪迈理想的实现，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二、八校尉
武帝时期对京师卫戍部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加强北军及各部门的隶属、协调关系之调整。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北军中“八校尉”的建立。
西汉时期，保卫首都入京更番戍卫的军队，多由北军统辖。
从历史上看，诸吕之乱、巫蛊之祸一类的长安动乱均未直接对西汉政权构成威胁，这与北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有重要关系。
从兵力上看，北军有几万人，最多时可达十几万人，这都是郎卫、南军所无法比拟的。
从战斗力来说，由于是轮番入卫，各地均遣素质优秀兵士充任，其个人能力虽不及期门、羽林骁勇，但整体作战能力却更强。
从兵员构成上看，北军戍卫军士多出身行伍，因此也少有郎卫军中广为弥漫的贵族气息，而其指挥官多为皇帝心腹，其忠诚性较期门、羽林没有太多差距。
皇帝如果想保持长安诸宫的安全，期门、羽林尚可抵挡一时，但意欲保卫偌大长安，北军就成为首要的唯一依靠力量。
而好大喜功的武帝之雄心又不仅仅限于长安及三辅，威慑诸郡国，避免诸如“七国之乱”的祸端再起，也是其始终不敢淡忘的大事。
除了在政治、经济上不断打击、限制外，建立一支规模较大、诸兵种齐全的直辖精锐军队，也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北军的改编及诸兵种配置优化，成为武帝设置“八校尉”的根本目的所在。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侯。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
屯骑校尉，掌骑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
越骑校尉，掌越骑。
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
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
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
虎贲校尉，掌轻车。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这就是武帝所置八校尉的基本情况。
与其他京师部队相比，“八校尉”及其统辖军队有某种独特的特征：
首先，“八校尉”兵种齐全。
除旧有兵种专业化加强外，对于骑兵尤其重视。
八校尉军中，执掌骑兵的就有四部：屯骑、越骑、长水、胡骑。
这反映了在新的战争及历史条件下，军队的机动能力已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与飞跃。
一旦国内有变，皇家铁骑就会在最短时间内奔赴战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闪电式打击。
而虎贲校尉所部“轻车”虽已不再复为军队的主力，但在一定地形环境下与射声校尉所部神箭手配合仍不失为一支攻守兼备的特种部队。
在两军对峙不下时，“轻车重弩”在重铠、长矛的掩护下，仍是攻坚的利斧，防守的钢城。
其次，八校尉军的士兵构成与其他诸军有很大不同。
一方面，八校尉所属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具有募兵性质；另一方面，就是越骑、胡骑、长水等部的骑士多由归附西汉王朝的少数民族构成。
这些来自马背上的民族，善骑射，耐疾苦，武艺精湛。
他们的出现使西汉王朝近卫骑兵的构成更趋先进，他们骑射的技艺、对马匹的培训都为内地骑士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榜样；同时，这些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战士，在中原无所依托，逐渐成为一支专门为皇帝效死力的雇佣军。
八校尉所属部队军人不再是番替入戍，而是长驻屯守京师的常备军。
这与南、北军士兵是根本不同的。
我国帝制王朝建立伊始，“兵农合一”的征兵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基本上没有其他类型的军队组成来源。
而长屯兵、常备军、雇佣军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军事制度，特别是兵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这表明，在统一的、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中，以往的单一征兵制显然已然不能满足因边界战争、国内矛盾频生条件下国家军事发展的需要。
加强中央集权，争取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也都需要军事制度尽快发生相应的变革。
武帝时期的时代环境，正为这种变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八校尉及其所属近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日益成为北军中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影响之下，北军整体作战能力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职能亦不再仅仅局限首都卫戍任务，在武帝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八校尉为主体的北军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到武帝统治后期，西汉王朝已建立起一支直属皇帝、精锐机动的皇家兵团，内以震慑诸王、郡国，外可开疆拓土，斩逆伐异。
同时，以中央为重点，辐射全国的“居重驭轻”的兵力部署格局亦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