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学与郡国学
一、公孙弘奏议董仲舒
在其《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
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是淄川薛邑（今山东青州北）人，家境贫寒，年轻时在海边养猪为生。
四十多岁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
花甲之年，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天子意，旋病免。
不久，又以贤良征，对策第一，复拜为博士。
他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俭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
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
公孙弘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他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
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
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
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
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
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
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听说三代的制度，乡里有教育机构，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
劝勉人们为善，让他们在朝廷显名；征戒作恶的人，给他们施加刑罚。
所以教化的推行，树立榜样从京师开始，由内到外。
如今陛下昭显最高德行，开启大明，匹配天地，推本人伦，劝勉从学，修习礼仪，推崇教化奖励贤才，以此风化四方，这是太平政治的根本。
以往政理教化未能谐合，礼制不完备，请求利用原有机构而重新振兴。
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
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
各郡、国、县、道、邑有爱好文学，尊敬长上，严守政令教化，和顺乡里，而名副其实的人，由县令、国相、县长、县丞上报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当随上计吏一同赴京师太常那里报到，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参加学习。
一年后就都参加考试，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可以递补文学掌故的缺位；其中优秀可以担任郎中的，由太掌造册上奏。
如果有才能特别突出的异等人才，就把名字上报。
那些不好好学习或者才能低下的人，以及不能通晓一种经书的人，就开除他。
而那些推荐了不合格弟子的人要受处罚。这可以说是确立西汉官方经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继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了。
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
它自创建到清末，历代最高学府多被称为太学，其意义深远是不难想象的。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
从某一方面讲，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其成为只知向上爬、头脑简单的利禄小人。
二、太学与太学生
武帝建元年间设五经博士时并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由丞相公孙弘奏议，才产生了博士弟子课试的制度。
由于博士学习的地方叫太学，所以把博士弟子称为太学生。
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帝国时代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时改为太常。
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国有疑事”要“掌承问对”，即参加议政。
另外，博士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项工作。
众博士之上设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
仆射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之人担当，是后代大学校长的前身。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
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
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
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十八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的“任贤童”。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大有人在。
武帝时的太学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叫“射策法”。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
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
射之言投射也”。
可见这是一种抽签式的考试，一年进行一次。
武帝立的是儒家“五经博士”，教学内容当然以讲经学为主。
经学大师在专门的学堂讲学，弟子在台下听教诲，遇到有名儒授课，更是济济一堂，颇有学术气氛。
西汉时纸未普及，帛贵难以承担，主要使用简牍。
简牍书写速度慢，不易出版，所以大师学说师师相传，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师法。
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规范师法、家法的标准，纷争迭起，连年不已，给太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时间自学。
学校提倡太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求教。
先秦游学的风尚依然流行。
汉代太学鼓励自学，允许自由讨论，不但为当时造就了一批学识渊博、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而且对今天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汉代太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官学。
它的创建代表了汉朝兴盛时期的文明。
武帝强调中央集权，全国统一。
太学给汉朝政府培养了大批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来治国的儒生，解决了人才的蓄给，巩固了汉武帝的政权。
从某种角度看，博士弟子课试实质是试学僮之制的扩大和演变。
它进一步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汉·
讲学图汉武帝建立太学，以官禄为诱饵，来实现独尊儒术的目标，用心可谓深远。
从此后，研读儒家经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一时蔚然成风，使汉代选补官吏进一步儒术化。
所以《汉书·儒林传》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同时总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三、郡国学的设置武帝时，蜀郡守是一个叫文翁的人，他十分尊崇儒家的仁政之说，重视教化。
可是他管辖的地方很偏远，多是少数民族，有许多陋习，“蛮夷风”盛行。
文翁决定用儒家之说来施行教化。
首先他从县郡小吏中选出一批聪明伶俐、有文学修养的优秀之材，亲自饬厉之后，派往京师学习儒经和律令。
学成归蜀，作为老师再教授当地人文明习俗。
同时，文翁又在成都市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官”，招收当地人做门徒，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之安心学习。
学成之后，成绩显著的委以重任。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创制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
郡国学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广泛的社会影响。
蜀守文翁可以说是郡国学的倡导者。
文翁办学的事情传到武帝耳朵里，立刻得到赏识，认为是一个可以推广的好方法，于是诏令全国：“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一来，作为按朝廷统一命令设置的帝国时代的地方官学就产生了。
汉代的郡国学是以行政区划“郡”、“国”为范围的地方官学，按级别分为学、校、庠、序。
其中学和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和序类似，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个级别。
汉代因为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所以郡国学隶属于当地行政部门。
许多郡守自己当老师讲课授业。
汉代的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长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
清代学者黄本骥认为西汉的郡文学相当于后代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
郡国学以宣传儒家教化为目的，郡国学成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基地。
郡国学、校、庠、序都致力于教化百姓，学校祭拜孔子的礼节就是由此开始的。
一些郡守曾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来引导地方礼仪。
为了加强教学效果，一些郡守延请名儒来授课，让学生听到最正宗的讲义。
虽然武帝时期创立的郡国学尚属初级阶段，但它执经教义，推行儒家文化收到很好的效果。
太学和郡国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帝国时代官学在武帝时已形成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庠序、学校、太学由低到高三个等级。
董仲舒建议的三大文教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在武帝手中一一实现，创建了一套以儒家经学为内容，政教合一，通过考试选官的教育制度。
先秦儒家理想的学制模式由武帝时代的儒生变为现实。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许多教学管理制度和教课方式被历代所沿用。
在其《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
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公孙弘是淄川薛邑（今山东青州北）人，家境贫寒，年轻时在海边养猪为生。
四十多岁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
花甲之年，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天子意，旋病免。
不久，又以贤良征，对策第一，复拜为博士。
他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俭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
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
公孙弘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他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
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
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
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
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
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
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公孙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听说三代的制度，乡里有教育机构，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
劝勉人们为善，让他们在朝廷显名；征戒作恶的人，给他们施加刑罚。
所以教化的推行，树立榜样从京师开始，由内到外。
如今陛下昭显最高德行，开启大明，匹配天地，推本人伦，劝勉从学，修习礼仪，推崇教化奖励贤才，以此风化四方，这是太平政治的根本。
以往政理教化未能谐合，礼制不完备，请求利用原有机构而重新振兴。
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
太常选择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
各郡、国、县、道、邑有爱好文学，尊敬长上，严守政令教化，和顺乡里，而名副其实的人，由县令、国相、县长、县丞上报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认为可以的人，当随上计吏一同赴京师太常那里报到，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参加学习。
一年后就都参加考试，能通晓一门经书以上的，可以递补文学掌故的缺位；其中优秀可以担任郎中的，由太掌造册上奏。
如果有才能特别突出的异等人才，就把名字上报。
那些不好好学习或者才能低下的人，以及不能通晓一种经书的人，就开除他。
而那些推荐了不合格弟子的人要受处罚。这可以说是确立西汉官方经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继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了。
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
它自创建到清末，历代最高学府多被称为太学，其意义深远是不难想象的。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
从某一方面讲，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其成为只知向上爬、头脑简单的利禄小人。
二、太学与太学生
武帝建元年间设五经博士时并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由丞相公孙弘奏议，才产生了博士弟子课试的制度。
由于博士学习的地方叫太学，所以把博士弟子称为太学生。
汉代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帝国时代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时改为太常。
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国有疑事”要“掌承问对”，即参加议政。
另外，博士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项工作。
众博士之上设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
仆射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之人担当，是后代大学校长的前身。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
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
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
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十八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岁的“任贤童”。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
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大有人在。
武帝时的太学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叫“射策法”。
“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
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
射之言投射也”。
可见这是一种抽签式的考试，一年进行一次。
武帝立的是儒家“五经博士”，教学内容当然以讲经学为主。
经学大师在专门的学堂讲学，弟子在台下听教诲，遇到有名儒授课，更是济济一堂，颇有学术气氛。
西汉时纸未普及，帛贵难以承担，主要使用简牍。
简牍书写速度慢，不易出版，所以大师学说师师相传，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师法。
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规范师法、家法的标准，纷争迭起，连年不已，给太学生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汉代太学除经师讲学外，学生有充裕时间自学。
学校提倡太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求教。
先秦游学的风尚依然流行。
汉代太学鼓励自学，允许自由讨论，不但为当时造就了一批学识渊博、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而且对今天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汉代太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官学。
它的创建代表了汉朝兴盛时期的文明。
武帝强调中央集权，全国统一。
太学给汉朝政府培养了大批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来治国的儒生，解决了人才的蓄给，巩固了汉武帝的政权。
从某种角度看，博士弟子课试实质是试学僮之制的扩大和演变。
它进一步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汉·
讲学图汉武帝建立太学，以官禄为诱饵，来实现独尊儒术的目标，用心可谓深远。
从此后，研读儒家经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一时蔚然成风，使汉代选补官吏进一步儒术化。
所以《汉书·儒林传》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同时总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三、郡国学的设置武帝时，蜀郡守是一个叫文翁的人，他十分尊崇儒家的仁政之说，重视教化。
可是他管辖的地方很偏远，多是少数民族，有许多陋习，“蛮夷风”盛行。
文翁决定用儒家之说来施行教化。
首先他从县郡小吏中选出一批聪明伶俐、有文学修养的优秀之材，亲自饬厉之后，派往京师学习儒经和律令。
学成归蜀，作为老师再教授当地人文明习俗。
同时，文翁又在成都市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官”，招收当地人做门徒，免除他们的徭役，使之安心学习。
学成之后，成绩显著的委以重任。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创制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
郡国学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广泛的社会影响。
蜀守文翁可以说是郡国学的倡导者。
文翁办学的事情传到武帝耳朵里，立刻得到赏识，认为是一个可以推广的好方法，于是诏令全国：“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一来，作为按朝廷统一命令设置的帝国时代的地方官学就产生了。
汉代的郡国学是以行政区划“郡”、“国”为范围的地方官学，按级别分为学、校、庠、序。
其中学和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和序类似，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个级别。
汉代因为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所以郡国学隶属于当地行政部门。
许多郡守自己当老师讲课授业。
汉代的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长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
清代学者黄本骥认为西汉的郡文学相当于后代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
郡国学以宣传儒家教化为目的，郡国学成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基地。
郡国学、校、庠、序都致力于教化百姓，学校祭拜孔子的礼节就是由此开始的。
一些郡守曾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来引导地方礼仪。
为了加强教学效果，一些郡守延请名儒来授课，让学生听到最正宗的讲义。
虽然武帝时期创立的郡国学尚属初级阶段，但它执经教义，推行儒家文化收到很好的效果。
太学和郡国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帝国时代官学在武帝时已形成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庠序、学校、太学由低到高三个等级。
董仲舒建议的三大文教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重选举，广取士，在武帝手中一一实现，创建了一套以儒家经学为内容，政教合一，通过考试选官的教育制度。
先秦儒家理想的学制模式由武帝时代的儒生变为现实。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许多教学管理制度和教课方式被历代所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