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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始置五经博士

一、什么是“五经”

《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也。”由此可见,“经”的原意是丝线。

因为古代的书籍写在竹简上,用丝线穿起来,所以用“经”引申为书籍。

如《国语·吴语》“挟经秉抱”句中的“经”,便是指书。

所谓“五经”,指儒家的典籍《诗》《书》《礼》《易》《春秋》。

本来,应该是“六经”,即前述五经再加上《乐》。

不过,由于《乐》独无“经”而仅有“记”,所以“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

其中《诗》《书》《礼》《易》为古代遗书,早就有的。

《诗》是唱歌的歌词,归乐师所管。

天子诸侯祭祀用的叫“颂”,宴客时用的叫“雅”和“风”。

这些诗歌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它们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开创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先河。

《书》是古代史官对当时国事有历史价值的内容所作的记载,包括君主和大臣间的对话、战争的誓词等,实际是一部历史档案。

“礼”起始于祭祀的仪典。

周代已形成一套系统的典仪制度,对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严格的规定,此类有关礼制的文字记录便是《礼》。

《易》传说是周文王在狱中作的一部关于占卜的书。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仔细研究了古代的《诗》《书》《礼》《易》,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删订,并把它们作为自己学派的著作来讲习。

孔子把《诗》由三千多篇删成为三百零五篇,所以《诗》又称“诗三百”。

他又把《书》由三千二百多篇减为一百篇。

为了研究《易》,孔子废寝忘食经常读到深夜,传说穿书的带子都被磨断了。

孔子透悟《易》之后,作了十篇《易传》,又称《易十翼》

,阐述了儒家的宇宙观,乃成今之《周易》。

此外,据说孔子用编年体写了一部关于鲁国历史的书叫《春秋》(实际应是孔子对鲁史《春秋》做了修改)。

其中阐发了他的政治观点,不仅是他的政治哲学,而且成为历代天子的行为准则,是一部法典式的著作。

儒家弟子把孔子用一生心血编写的五部著作称为“五经”。

前文已经指出,古时将书籍称之为“经”,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战国时,百家言多以“经”称,如老子有《道德经》,李悝有《法经》等。

至于后来对“经”的神化,那就另枟尚书纬枠称孔子求枟书枠,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撰定为百二篇。

枟汉书·

艺文志枠则称“凡百篇”。

西汉建立后,废除了许多秦时钳制思想的政策,诸子百家又开始逐步活跃起来。

儒生们在本门典籍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

经过儒家弟子的多年努力,到武帝时终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此一来,“五经”便正式成为帝国时期的经典,经学也专门用来指儒学了。

由于孔子的著作多口传弟子,所以因各人的理解不同,时间长了就产生了分歧。

汉时由原书引申出来的作品多加以“传”字,以相区别,明显读者。

当时“五经”皆有传,除《春秋》的左氏、榖梁、公羊三传、《诗》的齐、鲁、韩三家传外,还有《尚书大传》《易传》,以及由孔子弟子卜商作的《丧服传》等。

儒家还有两部著作——《孝经》和《论语》。

传说《孝经》是孔子专门教授给最讲孝道的弟子曾参的。

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故对《孝经》非常推崇信仰。

《论语》是儒家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书。

“论”字古作“

”,即把竹简装排成册的意思。

汉代以后,随着尊孔读经的发展,儒“经”的数目不断扩大,不仅《礼》三分为《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三传均升格为“经”,而且增入《论语》

《孝经》《尔雅》《孟子》,终于形成所谓“十三经”的庞大体系。

二、博士的由来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世官制衰落,推贤之风盛行,士人受到当权者的重视。

当时称呼士人为“博士”、“通士”或“达士”。

《说文》:“博,大通也。”

据文献记载,可知博士官设立于战国末年。

当时战火连绵不断,诸侯割据四方,博士知识渊博,通古晓今,在他们的辅助下,君主如虎添翼,称霸于天下。

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就把博士作为帝王顾问,参与议政的职位固定下来。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博士一职仍被保留。

博士掌图书,备顾问,管礼制。

李斯的焚书奏议中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反映了博士当时的职责实况。

秦始皇巡游、封禅中也多有博士参与。

因为博士是掌百家言的,所以其类别也十分庞杂。

如秦始皇曾命博士做《仙真人诗》,一路唱给他听。

在琅琊做梦和海神打架,也要询问占梦博士。

由此可以看出博士当时的工作范围是十分琐碎又无规则的。

项羽打到咸阳时,一把火烧得秦宫室三月不灭,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损坏了。

博士所藏百家言自然也灰飞烟尽,不知所终。

加上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使中国古典书籍遭到两次毁灭性的灾难,几乎中断。

幸赖儒家一直有口传典籍的传统,许多儒家经典就这样在口头上保存下来。

汉高祖时秦博士叔孙通带领儒家弟子百余人制定汉家礼仪,使儒家博士地位有所提高。

但汉初朝中多武臣,当时虽有博士一职,并无很大发展。

惠帝时解除了禁藏私书令,文化思想自由重新兴起,儒家弟子的队伍也逐步有所发展。

文帝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开始繁荣。

在这个前提下,文帝设置了诸子博士。

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官,为置博士。”

说明当时各家学派纷纷立馆授学,而通一经者可以立为汉·

讲经画像砖 四川成都出土博士。

东汉人赵歧说: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这实际也给刘歆的话做了注解。

由于口传多误,一经往往分为几派。

文帝针对这种情况,一经设多家博士。

《诗》博士有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治《书》者全国只有济南伏生。

他已九十高龄,不便入京,于是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他家中去学习,并任命他的学生欧阳生为博士。

景帝时,除了《诗》博士齐人辕固外,又增加《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

及武帝之前,经学博士已置《诗》《书》《春秋》三经,其中《诗》有齐、

鲁、韩三家。

这时博士官和秦朝相比,儒家居多,有垄断之势。

建元五年(前136)春,武帝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因《诗》分三家言,所以实际共七家博士。

因为擅长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许多人杂以新解,别出心裁,力求进身,以至经书派别林立,后来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与此有很大关系。

武帝当时只设博士,后来丞相公孙弘建议为其设博士弟子五十人。

因博士弟子经过考试可以做官,使儒学和官学结合起来,博士官以后的主要职责为教授经学。

独尊儒术后,朝中博士升迁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读书人学经进博风气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时为一百人,成帝时达三千人,东汉竟达三万余人,可见禄利的诱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经博士的意义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诏,“置五经博士”。

前文指出,武帝刚刚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便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当时他任用了相当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务,如以窦婴为丞相,以田为太尉,以赵第绾为御史大夫,以王臧为郎中令等等。

这批儒者上台后,“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搞得热火朝天。

然而,他们“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的做法,却触犯了以武帝祖母窦太后为首的窦氏集团的利益,于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儒道之争的形式展开了。

建元二年(前139),“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使这场高层斗争达到最高潮。

结果,窦太后取得胜利,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窦婴、田也被免官,尊立儒术的活动暂时遭受挫折。

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也许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训,这次他改从设置学官入手,作为尊儒的新突破口。

如此,便有了“置五经博士”的举措。

事实表明,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仅为级别不高的小官,职掌只是顾问、议政,没有什么实权,由此而兴儒,不会引起反对党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武帝之前,儒学已立《诗》《书》《春秋》三经博士,这次再增立《易》《礼》二经博士,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职率由士人充任,与知识层关系密切,以此作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拥护,便于形成舆论优势,方可收到“润物细无声”之效,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

从事实的发展来看,置五经博士后仅一年,反儒派的首领人物窦太后便去世了。

可见武帝这次选择的时机也非常好。

估计当时年迈的窦太后已经气息奄奄,对她孙子设置五经博士,既不屑过问,也无力过问了。

武帝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空当,迈出了尊儒活动关键性的一步。

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一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顾颉刚指出说:“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

自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

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诗》谏政,蔚为时尚。

可以这样讲,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其尊崇儒术的意图,变作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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