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由崇尚黄老向独尊儒术的变化
窦太后死后，武帝少了后宫干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真正得以贯彻执行，从而结束了汉初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面，达到统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后，两千年来或增或补，但一直处于独尊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独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几代人艰辛努力的结果。
儒家产生于春秋后期，当时各国诸侯崇尚争霸，人民渴望统一。
社会知识层纷纷著书立说，各家之言蓬勃兴起，他们从不同角度讨论治国之道，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欣欣向荣。
秦国选择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经过变法改革，数代努力，终于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继续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而疏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片面要求“亲亲尊尊之恩绝”，使人们正常心理受到压抑，于是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秦朝统治。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社会经济衰退、统治力量薄弱的情况，采用了从道家学说演变来的黄老思想治理国家。
黄帝是传说中一个古代明君，战国时许多门派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许多人冒充黄帝名字著书。
过去一些学者曾认为“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庄之说”。
但自马王堆遗物中发现了与《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即《经法》
《十六经》《称》《道原》）之后，证明“黄老”和“老庄”其实有不同之处，是杂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内容的道学思想。
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说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对人民不过多干涉，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减少对统治者的反抗。
这项国策对恢复经济生产，积累物质财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国上下研习黄老说成为一种风尚。
甚至在当时知识层中，以黄老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被推崇到了极致。
当道家思想居指导地位时，儒家学说处境不太乐观。
高祖刘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讨厌儒生嗦嗦的俗套。
他经常大骂“竖儒”，甚至当众夺过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以示轻蔑。
有一个聪明的鲁国儒生叫叔孙通的了解到这种情况，就穿着楚国的短打扮去拜见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欢心，被授官为博士。
一次，汉朝廷举行礼典。
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礼仪为何物，他们在殿内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闹哄哄的不成体统。
论赏不服的甚至动枪弄棒，整个场面好像推选山大王一样。
高祖看着座下人的样子，也感觉和自己一国之君 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
这一切都让叔孙通看在眼里，他趁机上前进谏说：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２００），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见。
被叔孙通训练过的大臣彬彬有礼，井然有序。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
于是刘邦大喜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从此不再轻易污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
叔孙通因治理有功被封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为郎。
虽然经过叔孙通及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观，但由于当政者用的是持“黄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没有什么大发展。
高祖之后，情况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变化。
汉初统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
其中曹参是第一个明确用“黄老之学”来指导政治的丞相。
他在齐国任相时，听说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就用重金请来，拜为老师，学习黄老学说。
丞相萧何死后，吕后遵夫训用曹参继之，曹参把黄老之术推向全国。
文景时继续用黄老治国。
《风俗通·正失》中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景帝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当然熟读黄老，所以景帝继承文帝政策，举事无变更。
当时学习黄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学者，几乎无人不读。
儒家本为诸子百家中的大派，有深厚的基础，它的传播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尤其当惠帝废除“挟书律”和高后元年的除“妖言令”后，收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的效果。
儒家崇尚复古，保留古籍颇多，自此开始兴盛起来。
“黄老之学”主张无为，不同于法家专制，在对待文化上力求安定。
文帝尊奉黄老同时，对其他学派的代表也加以任用。
如原秦朝柱下御史张苍，因其“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被任为丞相。
洛阳青年贾谊，“颇通诸家之书”，二十多岁升为太中大夫。
儒家代表用他们的观点针砭时弊，指出秦速亡的原因是秦统治者不施仁政，废礼仪、严酷法。
儒学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另外儒家有广收门徒传统，当年孔子有弟子三千，汉时儒学大师兴办私学，培养了许多儒学人才。
如济南人伏生研究《尚书》，到文景时，桃李满天下。
河间王刘德修古好学，求得许多先秦遗书，在封国内大办儒学，许多山东儒生跟从他学习。
文帝时为先秦诸子书设置专门博士官，儒家本为显学，所设博士中以儒派居多。
景帝时经学博士已设《诗》《书》《春秋》三家，仅《诗》一经就有齐、鲁、韩三家博士。
文帝时商议巡狩、封禅礼仪程序，专门派人研究儒家经典，许多儒生跻身到统治者阶层。
随着儒学势力突飞猛进，儒家代表要求在政治领域也占一席之地。
文帝时有儒生上书，提出修太学，建立儒家提倡的一统天下的万世之基。
当儒家在政治上积极争取时，和占统治思想地位的道家产生了矛盾。
有一次《诗》博士辕固和道家学者黄生对于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问题在景帝面前争论起来。
黄生认为汤武是弑君谋位，辕固认为是时代所趋，顺民心，受天命。
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下，因为上下有别，不能乱来；汤武以臣子的身份灭自己君主，取而代之，当然是弑君谋位。”没想到辕固反应更快，立刻反诘说：“按照你的理论，高祖建汉代秦也是弑君谋位了？”黄生被逼问得哑口无言。
景帝看到这情景，赶紧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味。
讨论学问不说汤武，不能属愚昧。”从此后，没有人敢再讨论汤武问题。
这次儒道交锋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儒家毫不示弱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事发生不久，儒生辕固又和窦太后发生冲突。
一日窦太后问辕固老子书如何，辕固鄙视地说：“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窦太后立刻被气坏了，她除了大骂儒家书是“司空城旦书”即罪人言之外还不肯罢休，又强迫辕固入圈和野猪搏斗。
景帝虽然认为学术讨论直陈意见不能算过，但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好递给辕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进去。
也是辕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猪心，安然无恙地从圈中出来了。
窦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辕固终于幸免于难。
景帝为了避免再起冲突，就把辕固调任清河太傅。
在这两次儒道相争的正面冲突中儒家似乎并不占上风，说明道家主体地位依然很稳固。
但是儒生们并不气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来适应新的形势，扩大影响。
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描述的正是汉初儒道相争的局面。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对汉初经济恢复、政治稳定起过积极作用。
同时它要求“君无为而臣有为”，希望君主“恭俭无欲”、“贵柔守雌”，这种主张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涉郡国事务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汉初皇帝权力下降，地方势力过强的局面。
儒家强调尊王权，大一统，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势，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为统治思想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武帝即位后，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
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从此道家学说退出政治意识主体地位。
二、关于尊儒若干问题的辨析
被奉为一代鸿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时已被拜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时已五十八岁，可谓是大器晚成者。
为了研究学问，董仲舒经常用《诗经》中“夙夜匪解”来激励自己，三年都顾不上抬头望一眼窗外翠绿的菜园。
他领悟儒家经典，尤其对《公羊春秋》的研究更为透彻。
他同时又广泛学习阴阳、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张，吸取适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体系进行改造和发展，使其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并终于在武帝策问中脱颖而出，圆满地回答了所有提问，阐发了公羊派儒学“大一统”主张，奠定了儒学成为帝制社会统治思想的基础。
一般认为，汉武帝是采纳董仲舒对策中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但董仲舒究竟于何年对策？
史书却语焉不详，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迄今亦无定论。
因此，董氏对策的年代，自然就成为论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
大体说来，学术界关于董仲舒对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说法。
各说虽都列举出了不少赖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理董仲舒由，但却皆非“坚壁不可撼”。
相对来看，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五月说，获得较多学者的认同，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当然，这两说再作比较，又以建元元年说更具普遍性。
我们认为，在当前没有发现更新的资料情况下，暂依建元元年说不失为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主要是因为此说能较好地融汇史书中的各种记载，使之在逻辑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在建元元年，而同书《董仲舒传》则言，“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
这就是说，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对策中的有关建议之后，才下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
所以，董氏的对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将《汉书》
中这两处记载统一起来。
当年司马光等编撰《通鉴》，之所以将董仲舒的对策系于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据，恐怕正在于此。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汉世诏举贤良，率有对策，而且一个人可不止一次被举为贤良。
如公孙弘，于“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两次被举，即为典型实例。
公孙弘既被举贤良两次，表明他曾对策两次。
有研究者推测，董仲舒的对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许多蛛丝马迹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应对过策，只是策文非《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而已。
史书所以未明载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黄老言，不说儒术’的窦太后尚在，武帝虽以董仲舒之策为优，但以其推崇儒术，所言又直，不敢擢其为举首。
董仲舒既非举首，建元元年事遂没”。
我们以为，这个推测，有其一定的道理。
据此来看，《通鉴》系董仲舒对策于建元元年，既对又不对。
对者，这年董氏确有对策之举；不对者，这年董氏的对策，并非天人三策。
至此，对《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一段资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贯通了。
原来这是董氏的又一次对策，论者多以“天人三策”当之，或近是。
最后的“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一句，应是高度概括的话，意谓自此之后，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才陆续脱颖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对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实上，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因为公孙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对策后，被武帝擢为第一才实现的。
董仲舒极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违抗，又提出“三纲五常”说，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论调让武帝十分欣赏，因为这样就找到了消除诸侯势力，统一天下，加强中央集权的理由。
董仲舒主张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谋而合。
同时他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消除了历经几代的儒道之争，去掉了武帝的一块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学说循章照办了吗？
这是我们必须辨析的第二个问题。
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乍看起来，这里的“罢”是罢百家之言，但实际上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广开门路兼容并蓄的政策。
如“学长短纵横术”的纵横家主父偃，阴阳家严安和“以辨博能属文”的终军，通过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还在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先后六次下诏，选拔诸子学者，可见并不是只用儒学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并未全罢。
如果再看看下面的一些实例，那么，武帝没有完全罢黜百家而是兼收并蓄的实情，便看得更清楚了。
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御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只有丞相公孙弘一人是名符其实的儒生，其他均为诸子学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于元封五年下求茂才异等诏，其出发点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谓“泛驾之马”、“
弛之士”均在被选之列，充分表现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记·龟策列传》所说：“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武帝之不终于崇儒以敷治。”
“尊儒”只是武帝实现统治的一种手段。
武帝多次对匈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并不符合儒家一贯以理服人、反对劳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张，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反对。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讲所谓施仁义云云，直臣汲黯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只好“变色而罢朝”。
这就是王夫之说的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而亡实”。
武帝实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驰。
如为了筹集军款，汉廷曾“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线，得民购物以亿计，奴婢数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这近似于抢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张格格不入。
为了完成一统大业，必须有一批赞同强权，崇尚武力的法家来支持。
武帝于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狱而闻名的张汤。
他给武帝制定法律条文，执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欢的大臣，稳定朝纲。
又重用另一个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于理财，他替武帝制定新经济政策，作为对匈奴战争的后方强援。
同时在地方任用许多酷吏，如杜周、宁成、赵禹、周阳由、尹齐、王温舒、杨仆、咸宣等。
他们镇压豪强地主和欺凌百姓的手段残忍，毫不客气，使人民谈“吏”色变。
总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是打着尊儒的幌子，而实行对其统治有利的一套办法而已。
他并没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说教行事。
三、独尊儒术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复合多元体形式的，可以说各家思想均对它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讲仁义、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法家重视法制，善用刑罚。
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各派优点，尤其是道、法两家的精华而产生的。
武帝独尊儒术后，它在当权者的支持下，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重人伦、讲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义轻利、尊公蔑私、贵理贱欲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化。
儒学被武帝立为指导思想后，随着帝国时代的兴盛而繁荣，随其衰落而削弱，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影响时间之长和覆盖之广在全世界是无可比拟的。
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学、考据学各个领域，同时和政治、教育、伦理、宗教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汉代开始，历代学校教育，选拔人才均以儒家经学作标准和主要内容，使儒学思想成为帝国时代统治的精神主体，儒家原则成为帝国时代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
由于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其中宣扬的积极成分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
它要求人们死读经书，不注重创造、革新，对中国近代的愚昧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点，外国人的看法，似乎比我们自己要更敏锐些。
例如早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学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张的政治、文化大一统，使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发展（休谟说）。
再如２０世纪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学崇拜传统和墨守成规，使中国思想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一切科学和思想进步所必需的；中国传统精神对人评价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识，从而使知识失去了其独立性和价值，只是为封建伦理服务，也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读经书，以求升官发财（韦尔斯说）。
应该看到，尊儒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差不多都具有这样的正、负两面性。
如董仲舒系统论述的“三纲五常”概念，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家庭秩序，增强了信、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却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抹杀人的本性，成为帝国伦理的牺牲品。
西汉时民风本很淳朴，男女可以结伴同行，同席饮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并不主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独尊儒术后，帝国统治者发展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变成丈夫的附属品。
她们在封建夫权压抑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数不清的人间悲剧一代代上演着。
在政治上，董仲舒总结秦重法轻德而失天下的教训，提醒武帝王道核心应是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广施仁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他主张“君主民本”，把民众当做国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为了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又创造了“天谴说”，表明君权虽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终会被天惩罚，实行朝代更迭。
这种思想使君王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对自己纵权行为有所收敛，对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发展有积极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统”概念，它帮助武帝铲除了郡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大一统”思想被历代统治者积极倡导，从长远来看，对民族融合与友好相处有积极意义。
《汉书·终军传》记载：“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大一统”概念促进了民族共同意识的产生，从此“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把我国古代祖先追溯到黄帝，把中原地区和周边匈奴及各少数民族统称为华夏民族，互为兄弟，正是这种九九归一的民族爱国心，一直到今天还牵动着亿万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对中国本土的文化构成、政治经济生活、伦理道德、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流传到世界各地，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十分广泛，成为他们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
日本于５１３年，圣德太子设五经学，扩大儒学传播。６０４年，他又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日本政府不断派学者到中国学习儒学，并带回去许多经书。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行为、思维、习俗、信仰、观念等多个方面，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窦太后死后，武帝少了后宫干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真正得以贯彻执行，从而结束了汉初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面，达到统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后，两千年来或增或补，但一直处于独尊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独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几代人艰辛努力的结果。
儒家产生于春秋后期，当时各国诸侯崇尚争霸，人民渴望统一。
社会知识层纷纷著书立说，各家之言蓬勃兴起，他们从不同角度讨论治国之道，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欣欣向荣。
秦国选择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经过变法改革，数代努力，终于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继续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而疏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片面要求“亲亲尊尊之恩绝”，使人们正常心理受到压抑，于是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秦朝统治。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社会经济衰退、统治力量薄弱的情况，采用了从道家学说演变来的黄老思想治理国家。
黄帝是传说中一个古代明君，战国时许多门派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许多人冒充黄帝名字著书。
过去一些学者曾认为“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庄之说”。
但自马王堆遗物中发现了与《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即《经法》
《十六经》《称》《道原》）之后，证明“黄老”和“老庄”其实有不同之处，是杂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内容的道学思想。
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说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对人民不过多干涉，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减少对统治者的反抗。
这项国策对恢复经济生产，积累物质财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国上下研习黄老说成为一种风尚。
甚至在当时知识层中，以黄老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被推崇到了极致。
当道家思想居指导地位时，儒家学说处境不太乐观。
高祖刘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讨厌儒生嗦嗦的俗套。
他经常大骂“竖儒”，甚至当众夺过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以示轻蔑。
有一个聪明的鲁国儒生叫叔孙通的了解到这种情况，就穿着楚国的短打扮去拜见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欢心，被授官为博士。
一次，汉朝廷举行礼典。
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礼仪为何物，他们在殿内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闹哄哄的不成体统。
论赏不服的甚至动枪弄棒，整个场面好像推选山大王一样。
高祖看着座下人的样子，也感觉和自己一国之君 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
这一切都让叔孙通看在眼里，他趁机上前进谏说：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２００），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见。
被叔孙通训练过的大臣彬彬有礼，井然有序。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
于是刘邦大喜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从此不再轻易污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
叔孙通因治理有功被封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为郎。
虽然经过叔孙通及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观，但由于当政者用的是持“黄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没有什么大发展。
高祖之后，情况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变化。
汉初统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
其中曹参是第一个明确用“黄老之学”来指导政治的丞相。
他在齐国任相时，听说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就用重金请来，拜为老师，学习黄老学说。
丞相萧何死后，吕后遵夫训用曹参继之，曹参把黄老之术推向全国。
文景时继续用黄老治国。
《风俗通·正失》中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景帝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当然熟读黄老，所以景帝继承文帝政策，举事无变更。
当时学习黄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学者，几乎无人不读。
儒家本为诸子百家中的大派，有深厚的基础，它的传播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尤其当惠帝废除“挟书律”和高后元年的除“妖言令”后，收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的效果。
儒家崇尚复古，保留古籍颇多，自此开始兴盛起来。
“黄老之学”主张无为，不同于法家专制，在对待文化上力求安定。
文帝尊奉黄老同时，对其他学派的代表也加以任用。
如原秦朝柱下御史张苍，因其“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被任为丞相。
洛阳青年贾谊，“颇通诸家之书”，二十多岁升为太中大夫。
儒家代表用他们的观点针砭时弊，指出秦速亡的原因是秦统治者不施仁政，废礼仪、严酷法。
儒学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另外儒家有广收门徒传统，当年孔子有弟子三千，汉时儒学大师兴办私学，培养了许多儒学人才。
如济南人伏生研究《尚书》，到文景时，桃李满天下。
河间王刘德修古好学，求得许多先秦遗书，在封国内大办儒学，许多山东儒生跟从他学习。
文帝时为先秦诸子书设置专门博士官，儒家本为显学，所设博士中以儒派居多。
景帝时经学博士已设《诗》《书》《春秋》三家，仅《诗》一经就有齐、鲁、韩三家博士。
文帝时商议巡狩、封禅礼仪程序，专门派人研究儒家经典，许多儒生跻身到统治者阶层。
随着儒学势力突飞猛进，儒家代表要求在政治领域也占一席之地。
文帝时有儒生上书，提出修太学，建立儒家提倡的一统天下的万世之基。
当儒家在政治上积极争取时，和占统治思想地位的道家产生了矛盾。
有一次《诗》博士辕固和道家学者黄生对于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问题在景帝面前争论起来。
黄生认为汤武是弑君谋位，辕固认为是时代所趋，顺民心，受天命。
黄生反驳说：“帽子再旧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下，因为上下有别，不能乱来；汤武以臣子的身份灭自己君主，取而代之，当然是弑君谋位。”没想到辕固反应更快，立刻反诘说：“按照你的理论，高祖建汉代秦也是弑君谋位了？”黄生被逼问得哑口无言。
景帝看到这情景，赶紧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味。
讨论学问不说汤武，不能属愚昧。”从此后，没有人敢再讨论汤武问题。
这次儒道交锋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儒家毫不示弱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事发生不久，儒生辕固又和窦太后发生冲突。
一日窦太后问辕固老子书如何，辕固鄙视地说：“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窦太后立刻被气坏了，她除了大骂儒家书是“司空城旦书”即罪人言之外还不肯罢休，又强迫辕固入圈和野猪搏斗。
景帝虽然认为学术讨论直陈意见不能算过，但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好递给辕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进去。
也是辕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猪心，安然无恙地从圈中出来了。
窦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辕固终于幸免于难。
景帝为了避免再起冲突，就把辕固调任清河太傅。
在这两次儒道相争的正面冲突中儒家似乎并不占上风，说明道家主体地位依然很稳固。
但是儒生们并不气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来适应新的形势，扩大影响。
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描述的正是汉初儒道相争的局面。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对汉初经济恢复、政治稳定起过积极作用。
同时它要求“君无为而臣有为”，希望君主“恭俭无欲”、“贵柔守雌”，这种主张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涉郡国事务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汉初皇帝权力下降，地方势力过强的局面。
儒家强调尊王权，大一统，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势，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为统治思想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武帝即位后，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
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从此道家学说退出政治意识主体地位。
二、关于尊儒若干问题的辨析
被奉为一代鸿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时已被拜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时已五十八岁，可谓是大器晚成者。
为了研究学问，董仲舒经常用《诗经》中“夙夜匪解”来激励自己，三年都顾不上抬头望一眼窗外翠绿的菜园。
他领悟儒家经典，尤其对《公羊春秋》的研究更为透彻。
他同时又广泛学习阴阳、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张，吸取适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体系进行改造和发展，使其更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并终于在武帝策问中脱颖而出，圆满地回答了所有提问，阐发了公羊派儒学“大一统”主张，奠定了儒学成为帝制社会统治思想的基础。
一般认为，汉武帝是采纳董仲舒对策中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但董仲舒究竟于何年对策？
史书却语焉不详，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迄今亦无定论。
因此，董氏对策的年代，自然就成为论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先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
大体说来，学术界关于董仲舒对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说法。
各说虽都列举出了不少赖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理董仲舒由，但却皆非“坚壁不可撼”。
相对来看，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五月说，获得较多学者的认同，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当然，这两说再作比较，又以建元元年说更具普遍性。
我们认为，在当前没有发现更新的资料情况下，暂依建元元年说不失为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主要是因为此说能较好地融汇史书中的各种记载，使之在逻辑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在建元元年，而同书《董仲舒传》则言，“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
这就是说，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对策中的有关建议之后，才下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
所以，董氏的对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将《汉书》
中这两处记载统一起来。
当年司马光等编撰《通鉴》，之所以将董仲舒的对策系于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据，恐怕正在于此。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汉世诏举贤良，率有对策，而且一个人可不止一次被举为贤良。
如公孙弘，于“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两次被举，即为典型实例。
公孙弘既被举贤良两次，表明他曾对策两次。
有研究者推测，董仲舒的对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许多蛛丝马迹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应对过策，只是策文非《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而已。
史书所以未明载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黄老言，不说儒术’的窦太后尚在，武帝虽以董仲舒之策为优，但以其推崇儒术，所言又直，不敢擢其为举首。
董仲舒既非举首，建元元年事遂没”。
我们以为，这个推测，有其一定的道理。
据此来看，《通鉴》系董仲舒对策于建元元年，既对又不对。
对者，这年董氏确有对策之举；不对者，这年董氏的对策，并非天人三策。
至此，对《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一段资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贯通了。
原来这是董氏的又一次对策，论者多以“天人三策”当之，或近是。
最后的“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一句，应是高度概括的话，意谓自此之后，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才陆续脱颖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对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实上，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因为公孙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对策后，被武帝擢为第一才实现的。
董仲舒极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违抗，又提出“三纲五常”说，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论调让武帝十分欣赏，因为这样就找到了消除诸侯势力，统一天下，加强中央集权的理由。
董仲舒主张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谋而合。
同时他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消除了历经几代的儒道之争，去掉了武帝的一块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学说循章照办了吗？
这是我们必须辨析的第二个问题。
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乍看起来，这里的“罢”是罢百家之言，但实际上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广开门路兼容并蓄的政策。
如“学长短纵横术”的纵横家主父偃，阴阳家严安和“以辨博能属文”的终军，通过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还在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先后六次下诏，选拔诸子学者，可见并不是只用儒学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并未全罢。
如果再看看下面的一些实例，那么，武帝没有完全罢黜百家而是兼收并蓄的实情，便看得更清楚了。
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御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只有丞相公孙弘一人是名符其实的儒生，其他均为诸子学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于元封五年下求茂才异等诏，其出发点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谓“泛驾之马”、“
弛之士”均在被选之列，充分表现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记·龟策列传》所说：“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著名学者王夫之曾说：“武帝之不终于崇儒以敷治。”
“尊儒”只是武帝实现统治的一种手段。
武帝多次对匈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并不符合儒家一贯以理服人、反对劳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张，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反对。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讲所谓施仁义云云，直臣汲黯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只好“变色而罢朝”。
这就是王夫之说的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而亡实”。
武帝实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驰。
如为了筹集军款，汉廷曾“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线，得民购物以亿计，奴婢数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这近似于抢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张格格不入。
为了完成一统大业，必须有一批赞同强权，崇尚武力的法家来支持。
武帝于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狱而闻名的张汤。
他给武帝制定法律条文，执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欢的大臣，稳定朝纲。
又重用另一个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于理财，他替武帝制定新经济政策，作为对匈奴战争的后方强援。
同时在地方任用许多酷吏，如杜周、宁成、赵禹、周阳由、尹齐、王温舒、杨仆、咸宣等。
他们镇压豪强地主和欺凌百姓的手段残忍，毫不客气，使人民谈“吏”色变。
总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是打着尊儒的幌子，而实行对其统治有利的一套办法而已。
他并没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说教行事。
三、独尊儒术的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复合多元体形式的，可以说各家思想均对它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讲仁义、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法家重视法制，善用刑罚。
董仲舒的新儒学就是融合了各派优点，尤其是道、法两家的精华而产生的。
武帝独尊儒术后，它在当权者的支持下，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重人伦、讲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义轻利、尊公蔑私、贵理贱欲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化。
儒学被武帝立为指导思想后，随着帝国时代的兴盛而繁荣，随其衰落而削弱，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影响时间之长和覆盖之广在全世界是无可比拟的。
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学、考据学各个领域，同时和政治、教育、伦理、宗教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汉代开始，历代学校教育，选拔人才均以儒家经学作标准和主要内容，使儒学思想成为帝国时代统治的精神主体，儒家原则成为帝国时代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
由于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其中宣扬的积极成分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
它要求人们死读经书，不注重创造、革新，对中国近代的愚昧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点，外国人的看法，似乎比我们自己要更敏锐些。
例如早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学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张的政治、文化大一统，使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发展（休谟说）。
再如２０世纪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学崇拜传统和墨守成规，使中国思想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而这正是一切科学和思想进步所必需的；中国传统精神对人评价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识，从而使知识失去了其独立性和价值，只是为封建伦理服务，也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读经书，以求升官发财（韦尔斯说）。
应该看到，尊儒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差不多都具有这样的正、负两面性。
如董仲舒系统论述的“三纲五常”概念，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家庭秩序，增强了信、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却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抹杀人的本性，成为帝国伦理的牺牲品。
西汉时民风本很淳朴，男女可以结伴同行，同席饮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并不主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独尊儒术后，帝国统治者发展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变成丈夫的附属品。
她们在封建夫权压抑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数不清的人间悲剧一代代上演着。
在政治上，董仲舒总结秦重法轻德而失天下的教训，提醒武帝王道核心应是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广施仁义，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他主张“君主民本”，把民众当做国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为了限制君主权力，董仲舒又创造了“天谴说”，表明君权虽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终会被天惩罚，实行朝代更迭。
这种思想使君王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对自己纵权行为有所收敛，对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发展有积极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统”概念，它帮助武帝铲除了郡国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大一统”思想被历代统治者积极倡导，从长远来看，对民族融合与友好相处有积极意义。
《汉书·终军传》记载：“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大一统”概念促进了民族共同意识的产生，从此“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把我国古代祖先追溯到黄帝，把中原地区和周边匈奴及各少数民族统称为华夏民族，互为兄弟，正是这种九九归一的民族爱国心，一直到今天还牵动着亿万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对中国本土的文化构成、政治经济生活、伦理道德、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流传到世界各地，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十分广泛，成为他们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
日本于５１３年，圣德太子设五经学，扩大儒学传播。６０４年，他又制定了宪法十七条，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日本政府不断派学者到中国学习儒学，并带回去许多经书。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行为、思维、习俗、信仰、观念等多个方面，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