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登帝位的尴尬
一、先辈们留下的遗产
景帝后元三年（前１４１）正月十七日，刘彻满十六岁的太子冠礼在高祖庙内隆重举行。
举行了冠礼，就标志着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权、执兵之权、祭祀之权。
不料刘彻举行冠礼后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于未央宫，享年四十八岁，在位十六年。
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当日在父亲灵柩前继承大业，君临天下，是为汉武帝。
登上皇位之后，武帝封母亲为皇太后，祖母为太皇太后，长公主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他儿时“金屋藏娇”的诺言。
同时封母舅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
臧儿终于实现了重返富贵的梦想，当年下的赌注得到了回报。
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被华夏子孙世代传颂，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汉朝盛世并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秦始皇虽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束了许多年诸侯分割、战乱的局面，但是他实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难以忍受，终于在很短时间内被推翻了。
经过多年战乱，刘邦建立的西汉社会经济破败，到处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人口锐减，物资奇缺，米每石卖５０００钱，社会各阶层都十分贫困，甚至刘邦自己都难以配到四匹同色马来拉车，将相大臣有时只能坐牛车上朝。
刘邦对秦速亡的感触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陆贾来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
陆贾指出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对最高当局制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国策，对汉初经济恢复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刘邦采纳了多方面意见，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力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为了增加务农人口，除了军人复员，流民回家，又颁布释奴为民令。
同时缩短服役时间，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来减少农民的负担。
命萧何制定汉九律，施刑宽舒，完全不同于秦时酷刑。
惠帝、吕后时期，继续贯彻高祖时期国策，奉行“黄老”思想，采取各种办法补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
丞相萧何死后，吕后依照夫训任用曹参为相。
曹参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家。
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萧何遗制，与民休养生息。
有人作歌道：“萧何作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表现了当时人民安于恬静生活环境的美好心情。
吕后先后任用萧、曹、陈、王为相，一直坚持宽舒的政治政策，虽然她为人心狠手辣，报复心强，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吕雉仍不失为一个有功于国的执政者。
因此史学家司马迁客观地评价她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时期，经济有所恢复，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复杂多变。
政论家贾谊形容当时的社会形势为：“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说明当时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
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灭吕氏之乱后，各诸侯王羽翼渐丰，潜伏危机，威胁中央。
这在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针对社会形势，文景继续黄老“清静无为”，谦让宽容，严于律己，厉行节约。
文帝前元二年（前１７８）减免田租三十税一，这种租率一直被奉为汉朝定制。
前元十三年（前１６７）又命人制定皇帝亲耕、皇后亲桑的礼仪制度，大造振兴农业的声势。
景帝时允许人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垦荒，扩大生产规模。
文景时废除了“连坐法”这种酷刑。
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残害人肢体的肉。
刑也被废除，并把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
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稳定。
文景时帝王以身作则，俭省节约。
文帝曾想盖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十户中等人家财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对内宫要求朴素，禁止浪费。
文帝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帐不缀花。
到武帝即位时，汉王朝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时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马到公众场合就遭到耻笑。
和当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确实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汉初统治者奉行的黄老政治，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温和政策，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政局的稳定起了关键作用。
但对内纵容地方诸侯发展势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对外忍耐匈奴挑衅攻击，用和亲的软弱政策来安定边境，使边境人民生活在动荡的战争中。
武帝继承前辈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历史遗留问题也亟待他解决。
二、面临的两大社会难题
刘邦建立西汉后继承秦的统一模式和政治制度，但是他错误地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封制。
当平定了各异姓王叛乱，铲除他们的势力后，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并“刑白马盟”，与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些诸侯国北起燕代，南至江淮，东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异姓王的地盘。
刘邦分封同姓王时，他们多数年幼，迫于高祖威严，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制其军政事务，诸侯国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高祖并没想到自己百年后，所封刘氏弟子会给自己的后代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高祖故后，以后几代君主奉行黄老政治，休养生息，尽量避免战争来减少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这种怀柔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和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
文帝前元三年（前１７７），济北王刘兴居首先举起了反叛大旗，刘邦打算用同姓王安邦的美梦破灭了。
刘兴居是齐悼王刘肥的儿子，高后时封东牟侯。
后来因诛吕氏之乱，和其兄企图拥立齐王刘襄为帝。
文帝当政后，兄弟二人心存不满。
当匈奴进攻河套时，兴居趁机谋反，三个月即被消灭。
其本人在兵败后自杀。
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纠集兵马，在谷口（今陕西淳化南）叛乱，失败后在发配途中自杀。
济北、淮南二王的谋反，究其原因有许多被中央纵容的成分。
刘长是文帝的异母兄弟，按常例最应该对汉朝廷忠心耿耿。
他从小被吕后收养，仗势欺人。
长大后他固执地认为是审食其害死了生母赵姬，就自作主张用斧子将审砍死。
文帝对他随意杀人不但赦免无罪，而且允许他仪制同朝，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
同姓王谋反突出反映了中央执政的弊病所在。
朝中敏感的大臣早就观察到王国对中央的威胁。
贾谊在其《治安策》中把汉朝形势比喻成小腿肿得比腰还粗的病人，表现地方和中央势力的不均衡；把王国威胁的危险程度比喻为下有火种的干柴，可谓是危险之至。
贾谊提出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来削弱地方势力，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为文帝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出谋划策。
景帝继位后，地方势力有更大发展，王国威胁迫在眉睫，其中首推吴王刘濞。
当年平叛英布时，高祖觉察到他有反相，就告诫说：“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刘濞被封到物产丰富的吴国，他在此铸钱、煮盐，积累财富，招收天下人才，反心日益显重。
针对诸侯国威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决心加大解决地方势力的力度。
晁错关于“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
祸大”的观点也深深打动了景帝，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无为而治”不合时宜。
景帝的“削藩”政策果然激怒了刘濞，他派人和胶西王刘联系，同时约定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楚王和赵王凑成七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有点不知所措，害怕战争的一贯心理使他用袁盎之计处死晁错，企图迎合刘濞“诛晁错、清君侧”口号来平息叛乱。
当七国军队义无反顾继续北进时才使景帝清醒地认识到吴王之意不在“错”，而是为了谋取皇位，终于开始全力以赴来剿除叛乱。
他任用周亚夫为大将，动用全国兵力，三月后平息了叛乱，把吴、赵等诸侯国分割成小块，解决了其对中央的绝对威胁。
同时把官吏任免权收回中央，裁减了王国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职。
虽然对“七国之乱”胁依然存在，仍然阻碍中央集权的执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诸侯问题显然仍是汉帝国治理朝政的隐患。
景帝通过平定“七国之乱”，看到黄老执政的弊端，认为应该有新的出路。
于是任用儒家代表卫绾和王臧做太子老师，让小刘彻多方了解治国之道，为将来治国安邦做准备。
除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外，匈奴对汉朝边境的侵扰也是当政者的心腹大患。
北方少数民族匈奴，自战国后期以来，不断向中原地区侵扰，成为严重的边患。
秦代筑万里长城，修直道，目的全在防御匈奴。
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机扩大势力。
特别是冒顿单于即位后，其西逐月氏，东破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成为北方头号强国。
西汉建国后，鉴于匈奴的猖獗，刘邦于公元前２００年，亲率３２万大军“往击之”。
结果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整整七天。
“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后用陈平秘计，通过贿赂匈奴阏氏，使其劝说冒顿“开围一角”，刘邦方得逃出。
此后，高祖采纳曾劝其建都关中的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约为兄弟，结“和亲”之约，岁贡献，嫁公主，通关市。
如此，匈奴侵扰“乃少惠帝、吕后时，匈奴冒顿益骄，曾致书吕后，称“愿游中国”，并用挑衅的口气说：“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受此侮辱大怒，但畏于匈奴的强大，也只好低声下气报书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色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并献上车马，以示亲善。这样双方得以维持和亲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复修和亲，不过边境冲突亦时有发生。
特别自汉使燕人中行说降匈奴后，在其教唆下，双方冲突明显升级。
当时汉京长安距匈奴最近处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即可到达。
为此，汉廷在长安附近常常屯驻重兵，以防备匈奴。
总之，匈奴问题构成了汉初社会的另一大难题。
三、皇权和后权的矛盾
武帝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又受名师指导，自幼就了解到各派学术思想。
敢为的武帝在少年时就开始寻找治国方针，尤其对实行王道、称霸天下感兴趣。
怎样创立伟业，达到古代帝王盛世？
这一直困扰着他。
少年即位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天下人才到朝廷策问。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１４０），武帝颁布诏书，命丞相御史等高级官员和列侯及地方郡国推举贤良方正到京城策问。
武帝高坐在王椅上，面对底下芸芸众生，提出了“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要求他们从理论的高度来阐述。
素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的董仲舒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推出公羊派儒家理论，技压群芳，博得武帝欢心，解答了武帝多年的困惑。
他认识到儒学才是他一直寻觅的治国思想。
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卫绾、王臧也是儒生，当然支持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于是武帝任命推崇儒学又是外戚的窦婴和田为丞相和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朝臣中儒家势力立刻强大起来，他们积极活动建立明堂，用儒家思想执掌朝廷。
不料如此热热闹闹的尊儒活动却引起了后宫窦太后的不快。
窦太后名漪，又叫漪房，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
传说母亲早逝，父亲君；下有一个小弟，名广国，字少君。
父母双亡后，兄妹三人无依无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漪房长大后做了一名养蚕女，采桑养蚕挣钱度日，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
吕后时窦漪被选为宫女。
一方面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走；另一方面幼小的弟弟无人照顾，放心不下。
漪房望着尚不知情的小广国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她从驿站打了一盆水给弟弟梳洗干净，又要了一碗饭让他吃饱，叮咛了又叮咛，嘱咐了又嘱咐，然后才依依不舍地上路进京了。
窦漪刚进宫时只是侍候吕后的一名普通宫女。
过了一段时间，吕后把身边侍女挑选了一部分送给各诸侯王表示关爱，漪房也在被选之列。
她心想，如果能分到赵国，离家乡近一点，可以和亲戚取得联系，照顾弟弟小广国。
于是便去恳求负责此事的太监，他们答应后窦漪十分高兴，天天做梦都梦见回家了。
谁知临行时却发现自己被编在去代国的名册中。
窦漪恨透了说话不算数的太监，伤心地大哭起来，执意不走。
大家只好劝了又劝，她才勉勉强强、悲悲切切地上路了。
窦漪为人忠厚，性情温顺，易于和人相处。
虽然她十分不情愿到代国，还是尽心尽力地服侍代王和王妃。
她的人品让代王很欣赏，不久得到宠幸，生下一女二男，即后来的长公主刘嫖、景帝刘启和梁王刘武。
代王妃本有四个儿子，但都很命薄，母子五人先后去世。
这样窦漪的大儿子刘启就成了代王的长子。
吕氏集团被粉碎后，朝中大臣合议立其母贤惠、本人“仁孝宽厚”的代王刘恒为汉朝第四代天子，原来卑微无势的代王君临天下。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正月，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母以子贵”，窦漪顺理成章地册封为后，昔日采桑女母仪天下。
窦漪本性淳良，早年有坎坷的生活经历，所以为人不骄不躁，在宫中和其他嫔妃友好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争风吃醋的事。
薄太后是织女出身，偶尔受幸于高祖后一直遭受冷落。
婆媳俩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彼此更能互相理解。
薄太后指定立窦漪为皇后，又特下诏命，追尊窦后父亲为安城侯，母亲为安城夫人。
命令在清河郡设园邑二百家的大墓来供奉窦后父母，并设专门官吏奉守，比照灵文园先例祭祀。
窦氏家族纷纷入朝做官，后来任相的窦婴就是趁此机会踏入政界的。
窦后的兄长窦建被接到京师，弟弟广国却不知去向。
原来窦漪入宫后不久，弟弟就被卖作家奴了。
他受尽了欺凌折磨，几次倒卖，最后落到宜阳，在山中烧炭时遇上塌方，险些丧生，不久随主人到京城落户。
他听说新立皇后姓窦氏，清河观津人，便认定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姐姐，于是上书自陈，要求相认。
文帝和窦后在宫中接见他。
事隔多年后，广国长成壮实的小伙子，姐弟两个互相都不认识了。
窦广国想起小时候姐弟分别情形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回忆当初临别时姐姐给他梳洗、喂饭。
这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是他以后苦日子聊以自慰的美好回忆。
窦后听完后，确定他就是日夜思念的弟弟广国，两人抱头痛哭，终于相认了。
为了避免像吕氏家族那样外戚专权，朝中大臣认为对窦氏兄弟的教化很重要。
于是周勃、灌婴等人选著名学者做老师，对他俩进行德行教育。
经过教育的窦氏兄弟虽然地位尊贵，却从来不骄傲对人，成为谦谦君子。
窦后被立不久，就得了一场病双目失明了，文帝移宠于慎夫人和尹姬。
窦后为人豁达，从不争宠，安心相夫教子。
文帝执政平和、英明，窦后又有婆婆撑腰，皇后位置一直很稳固。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即位，窦漪尊为皇太后，窦氏势力有了发展。
窦太后派人把父亲当年淹死的湖填平，修成大坟，号为窦氏青山。
把弟弟窦广国封为章武侯，兄长窦建已故，其子窦彭祖为南皮侯。
从昆弟子窦婴在七国之乱中以军功封为魏其侯，后来官至丞相。
窦氏一族显世于汉朝廷。
窦太后从封后到太皇太后已有四十年历史，在朝廷中有很大势力，朝中大事必须向她请示。
窦太后年轻时跟文帝学习黄老思想，执行夫训。
史称窦氏“好黄帝、老子言”，并且令她的儿子和族人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把黄老奉成天条的窦太后当然不能容忍小孙子胡闹，就着手干预朝政，皇权和后权产生了矛盾。
景帝后元三年（前１４１）正月十七日，刘彻满十六岁的太子冠礼在高祖庙内隆重举行。
举行了冠礼，就标志着成人，才可以娶妻生子，有了治人之权、执兵之权、祭祀之权。
不料刘彻举行冠礼后十天，景帝染病，不久死于未央宫，享年四十八岁，在位十六年。
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当日在父亲灵柩前继承大业，君临天下，是为汉武帝。
登上皇位之后，武帝封母亲为皇太后，祖母为太皇太后，长公主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他儿时“金屋藏娇”的诺言。
同时封母舅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
臧儿终于实现了重返富贵的梦想，当年下的赌注得到了回报。
汉武帝作为一代明君被华夏子孙世代传颂，但是他的文治武功、汉朝盛世并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致，而是帝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秦始皇虽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束了许多年诸侯分割、战乱的局面，但是他实行的苛刑猛政使人民难以忍受，终于在很短时间内被推翻了。
经过多年战乱，刘邦建立的西汉社会经济破败，到处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人口锐减，物资奇缺，米每石卖５０００钱，社会各阶层都十分贫困，甚至刘邦自己都难以配到四匹同色马来拉车，将相大臣有时只能坐牛车上朝。
刘邦对秦速亡的感触很深，就派太中大夫陆贾来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
陆贾指出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的思想对最高当局制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国策，对汉初经济恢复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刘邦采纳了多方面意见，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力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为了增加务农人口，除了军人复员，流民回家，又颁布释奴为民令。
同时缩短服役时间，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来减少农民的负担。
命萧何制定汉九律，施刑宽舒，完全不同于秦时酷刑。
惠帝、吕后时期，继续贯彻高祖时期国策，奉行“黄老”思想，采取各种办法补充和完善高祖政策，大力推行教化，增加人口。
丞相萧何死后，吕后依照夫训任用曹参为相。
曹参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家。
他任相三年，一切按萧何遗制，与民休养生息。
有人作歌道：“萧何作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表现了当时人民安于恬静生活环境的美好心情。
吕后先后任用萧、曹、陈、王为相，一直坚持宽舒的政治政策，虽然她为人心狠手辣，报复心强，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吕雉仍不失为一个有功于国的执政者。
因此史学家司马迁客观地评价她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时期，经济有所恢复，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复杂多变。
政论家贾谊形容当时的社会形势为：“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说明当时朝廷和百姓仍不富裕。
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灭吕氏之乱后，各诸侯王羽翼渐丰，潜伏危机，威胁中央。
这在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针对社会形势，文景继续黄老“清静无为”，谦让宽容，严于律己，厉行节约。
文帝前元二年（前１７８）减免田租三十税一，这种租率一直被奉为汉朝定制。
前元十三年（前１６７）又命人制定皇帝亲耕、皇后亲桑的礼仪制度，大造振兴农业的声势。
景帝时允许人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垦荒，扩大生产规模。
文景时废除了“连坐法”这种酷刑。
诸如黥刑、劓刑、刖刑等残害人肢体的肉。
刑也被废除，并把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
多次大赦天下，力求政局稳定。
文景时帝王以身作则，俭省节约。
文帝曾想盖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十户中等人家财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对内宫要求朴素，禁止浪费。
文帝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帐不缀花。
到武帝即位时，汉王朝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时如果有人乘坐一匹母马到公众场合就遭到耻笑。
和当初高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确实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汉初统治者奉行的黄老政治，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温和政策，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政局的稳定起了关键作用。
但对内纵容地方诸侯发展势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对外忍耐匈奴挑衅攻击，用和亲的软弱政策来安定边境，使边境人民生活在动荡的战争中。
武帝继承前辈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历史遗留问题也亟待他解决。
二、面临的两大社会难题
刘邦建立西汉后继承秦的统一模式和政治制度，但是他错误地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封制。
当平定了各异姓王叛乱，铲除他们的势力后，高祖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并“刑白马盟”，与大臣、宗室共同商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些诸侯国北起燕代，南至江淮，东到大海，基本上取代了以前异姓王的地盘。
刘邦分封同姓王时，他们多数年幼，迫于高祖威严，中央派丞相和太傅就能基本控制其军政事务，诸侯国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高祖并没想到自己百年后，所封刘氏弟子会给自己的后代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高祖故后，以后几代君主奉行黄老政治，休养生息，尽量避免战争来减少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这种怀柔政策同时也助长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和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
文帝前元三年（前１７７），济北王刘兴居首先举起了反叛大旗，刘邦打算用同姓王安邦的美梦破灭了。
刘兴居是齐悼王刘肥的儿子，高后时封东牟侯。
后来因诛吕氏之乱，和其兄企图拥立齐王刘襄为帝。
文帝当政后，兄弟二人心存不满。
当匈奴进攻河套时，兴居趁机谋反，三个月即被消灭。
其本人在兵败后自杀。
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纠集兵马，在谷口（今陕西淳化南）叛乱，失败后在发配途中自杀。
济北、淮南二王的谋反，究其原因有许多被中央纵容的成分。
刘长是文帝的异母兄弟，按常例最应该对汉朝廷忠心耿耿。
他从小被吕后收养，仗势欺人。
长大后他固执地认为是审食其害死了生母赵姬，就自作主张用斧子将审砍死。
文帝对他随意杀人不但赦免无罪，而且允许他仪制同朝，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
同姓王谋反突出反映了中央执政的弊病所在。
朝中敏感的大臣早就观察到王国对中央的威胁。
贾谊在其《治安策》中把汉朝形势比喻成小腿肿得比腰还粗的病人，表现地方和中央势力的不均衡；把王国威胁的危险程度比喻为下有火种的干柴，可谓是危险之至。
贾谊提出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来削弱地方势力，可惜他英年早逝，不能为文帝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出谋划策。
景帝继位后，地方势力有更大发展，王国威胁迫在眉睫，其中首推吴王刘濞。
当年平叛英布时，高祖觉察到他有反相，就告诫说：“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刘濞被封到物产丰富的吴国，他在此铸钱、煮盐，积累财富，招收天下人才，反心日益显重。
针对诸侯国威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政策，决心加大解决地方势力的力度。
晁错关于“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
祸大”的观点也深深打动了景帝，因为在这种形势下“无为而治”不合时宜。
景帝的“削藩”政策果然激怒了刘濞，他派人和胶西王刘联系，同时约定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楚王和赵王凑成七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景帝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有点不知所措，害怕战争的一贯心理使他用袁盎之计处死晁错，企图迎合刘濞“诛晁错、清君侧”口号来平息叛乱。
当七国军队义无反顾继续北进时才使景帝清醒地认识到吴王之意不在“错”，而是为了谋取皇位，终于开始全力以赴来剿除叛乱。
他任用周亚夫为大将，动用全国兵力，三月后平息了叛乱，把吴、赵等诸侯国分割成小块，解决了其对中央的绝对威胁。
同时把官吏任免权收回中央，裁减了王国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职。
虽然对“七国之乱”胁依然存在，仍然阻碍中央集权的执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诸侯问题显然仍是汉帝国治理朝政的隐患。
景帝通过平定“七国之乱”，看到黄老执政的弊端，认为应该有新的出路。
于是任用儒家代表卫绾和王臧做太子老师，让小刘彻多方了解治国之道，为将来治国安邦做准备。
除了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外，匈奴对汉朝边境的侵扰也是当政者的心腹大患。
北方少数民族匈奴，自战国后期以来，不断向中原地区侵扰，成为严重的边患。
秦代筑万里长城，修直道，目的全在防御匈奴。
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机扩大势力。
特别是冒顿单于即位后，其西逐月氏，东破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成为北方头号强国。
西汉建国后，鉴于匈奴的猖獗，刘邦于公元前２００年，亲率３２万大军“往击之”。
结果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整整七天。
“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后用陈平秘计，通过贿赂匈奴阏氏，使其劝说冒顿“开围一角”，刘邦方得逃出。
此后，高祖采纳曾劝其建都关中的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约为兄弟，结“和亲”之约，岁贡献，嫁公主，通关市。
如此，匈奴侵扰“乃少惠帝、吕后时，匈奴冒顿益骄，曾致书吕后，称“愿游中国”，并用挑衅的口气说：“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受此侮辱大怒，但畏于匈奴的强大，也只好低声下气报书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色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并献上车马，以示亲善。这样双方得以维持和亲的局面。
文帝即位后，复修和亲，不过边境冲突亦时有发生。
特别自汉使燕人中行说降匈奴后，在其教唆下，双方冲突明显升级。
当时汉京长安距匈奴最近处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即可到达。
为此，汉廷在长安附近常常屯驻重兵，以防备匈奴。
总之，匈奴问题构成了汉初社会的另一大难题。
三、皇权和后权的矛盾
武帝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又受名师指导，自幼就了解到各派学术思想。
敢为的武帝在少年时就开始寻找治国方针，尤其对实行王道、称霸天下感兴趣。
怎样创立伟业，达到古代帝王盛世？
这一直困扰着他。
少年即位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天下人才到朝廷策问。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１４０），武帝颁布诏书，命丞相御史等高级官员和列侯及地方郡国推举贤良方正到京城策问。
武帝高坐在王椅上，面对底下芸芸众生，提出了“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问题，要求他们从理论的高度来阐述。
素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的董仲舒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推出公羊派儒家理论，技压群芳，博得武帝欢心，解答了武帝多年的困惑。
他认识到儒学才是他一直寻觅的治国思想。
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卫绾、王臧也是儒生，当然支持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于是武帝任命推崇儒学又是外戚的窦婴和田为丞相和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朝臣中儒家势力立刻强大起来，他们积极活动建立明堂，用儒家思想执掌朝廷。
不料如此热热闹闹的尊儒活动却引起了后宫窦太后的不快。
窦太后名漪，又叫漪房，清河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
传说母亲早逝，父亲君；下有一个小弟，名广国，字少君。
父母双亡后，兄妹三人无依无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漪房长大后做了一名养蚕女，采桑养蚕挣钱度日，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
吕后时窦漪被选为宫女。
一方面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走；另一方面幼小的弟弟无人照顾，放心不下。
漪房望着尚不知情的小广国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她从驿站打了一盆水给弟弟梳洗干净，又要了一碗饭让他吃饱，叮咛了又叮咛，嘱咐了又嘱咐，然后才依依不舍地上路进京了。
窦漪刚进宫时只是侍候吕后的一名普通宫女。
过了一段时间，吕后把身边侍女挑选了一部分送给各诸侯王表示关爱，漪房也在被选之列。
她心想，如果能分到赵国，离家乡近一点，可以和亲戚取得联系，照顾弟弟小广国。
于是便去恳求负责此事的太监，他们答应后窦漪十分高兴，天天做梦都梦见回家了。
谁知临行时却发现自己被编在去代国的名册中。
窦漪恨透了说话不算数的太监，伤心地大哭起来，执意不走。
大家只好劝了又劝，她才勉勉强强、悲悲切切地上路了。
窦漪为人忠厚，性情温顺，易于和人相处。
虽然她十分不情愿到代国，还是尽心尽力地服侍代王和王妃。
她的人品让代王很欣赏，不久得到宠幸，生下一女二男，即后来的长公主刘嫖、景帝刘启和梁王刘武。
代王妃本有四个儿子，但都很命薄，母子五人先后去世。
这样窦漪的大儿子刘启就成了代王的长子。
吕氏集团被粉碎后，朝中大臣合议立其母贤惠、本人“仁孝宽厚”的代王刘恒为汉朝第四代天子，原来卑微无势的代王君临天下。
文帝前元元年（前１７９）正月，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母以子贵”，窦漪顺理成章地册封为后，昔日采桑女母仪天下。
窦漪本性淳良，早年有坎坷的生活经历，所以为人不骄不躁，在宫中和其他嫔妃友好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争风吃醋的事。
薄太后是织女出身，偶尔受幸于高祖后一直遭受冷落。
婆媳俩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彼此更能互相理解。
薄太后指定立窦漪为皇后，又特下诏命，追尊窦后父亲为安城侯，母亲为安城夫人。
命令在清河郡设园邑二百家的大墓来供奉窦后父母，并设专门官吏奉守，比照灵文园先例祭祀。
窦氏家族纷纷入朝做官，后来任相的窦婴就是趁此机会踏入政界的。
窦后的兄长窦建被接到京师，弟弟广国却不知去向。
原来窦漪入宫后不久，弟弟就被卖作家奴了。
他受尽了欺凌折磨，几次倒卖，最后落到宜阳，在山中烧炭时遇上塌方，险些丧生，不久随主人到京城落户。
他听说新立皇后姓窦氏，清河观津人，便认定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姐姐，于是上书自陈，要求相认。
文帝和窦后在宫中接见他。
事隔多年后，广国长成壮实的小伙子，姐弟两个互相都不认识了。
窦广国想起小时候姐弟分别情形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回忆当初临别时姐姐给他梳洗、喂饭。
这件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直是他以后苦日子聊以自慰的美好回忆。
窦后听完后，确定他就是日夜思念的弟弟广国，两人抱头痛哭，终于相认了。
为了避免像吕氏家族那样外戚专权，朝中大臣认为对窦氏兄弟的教化很重要。
于是周勃、灌婴等人选著名学者做老师，对他俩进行德行教育。
经过教育的窦氏兄弟虽然地位尊贵，却从来不骄傲对人，成为谦谦君子。
窦后被立不久，就得了一场病双目失明了，文帝移宠于慎夫人和尹姬。
窦后为人豁达，从不争宠，安心相夫教子。
文帝执政平和、英明，窦后又有婆婆撑腰，皇后位置一直很稳固。
文帝死后，景帝刘启即位，窦漪尊为皇太后，窦氏势力有了发展。
窦太后派人把父亲当年淹死的湖填平，修成大坟，号为窦氏青山。
把弟弟窦广国封为章武侯，兄长窦建已故，其子窦彭祖为南皮侯。
从昆弟子窦婴在七国之乱中以军功封为魏其侯，后来官至丞相。
窦氏一族显世于汉朝廷。
窦太后从封后到太皇太后已有四十年历史，在朝廷中有很大势力，朝中大事必须向她请示。
窦太后年轻时跟文帝学习黄老思想，执行夫训。
史称窦氏“好黄帝、老子言”，并且令她的儿子和族人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把黄老奉成天条的窦太后当然不能容忍小孙子胡闹，就着手干预朝政，皇权和后权产生了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