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五月五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3）草菅民命，杀戮清流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4）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二年（1629）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5）爱新觉罗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6）轩辕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7）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8）"宁赠友邦，不给家奴"这是刚毅的话。刚毅（1834-1900），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新药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2）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3），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4）。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前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服药了。
服药虽然好像反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糊里糊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吴稚老指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3）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拼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4）药渣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多难之月"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2）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稀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五月五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济南惨案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3）革命政府成立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4）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5）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6）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古董数件。"不负责任的坦克车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个自称姓"张"的（2）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3）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4）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自称姓"张"的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3）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4）金圣叹批《三国演义》金圣叹（1608-1661），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2）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3）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现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4），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么，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6）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4）誓不签订辱国条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绝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5）航空捐参看本卷第17页注（3）。
（6）《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7）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王化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2）的了。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3）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4），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5）。
对于西藏的怀柔（6），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7）。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8）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9）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10）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11）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12）五月七日。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唯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13）十五夜记。
注释：（1）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2）"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3）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4）新疆的回民闹乱子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5）"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6）对于西藏的怀柔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7）对付瑶民的办法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玩弄"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8）上国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的。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9）红头阿三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
（10）"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轲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11）"远人"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2）"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13）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天上地下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2）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3），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4）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5）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6）。释迦（7）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8），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十九夜补记。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2）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3）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4）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5）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6）造起了宝塔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7）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8）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保留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1）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2）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3）。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4），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5）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6），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拼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7），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8）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五月十七日。
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
七月十九日。
注释：（1）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2）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3）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抢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4）"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语见《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5）三老通电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6）"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7）扑满陶制的储钱罐。
（8）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再谈保留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1），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2），靠俄款（3）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4）：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5）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6）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预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注释：（1）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4）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5）黄委员长即黄郛。
（6）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有名无实"的反驳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1）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2）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五月十八日。
注释：（1）不抵抗将军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2）"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求甚解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1），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2）（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3）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4）。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混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5），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五月十八日。
注释：（1）"和平"宣言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2）"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3）"誓不签订辱国条约"参看本卷第134页注（4）。"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4）电通社的消息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报》）（5）"好读书不求甚解"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后记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转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需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拦途扭往捕房控诉干叔奸侄女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唯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1）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2）。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才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处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哪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3）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现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迅、沈冰雁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唯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4），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纪事——"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自由谈》态度转变《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唯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服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5），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6）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7）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晃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作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会儿"要自由"，一会儿又"不要自由"，过一会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覆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拼个你死我活！"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分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分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8）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拼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莲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到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佬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9）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10）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哄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迅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迅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植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11）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12）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13）（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3）草菅民命，杀戮清流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4）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二年（1629）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5）爱新觉罗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6）轩辕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7）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8）"宁赠友邦，不给家奴"这是刚毅的话。刚毅（1834-1900），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新药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2）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3），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4）。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前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服药了。
服药虽然好像反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糊里糊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吴稚老指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3）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拼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4）药渣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多难之月"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2）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3）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稀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4）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5）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6）"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五月五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济南惨案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3）革命政府成立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4）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5）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6）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古董数件。"不负责任的坦克车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个自称姓"张"的（2）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3）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4）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自称姓"张"的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3）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4）金圣叹批《三国演义》金圣叹（1608-1661），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2）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3）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现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4），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么，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6）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3）五七和五九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4）誓不签订辱国条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绝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5）航空捐参看本卷第17页注（3）。
（6）《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7）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王化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2）的了。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3）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4），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5）。
对于西藏的怀柔（6），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7）。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8）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9）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10）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11）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12）五月七日。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唯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13）十五夜记。
注释：（1）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2）"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3）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4）新疆的回民闹乱子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5）"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6）对于西藏的怀柔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7）对付瑶民的办法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玩弄"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8）上国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的。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9）红头阿三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
（10）"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轲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11）"远人"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2）"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13）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天上地下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2）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3），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4）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5）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6）。释迦（7）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8），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十九夜补记。
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2）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3）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4）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5）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6）造起了宝塔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7）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8）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保留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1）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2）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3）。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4），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5）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6），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拼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7），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8）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五月十七日。
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
七月十九日。
注释：（1）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2）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3）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抢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4）"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语见《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5）三老通电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6）"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7）扑满陶制的储钱罐。
（8）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再谈保留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1），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2），靠俄款（3）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4）：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5）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6）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预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注释：（1）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2）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3）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4）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5）黄委员长即黄郛。
（6）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鑨《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有名无实"的反驳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1）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2）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五月十八日。
注释：（1）不抵抗将军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2）"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求甚解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1），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2）（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3）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4）。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混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5），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五月十八日。
注释：（1）"和平"宣言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2）"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3）"誓不签订辱国条约"参看本卷第134页注（4）。"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4）电通社的消息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报》）（5）"好读书不求甚解"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后记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转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需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拦途扭往捕房控诉干叔奸侄女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唯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1）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2）。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才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处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哪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3）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现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迅、沈冰雁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唯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4），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纪事——"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自由谈》态度转变《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唯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服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5），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6）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7）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晃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作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会儿"要自由"，一会儿又"不要自由"，过一会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覆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拼个你死我活！"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分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分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8）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拼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莲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到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佬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9）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10）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哄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迅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迅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植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11）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12）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13）（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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