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和 平 篇(3)
关于这次会见，秦邦宪在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张学良与蒋夫人都告诉蒋介石，要是不见周恩来他就无法获释。在他们(指周恩来与蒋介石)初次会见后，周(恩来)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介石)，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红色中华散记》，第16页。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见后，与宋子文就落实蒋介石的承诺交换了意见。据周恩来和秦邦宪在25日晚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即电文中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和蒋介石表示的意见――引者注)，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亦同意并愿意亲身送蒋走。杨(虎城)及我们对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关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见蒋介石之后与宋子文交换意见的情况，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恩来)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88页。
这天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和秦邦宪的情况下，即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西郊机场，并一同乘飞机前往洛阳。但是，当事人所述关于离开西安和抵达洛阳的时间，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4时余矣。”“遂登机起飞，5时20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页。
宋子文的日记中则记载说：“我们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③宋子文的侍从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说：“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不久我们到达机场。”“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页。
之所以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及抵达洛阳的时间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蒋介石是否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对张学良、杨虎城“恳切训示之。”
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的时候说，……张(学良)出去后，高(崇民)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介石)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3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页。
王菊人回忆说：“12月25日放蒋(介石)，是张(学良)突然决定，事先没有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4页。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采访了秦邦宪(博古)，他在当时的访谈笔记打印稿上记载说：“当时博古不知道张(学良)打算释蒋(介石)。他和别的一些人被请去参加东北军的一个会议，说服他们从原则上接受释蒋乃明智之举。博古仍然主张要等蒋‘公开声明’，答允改变政策之后才能释蒋。周(恩来)派他在下午2点去同张学良交谈，但因通知延误，他3点才去，这时他才获悉张学良已经(随蒋氏夫妇――此为原注，引者注)动身了。”②《红色中华散记》，第16―18、17―18页。
就在这次接受采访中，秦邦宪还说：“蒋介石发表的所谓《训词》(见其所著《西安蒙难记》――此为原注，引者注)，纯属虚构。根本没有过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后编出来的，是做给外界看以挽回面子的。这在西安尽人皆知。”②。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的详细情况。她写道：“3时响未既，见张(学良)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宋)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页。
宋美龄还记述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的经过：“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②“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学良)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座，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③“谈话约半小时毕，时已4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页。
尽管宋美龄言之凿凿，似乎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虑到当时从洛阳到西安所需的飞行时间，却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分别记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两次从洛阳飞抵西安的空中飞行时间。陈康齐写道：“12月20日，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时30分才启动，”“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页。
“12月22日，……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③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从洛阳到西安的飞行时间约需两个小时。
如果以蒋介石所述，他是“5时20分抵达洛阳”，那他就应该在3时20分，至迟为3时30分起飞。而从西安西郊机场到玄风桥高桂滋公馆，汽车尚有15至20分钟的车程，蒋介石在3时左右就应该离开玄风桥。如此看来，留给蒋介石“训示”张学良、杨虎城的时间几乎就挤不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成立与否？就有待诸位读者推敲分析了。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后，向杨虎城出示了亲笔所写的“手令”，全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柱国)、王(以哲)、缪(？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73页所刊手迹抄录。
蒋介石在临上飞机时再次对张学良、杨虎城予以承诺。据周恩来、秦邦宪在当天下午7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文稿，蒋介石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随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等乘坐张学良自备的波音飞机，飞离西安机场。当晚，蒋介石住中央军校洛阳分校。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并没有通知住在张公馆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周恩来和秦邦宪“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但通知未到张(学良)已亲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飞往洛阳。”③。
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泽东在两个多月之后，在接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曾这样说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下午7时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对蒋介石离开西安， 张学良陪送一事分析说：“估计此事，蒋(介石)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宋)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组行政)院布置。故蒋(介石)走张(学良)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杨虎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也表示十分钦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龙云的电报中表示：“此间文日(12日)之举，纯为促请蒋公立起抗日，已经向国人一致声明，最近蒋公已于此间主张业经完全容纳，定于即日实行。副座(张学良)遂于有日(25日)陪同飞洛(阳)，本日去(南)京。汉(卿)公此种伟大精神，令人叹服。”《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页。
25日晚，张学良从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虎城照蒋介石之意释放被扣压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月底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军用飞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7页。
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宋美龄和端纳乘坐的飞机由洛阳起飞，中午12时20分抵达南京大校机场。《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说：“(12月)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5页。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全文发表了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并标明是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训词称：“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②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4―1955、1955、1955―1956页。
在26日晚上，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从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②。
两天之后，蒋介石为西安事变事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则作出决议予以“慰留”。当天，蒋介石再请辞职。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表示对蒋介石请辞一举“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③。
至此，蒋介石从被释离开西安，到返回南京，进而“引咎自请处分”一幕，方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的“闹剧”，却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
是新阶段的开始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的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了周恩来、秦邦宪在19时发出的电报，得知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致电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电报指出：“在五个条件下(即毛泽东12月26日致电潘汉年电报中提出同陈立夫谈判时所提五项条件――引者注)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12月26日，周恩来、秦邦宪就西安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致电毛泽东转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甲)蒋(介石)、张(学良)昨经前线赴洛(阳)，与樊崧甫今午会面，中央军退潼关以东，西安已派人去监视。
(乙)西安发表蒋接受张、杨救国主张。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权利。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丙)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亦好，只其左右甚动摇，现正加紧解释，并请杨主持一切。
(丁)军事部署正在加紧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36页。
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7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徐特立、林彪、刘伯承、罗荣桓、李克农、冯文彬、周兴、廖承志、郭洪涛、邓颖超。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见后，与宋子文就落实蒋介石的承诺交换了意见。据周恩来和秦邦宪在25日晚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即电文中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和蒋介石表示的意见――引者注)，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亦同意并愿意亲身送蒋走。杨(虎城)及我们对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关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见蒋介石之后与宋子文交换意见的情况，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恩来)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88页。
这天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和秦邦宪的情况下，即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西郊机场，并一同乘飞机前往洛阳。但是，当事人所述关于离开西安和抵达洛阳的时间，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4时余矣。”“遂登机起飞，5时20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页。
宋子文的日记中则记载说：“我们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③宋子文的侍从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说：“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不久我们到达机场。”“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页。
之所以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及抵达洛阳的时间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蒋介石是否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对张学良、杨虎城“恳切训示之。”
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的时候说，……张(学良)出去后，高(崇民)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介石)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3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页。
王菊人回忆说：“12月25日放蒋(介石)，是张(学良)突然决定，事先没有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4页。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采访了秦邦宪(博古)，他在当时的访谈笔记打印稿上记载说：“当时博古不知道张(学良)打算释蒋(介石)。他和别的一些人被请去参加东北军的一个会议，说服他们从原则上接受释蒋乃明智之举。博古仍然主张要等蒋‘公开声明’，答允改变政策之后才能释蒋。周(恩来)派他在下午2点去同张学良交谈，但因通知延误，他3点才去，这时他才获悉张学良已经(随蒋氏夫妇――此为原注，引者注)动身了。”②《红色中华散记》，第16―18、17―18页。
就在这次接受采访中，秦邦宪还说：“蒋介石发表的所谓《训词》(见其所著《西安蒙难记》――此为原注，引者注)，纯属虚构。根本没有过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后编出来的，是做给外界看以挽回面子的。这在西安尽人皆知。”②。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的详细情况。她写道：“3时响未既，见张(学良)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宋)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页。
宋美龄还记述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的经过：“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②“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学良)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座，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③“谈话约半小时毕，时已4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页。
尽管宋美龄言之凿凿，似乎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虑到当时从洛阳到西安所需的飞行时间，却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分别记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两次从洛阳飞抵西安的空中飞行时间。陈康齐写道：“12月20日，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时30分才启动，”“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页。
“12月22日，……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③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从洛阳到西安的飞行时间约需两个小时。
如果以蒋介石所述，他是“5时20分抵达洛阳”，那他就应该在3时20分，至迟为3时30分起飞。而从西安西郊机场到玄风桥高桂滋公馆，汽车尚有15至20分钟的车程，蒋介石在3时左右就应该离开玄风桥。如此看来，留给蒋介石“训示”张学良、杨虎城的时间几乎就挤不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成立与否？就有待诸位读者推敲分析了。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后，向杨虎城出示了亲笔所写的“手令”，全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柱国)、王(以哲)、缪(？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73页所刊手迹抄录。
蒋介石在临上飞机时再次对张学良、杨虎城予以承诺。据周恩来、秦邦宪在当天下午7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文稿，蒋介石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随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等乘坐张学良自备的波音飞机，飞离西安机场。当晚，蒋介石住中央军校洛阳分校。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并没有通知住在张公馆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周恩来和秦邦宪“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但通知未到张(学良)已亲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飞往洛阳。”③。
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泽东在两个多月之后，在接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曾这样说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下午7时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对蒋介石离开西安， 张学良陪送一事分析说：“估计此事，蒋(介石)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宋)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组行政)院布置。故蒋(介石)走张(学良)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杨虎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也表示十分钦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龙云的电报中表示：“此间文日(12日)之举，纯为促请蒋公立起抗日，已经向国人一致声明，最近蒋公已于此间主张业经完全容纳，定于即日实行。副座(张学良)遂于有日(25日)陪同飞洛(阳)，本日去(南)京。汉(卿)公此种伟大精神，令人叹服。”《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页。
25日晚，张学良从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虎城照蒋介石之意释放被扣压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月底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军用飞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7页。
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宋美龄和端纳乘坐的飞机由洛阳起飞，中午12时20分抵达南京大校机场。《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说：“(12月)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5页。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全文发表了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并标明是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训词称：“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②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4―1955、1955、1955―1956页。
在26日晚上，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从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②。
两天之后，蒋介石为西安事变事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则作出决议予以“慰留”。当天，蒋介石再请辞职。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表示对蒋介石请辞一举“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③。
至此，蒋介石从被释离开西安，到返回南京，进而“引咎自请处分”一幕，方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的“闹剧”，却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
是新阶段的开始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的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了周恩来、秦邦宪在19时发出的电报，得知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致电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电报指出：“在五个条件下(即毛泽东12月26日致电潘汉年电报中提出同陈立夫谈判时所提五项条件――引者注)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12月26日，周恩来、秦邦宪就西安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致电毛泽东转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甲)蒋(介石)、张(学良)昨经前线赴洛(阳)，与樊崧甫今午会面，中央军退潼关以东，西安已派人去监视。
(乙)西安发表蒋接受张、杨救国主张。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权利。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丙)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亦好，只其左右甚动摇，现正加紧解释，并请杨主持一切。
(丁)军事部署正在加紧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36页。
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7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徐特立、林彪、刘伯承、罗荣桓、李克农、冯文彬、周兴、廖承志、郭洪涛、邓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