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救 亡 篇(1)
《活路》事件。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19日，蒋介石在代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作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生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36页。
参加会议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感到很大的刺激。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在五全大会后，(学)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学)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学)良个人之理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张学良遗稿》，第164页。
就在张学良苦闷彷徨之际，陕北前线传来了第五十七军一？九师在富县直罗镇被全歼的消息，他立即返回西安，处理善后事宜。张学良回忆说：“陕北‘剿匪’失利，(学)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之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学)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学)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张学良遗稿》，第164页。
张学良返回西安，匆匆料理丧军失利之痛后，又飞返南京，出席了于12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学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会后，他秘密前往上海，看望因《新生》事件而入狱的杜重远。
杜重远(1899―1943)，吉林怀德人。1917年赴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学习。1923年回国后创办砖厂和瓷器厂。1927年当选为奉天(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1929年，与阎宝航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1934年2月，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任发行人兼总编辑。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松(署名“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章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虽拥有皇帝的名儿，却没有皇帝的实权”；“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②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795页。
文章还说，“在现在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②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及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没收该期周刊；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及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等。国民政府一一允诺。③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之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没收，并不准上诉，当庭收押。《新生》事件的发生，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11月同意杜重远在“狱外”就医。杜重远被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仍由狱政部门设岗监视。
张学良在探视杜重远期间，和杜重远交换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意见，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向，受到了杜重远的肯定和激励。杜重远对张学良说：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主张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的。只要你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能同你联合，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339页。
就在张学良探视杜重远前后，一些共产党员如孙达生(宋介农)等来到西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著名的爱国人士高崇民也来到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高崇民(1891―1971)，原名思浚，字健国，崇民是号，以号行。辽宁省开原县人。1909年考入奉天(今辽宁)省立学堂学习。不久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曾作为留日学生推选的代表之一，回上海进行声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叛国条约的宣传活动。后重返日本。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同年回国后，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1922年5月回到东北，发起成立东北三省民治俱进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后，曾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与阎宝航、杜重远等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1933年9月，又发起成立抗日组织复东会，高崇民任秘书长。1935年7月，高崇民由武汉来到上海，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1月下旬，高崇民来到西安。高崇民来到西安后，对推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就住在第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处长王惟之在西大街甜水井街的家中。
高崇民和孙达生等人在东北军中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澜波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刘多荃的族弟。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义勇军。1932年起，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东北军工作，先后任中共东北军骑兵二师工委组织部长、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张学良和李克农在洛川会谈并达成共识之后不久，在刘澜波主持下，由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孙达生、栗又文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分别撰写了三篇文章，合印为小册子，取名《活路》。栗又文回忆说：“1936年三四月间，我们东北军的地下党员在刘澜波同志的领导下，为了统一宣传口径，由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写成三篇文章(都未署名)，提出‘联共、抗日、拥张(学良)’的口号，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封面上并画个东北地图，取名《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继续打红军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他要想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也才有出路。全军将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全军的期望。”《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19页。
《活路》的印刷，得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积极支持。时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回忆说：“(《活路》的)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们都婉词谢绝了。如果在外边商号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有时还做点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内，有数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1页。
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的王惟之回忆说：“东北军移防西安后，为鼓舞部队抗日情绪，宣传抗日救国，决定编辑秘密刊物――《活路》，免费给官兵阅读。当时东北军内部没有印刷设备。张学良将军获悉西安绥署军需处有一粗具规模的印刷厂，即以此事就商于杨虎城将军，杨责成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办理。当时我担任杨的军需处长，王菊人即商之于我，嗣后又和住在我家的高崇民作了具体研究，决定由我监督印刷。我就叫管理该厂的高子桢挑选一些技术优良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到天明后停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等，均须保密，由我和高子桢轮流监督，按照实印册数配给纸张，不让多印。经过几夜突击印成后，封存贮藏室，随即催他们运走。”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3、19页。
《活路》共印了8000册，其中6000册交给东北军，2000册交给了第十七路军。这本小册子的印发，在当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栗又文回忆说：“这个小册子在全军发行后影响很大，张(学良)本人对此也很重视，曾在发给他的小册子上对重点词句画上许多红蓝铅笔记号，表示他的重视。这时全军将士抗日情绪高涨。”②王菊人回忆说：“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中，蒋系特务就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印刷是极为秘密的，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护过去。”《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2页。
在《活路》印完后不久，这本小册子的印刷和运送经过就被蒋介石派来西安的晏道刚所获悉。晏道刚，字甸樵，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1936年3月被派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王菊人回忆说，晏道刚约杨虎城去南院门西北“剿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估计，晏对他的话不是无因的，可能是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这个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的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活路》事件有关。杨便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军需处在进行侦查时，首先侦知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一个叫连栋臣、另一个的姓名已忘记，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六十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2―203页。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19日，蒋介石在代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作对外关系报告，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生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836页。
参加会议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感到很大的刺激。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在五全大会后，(学)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学)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学)良个人之理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张学良遗稿》，第164页。
就在张学良苦闷彷徨之际，陕北前线传来了第五十七军一？九师在富县直罗镇被全歼的消息，他立即返回西安，处理善后事宜。张学良回忆说：“陕北‘剿匪’失利，(学)良立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之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学)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学)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张学良遗稿》，第164页。
张学良返回西安，匆匆料理丧军失利之痛后，又飞返南京，出席了于12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学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会后，他秘密前往上海，看望因《新生》事件而入狱的杜重远。
杜重远(1899―1943)，吉林怀德人。1917年赴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学习。1923年回国后创办砖厂和瓷器厂。1927年当选为奉天(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1929年，与阎宝航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1934年2月，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任发行人兼总编辑。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登了艾寒松(署名“易水”)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章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虽拥有皇帝的名儿，却没有皇帝的实权”；“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②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795页。
文章还说，“在现在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②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及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没收该期周刊；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及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等。国民政府一一允诺。③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之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没收，并不准上诉，当庭收押。《新生》事件的发生，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于11月同意杜重远在“狱外”就医。杜重远被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仍由狱政部门设岗监视。
张学良在探视杜重远期间，和杜重远交换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意见，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向，受到了杜重远的肯定和激励。杜重远对张学良说：共产党是真心诚意，主张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的。只要你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能同你联合，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339页。
就在张学良探视杜重远前后，一些共产党员如孙达生(宋介农)等来到西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著名的爱国人士高崇民也来到西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高崇民(1891―1971)，原名思浚，字健国，崇民是号，以号行。辽宁省开原县人。1909年考入奉天(今辽宁)省立学堂学习。不久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曾作为留日学生推选的代表之一，回上海进行声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叛国条约的宣传活动。后重返日本。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同年回国后，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1922年5月回到东北，发起成立东北三省民治俱进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后，曾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与阎宝航、杜重远等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1933年9月，又发起成立抗日组织复东会，高崇民任秘书长。1935年7月，高崇民由武汉来到上海，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1月下旬，高崇民来到西安。高崇民来到西安后，对推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就住在第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处长王惟之在西大街甜水井街的家中。
高崇民和孙达生等人在东北军中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澜波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刘多荃的族弟。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义勇军。1932年起，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东北军工作，先后任中共东北军骑兵二师工委组织部长、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张学良和李克农在洛川会谈并达成共识之后不久，在刘澜波主持下，由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孙达生、栗又文和进步人士高崇民分别撰写了三篇文章，合印为小册子，取名《活路》。栗又文回忆说：“1936年三四月间，我们东北军的地下党员在刘澜波同志的领导下，为了统一宣传口径，由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写成三篇文章(都未署名)，提出‘联共、抗日、拥张(学良)’的口号，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封面上并画个东北地图，取名《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继续打红军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他要想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也才有出路。全军将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全军的期望。”《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8―19页。
《活路》的印刷，得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积极支持。时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回忆说：“(《活路》的)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我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他们说省党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是印抗日文学作品的，都是共产党，谁承印，谁就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果有人来交印的，把稿子扣下，立即报省党部，隐匿不报，或暗为印刷的加重治罪。因此，他们都婉词谢绝了。如果在外边商号印，即使勉强办到。也容易被蒋系特务侦知。当时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有时还做点外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内，有数道岗哨，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他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1页。
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的王惟之回忆说：“东北军移防西安后，为鼓舞部队抗日情绪，宣传抗日救国，决定编辑秘密刊物――《活路》，免费给官兵阅读。当时东北军内部没有印刷设备。张学良将军获悉西安绥署军需处有一粗具规模的印刷厂，即以此事就商于杨虎城将军，杨责成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办理。当时我担任杨的军需处长，王菊人即商之于我，嗣后又和住在我家的高崇民作了具体研究，决定由我监督印刷。我就叫管理该厂的高子桢挑选一些技术优良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到天明后停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等，均须保密，由我和高子桢轮流监督，按照实印册数配给纸张，不让多印。经过几夜突击印成后，封存贮藏室，随即催他们运走。”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63、19页。
《活路》共印了8000册，其中6000册交给东北军，2000册交给了第十七路军。这本小册子的印发，在当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栗又文回忆说：“这个小册子在全军发行后影响很大，张(学良)本人对此也很重视，曾在发给他的小册子上对重点词句画上许多红蓝铅笔记号，表示他的重视。这时全军将士抗日情绪高涨。”②王菊人回忆说：“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中，蒋系特务就会知道，那时就谈不到什么保密了。杨说：‘这本小册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不过当时我们认为，印刷是极为秘密的，特务是不会知道的，张、杨的密切合作，可以把事情掩护过去。”《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2页。
在《活路》印完后不久，这本小册子的印刷和运送经过就被蒋介石派来西安的晏道刚所获悉。晏道刚，字甸樵，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1936年3月被派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王菊人回忆说，晏道刚约杨虎城去南院门西北“剿总”总部，“晏先谈了一些陕北军事情况，接着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杨估计，晏对他的话不是无因的，可能是印《活路》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便下令密查。正这个时候，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郭增恺被特务秘密捕送南京，郭当时是十七路军的参议，他的被捕，估计与《活路》事件有关。杨便下令军需处、军法处秘密彻查。军需处在进行侦查时，首先侦知军需处有两个印刷工人曾在新城城墙上偷看过《活路》。根据这个线索，对全部工人的简历进行了审查，发现有两个历史较复杂的工人，一个叫连栋臣、另一个的姓名已忘记，这两个人都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干过事，他俩常在一起，关系密切。经有关人员邱树荣核对这两个人的照片，证实他们正是城墙上偷看《活路》的人，又侦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里，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军法处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个军需处的工人，下午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又侦悉：特务机关给了偷《活路》的人六十元赏钱。由此证实这两人是偷《活路》的特务无疑，随即把这两个特务捕押军法处。”《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02―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