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奠 基 篇(4)
11月23日，困守寨子山的牛元峰待援无望，遂于当晚突围，沿葫芦河支流川子河向南逃窜。红十五军团乘胜追击。牛元峰在逃跑途中被其副官击毙。其余残敌均被歼灭。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全部及第一？六师一个团，俘敌5300余名，毙伤敌1000余名，缴获枪支3500多枝，缴获轻机枪179挺和迫击炮8门，并缴获子弹22万余发和电台2部及大量军用物资。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迫使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而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则回防洛川。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和彭德怀于11月26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1页。
11月27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第二天，由毛泽东起草，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提出：
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叛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苟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1页。
在11月30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毛泽东说：“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叛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3―365页。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富县东村，经甘泉、安塞等地，于13日到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
11月4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安塞等地，于11月7日进驻瓦窑堡。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即接管了原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的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由董必武任主任，有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参加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即开始调查审理西北苏区“肃反”问题。在苏区南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一关系到苏区安危的原则性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在富县张村驿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西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8页。
经过严肃认真和审慎地审查，11月30日，由张闻天亲自主持，在瓦窑堡召开了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3―284页。
会上，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被平反的刘志丹也代表其他蒙冤的同志发表了讲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的解决，使西北苏区从严重的内部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从而出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新局面。
11月10日，由秦邦宪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宣告成立。
11月1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
在此之后的11月18日或19日，受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取道蒙古，经过风餐露宿、徒步跋涉，抵达瓦窑堡。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精神，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张浩还告知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八一宣言》在当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
张浩回到瓦窑堡，使中共中央及时了解了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从而推动了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进程。
就在此后不久的12月9日，北平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随着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下，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下河滩田家院召开。这里是张闻天的住所。院内共有一排五孔砖窑，坐西面东。左起第二孔窑洞为张闻天的卧室，中间一孔窑洞为会议室。会议室后侧为一满间火炕，炕上有小炕桌一张。地下放着并列的两张八仙桌及六条木条凳。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陕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吴亮平、郭洪涛、张浩、邓颖超等。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欧阳钦。
瓦窑堡会议从12月17日开始举行，至12月25日结束。从12月17日至19日，会议就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关于会议前三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原注)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7页注②。
12月23日，毛泽东向会议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三、关于行动方针。会议于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于25日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共分为六个部分：(一)目前形势的特点；(二)党的策略路线；(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在会议结束后的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会议的召开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全部及第一？六师一个团，俘敌5300余名，毙伤敌1000余名，缴获枪支3500多枝，缴获轻机枪179挺和迫击炮8门，并缴获子弹22万余发和电台2部及大量军用物资。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迫使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而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则回防洛川。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和彭德怀于11月26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1页。
11月27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第二天，由毛泽东起草，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提出：
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叛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苟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61页。
在11月30日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毛泽东说：“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叛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63―365页。
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富县东村，经甘泉、安塞等地，于13日到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
11月4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安塞等地，于11月7日进驻瓦窑堡。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即接管了原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的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由董必武任主任，有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参加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即开始调查审理西北苏区“肃反”问题。在苏区南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一关系到苏区安危的原则性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在富县张村驿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西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8页。
经过严肃认真和审慎地审查，11月30日，由张闻天亲自主持，在瓦窑堡召开了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3―284页。
会上，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被平反的刘志丹也代表其他蒙冤的同志发表了讲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的解决，使西北苏区从严重的内部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从而出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新局面。
11月10日，由秦邦宪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宣告成立。
11月1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
在此之后的11月18日或19日，受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张浩取道蒙古，经过风餐露宿、徒步跋涉，抵达瓦窑堡。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精神，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张浩还告知了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八一宣言》在当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
张浩回到瓦窑堡，使中共中央及时了解了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从而推动了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进程。
就在此后不久的12月9日，北平发生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随着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下，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下河滩田家院召开。这里是张闻天的住所。院内共有一排五孔砖窑，坐西面东。左起第二孔窑洞为张闻天的卧室，中间一孔窑洞为会议室。会议室后侧为一满间火炕，炕上有小炕桌一张。地下放着并列的两张八仙桌及六条木条凳。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陕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吴亮平、郭洪涛、张浩、邓颖超等。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欧阳钦。
瓦窑堡会议从12月17日开始举行，至12月25日结束。从12月17日至19日，会议就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关于会议前三天的情况，毛泽东在12月1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原注)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7页注②。
12月23日，毛泽东向会议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三、关于行动方针。会议于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于25日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共分为六个部分：(一)目前形势的特点；(二)党的策略路线；(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在会议结束后的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决议及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会议的召开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