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策略方针，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一切听从国民党的领导，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听之任之，牺牲中国人民革命利益为苏联安全服务，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对放弃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抗日战争后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的确定，王明右倾错误的产生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确定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寇的侵略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开始了对日作战。在联合抗日问题上，与我党达成了协议，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初步建立起来。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抗战初期，国民党曾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如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将反动的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作了某些修改，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等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一定的抗击。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独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极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特别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阴谋在抗日战争中借日本帝国主义来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对抗日的不同态度，集中表现在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的则是拒绝人民群众参加，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映，表现出一些右倾情绪。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制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和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根据中央决议精神，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实践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情绪而提出的。

@@@二、王明右倾错误的产生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王明当时的头衔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自称带着国际路线回来，还说斯大林跟他谈过话。这样，王明俨然成了“钦差大臣”，不可一世。

党中央为了听取并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于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系统地提出了右倾错误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12月27日，他又作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报告，1938年3月，又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文章，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错误。

王明宣扬的右倾错误内容主要是：

第一，抹杀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认为统一战线中“不分左中右”，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从教条主义出发，说中国没有产生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否认国民党内有法西斯势力。

第二，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战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他对成立敌后抗日政权所采取的“先斩后奏”做法表示反对，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提出统一政权，主张“一切行政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要求党领导的群众组织都要“采取合法方式工作”，一切群众团体都要向国民党政府登记，接受其领导。

第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游击战争，提出“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忽视敌后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夸大城市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来求得速胜。

第四，错误地估计抗战前途，认为抗战的胜利只是国民党的胜利，抗日胜利后仍将是蒋介石的天下，而不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天下。说“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至少是对于共产党在现在革命阶段上的政策的实质不曾真正了解。”

王明的右倾错误理论和政策虽然并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并且在部分地区如王明负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中，以及1941年以前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严重地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并导致了后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

@@@三、王明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王明右倾错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毛泽东说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指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起过推动作用，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求各国党服从反对帝国主义包围苏联这一根本利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共作出根本让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将八路军、新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同日本打大仗、打阵地战、拖住日本，以“武装保卫苏联”。要中国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才能使苏联一旦受到德国侵略者进攻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根据这一基本政策，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寄希望于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主要依靠对象。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蒋介石才是领导抗日的唯一领袖。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蒋介石寄以重望，并且处处迁就蒋介石，对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活动，不敢展开坚决的斗争，只讲联合，不要斗争，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企图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拉住蒋介石不投降日本。1937年8月，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国民党提供军事物资和人力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没有从苏联取得一枪一弹的援助。

在军事上，共产国际认为只有打阵地战才能拉住日本，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共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王明对国际的意见唯命是听，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方针。他们还要求扩大30万机械化部队，要求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同日本打正规战，硬拼，以解除苏联的后顾之忧。我们党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再一次抵制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此时，他们很不满意。1942年5月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化名宋宾），放肆地攻击我党的抗日政策，谩骂人民抗日力量“游而不击”。苏联记者也歪曲报道说：“八路军接到了命令，不对日作战，一遇到日军就撤”，胡言乱语，和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如出一辙。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王明右倾错误和他的“左”倾错误一样，同样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批判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打着“国际路线”旗号推行的右倾错误主张，开展了正确有效的斗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的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和王明的书记的职务。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使全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一致起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王明右倾错误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共产国际错误领导的批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慎重的分析态度。在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某些错误主张时，注意同共产国际保持团结。为了坚持同共产国际的团结，1937年12月13日，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肯定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同时，党中央还先后委派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同志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加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路线政策的了解。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的宣言和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如前所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王明执行的“国际路线”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奉行国际正确方针，尊重国际领导，另一方面又抵制他们的错误指示，并根据实际情况，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具体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并敦促共产国际作出了中国问题的决定和声明。

@@@一、中共代表团的宣言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关于大纲的说明和补充。5月至6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任弼时和王稼祥都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宣言。该宣言共有八条，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抗日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和今后任务，主要内容如下：

(1）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宣言说：“日本法西斯军阀，于1937年秋开始侵夺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的领土，他们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打算是残酷的失败了。”“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迅即遭受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损失，使他们对于中国的进攻，转成一种对于他们甚为繁重的持久的战争。”关于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前途，宣言指出：“战争越是继续，日本的困难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败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2）强调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宣言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中国的一切抗日党派。”必须“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的组织中来，这样来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宣言指出，必须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都组织起来，“以进行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

(3）告诫必须和各种破坏统一战线、分裂民族团结的阴谋作坚决斗争。宣言说：“为了团结一切民族力量以保卫祖国起见，中共从自己方面尽了一切可能去结束十年来的内战，以取得对于国民党的友好的合作。”强调指出：“这一统一战线的参加者，必须真正亲密地联合起来。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必须被实行。”“共产党人以及中国的一切爱国人士，应当警惕的注视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国走卒的下流阴谋，这些阴谋，是要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帮助日本军队在前线上的进攻。必须做到把狡猾敌人的这些秘密的恶毒的走狗，迅速地加以揭露，坚决的加以消灭。”

中共代表团宣言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但未曾突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却提出“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等。

@@@二、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定与声明

1938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与声明。决定与声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明确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其次，强调了中国抗日斗争的国际意义，就中国反对日寇的英勇斗争，“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三，批评了在援华方面缺乏实际行动的状况，号召各支部“从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物质上给中国以援助”。指出：“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与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必须到处把这种同情引导至积极的行动”。

最后，规定了各支部援华的当前任务：

(1）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在国际的报章上以及在一切宣传运动中，应当比以往更强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面日寇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兽行，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

(2）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蒂对于中国的强盗进攻的广泛抗议运动。召集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等，并且还把群众的愤怒，引向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内被收买的亲日报纸。

(3）组织并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卸日本货，拒制运往日本的军用材料及其他各种资材至日本等）。

(4）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

(5)帮助日本劳动群众在一切困难中加紧开展反法西斯蒂反战争的工作。

(6）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

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影响和号召下，全世界各国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开展援华运动。以舆论示威、捐款及抵制日货等行动来援助我国抗战。苏联组织志愿航空队、白求恩大夫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还有印度的柯棣华等六人，美国的马海德，奥国的夫赖、罗生特，苏联的柯洛夫等医务人员。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教授，德国的记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都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很多帮助。日本的反战同盟对于瓦解日军及号召日本侨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与尊敬。

@@@三、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决定在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苏区军民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早已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目，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共产国际很难及时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对于红军动向、中共中央行动计划也很少传闻。1935年8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到了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得以了解中国革命真相，特别是对遵义会议和会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发展状况，有了具体了解。

1936年1、2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版），发表了陈云撰写的《英勇的西征》，当年7月又在《共产国际》4、5期合刊（中文版）上，发表了陈云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一文，使共产国际和全世界，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以及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等领导下，转危为安和顺利发展的情况。文章第一次详尽地向全世界报道了红军长征经过和红军英勇斗争，不点名地揭批了“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犯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指出：“在这样伟大的西征告成以后，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应有一番估计。”并说：“现在我们的党在新环境中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成长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

陈云的文章，使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有了进一步了解。在这以后，共产国际刊物经常发表毛泽东论著，据统计1936年至1939年，《共产国际》、《救国时报》共发表毛泽东的《和红色中华记者谈话》、《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18篇文稿，使毛泽东的文章传遍全世界。

共产国际加强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对毛泽东予以赞扬，来信写道：“朱、毛底游击队伍，虽然反动势力三番四次企图扑灭他们，可是他们不但能够保存了自己的干部，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许多胜利。”11935年七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对毛泽东有很高评价。同年12月1日出版的《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将毛泽东、朱德和方志敏三人作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予以介绍和报道。文章里还附有这三个人的素描像。同期，发表了以“赫”署名的《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介绍了毛泽东传略。文章写道：“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不屈不挠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指挥官和政治家的无限的才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品质。”1936年，《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中国红军主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之下，打破了敌人的四面包围而退出了江西”，“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首领毛泽东同志底特长。”1939年，《共产国际》第6期，以《毛泽东》为题，介绍了毛泽东的传记。文章写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传颂，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1938年7月，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同时被接见的有王明、康生、邓发等），斯大林在接见时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队伍，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的。”最后斯大林说：“请把我的话转告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

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请王稼祥参加。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一个给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由王稼祥转呈中共中央。

临行前，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及中共驻莫斯科代表任弼时谈了话，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你们应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抵达延安后，向党中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郑重地报告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听到传达的同志异常激动。从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中国人民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崔可夫来华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予中国物质上支援，崔可夫来华，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继续右倾。

@@@一、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

在共产国际号召下，各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中国抗日战争以各种形式的援助，其中苏联人民的援助，尤为突出。

苏联给予国民党政府提供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需的大量物资援助。根据国民党公布的数字，自1938年至1942年，苏联先后分五次提供了3.0630亿余万美元的各种军事装备的物资。此外，截至1939年2月止，苏联向国民党政府派遣了712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员，近200名各种专业的军事顾问，其中著名将领有巴季茨基、雷巴科夫、切列潘诺夫等。对于面临法西斯德国入侵威胁的苏联来说，提供这样数量的实际援助，是难能可贵的。不少苏联空军人员为保卫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贡献出宝贵生命，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国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

根据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及其合法地位。在客观上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方便。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在日伪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时期。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极度困难（没有粮吃、没有衣穿、缺乏医药、缺乏武器弹药……）情况，1941年7月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部队单位运到中国大陆，集中在苏联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队向这些地点集结。我们党从实际情况出发，拒绝了这一建议，没有照国际指示办。

@@@二、崔可夫来华的任务

瓦·伊·崔可夫，1900年出生，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作为苏联外交信使，1927年作为军事顾问，1929年作为苏联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工作人员来华。1940年底，第四次奉命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于1940年12月由莫斯科动身，途经阿拉木图飞抵兰州。1941年元旦，由兰州起飞抵达重庆。与崔可夫同时来华的还有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另外，苏联政府给蒋介石提供了援助—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将近300门炮和500辆汽车等。

崔可夫临行前，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斯大林分别接见了他。斯大林亲自向他布置任务。斯大林谈话内容如下：

首先，描绘了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情况。他说：“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日本资本无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和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而“蒋介石和孙逸仙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工人在数量上，甚至在组织性方面都大大不如中国农民阶级。中国的农民也世代遭受非人的压迫。中国农民受尽压迫和折磨。和工人相比，农民是懦弱的。但在人多势众时，他们能创建大业，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共产党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远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他断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第二，阐述了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政策。他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斯大林还对崔可夫说：“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您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同日本人是不可能联合的。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斯大林继续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最后，下达了苏联顾问在华任务。他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失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崔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担任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直至1942年2月回国。

@@@三、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继续右倾

1940年10月，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1月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崔可夫正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从崔可夫的表现看，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右倾。

如前所述，苏联政府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2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卫卖国集团成立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的情况下，仍然过分重视和依赖蒋介石，想依靠蒋介石正规军拖住日本。在人力、物力方面源源不断支援蒋介石国民党，而对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不加分析，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动视而不见，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壮大的问题不予关心。

崔可夫来华前，任弼时曾向共产国际汇报过蒋介石投降反共活动情况，可是，共产国际并不予以重视，不向崔可夫交代，致使苏联顾问来华时却未闻此事。崔可夫在兰州停留期间，苏联驻兰州领事告诉他，蒋介石正在共产党特区周围调动军队，提醒注意蒋介石可能发动的新内战，崔可夫大为惊讶，说：“在莫斯科研究中国局势的时候没有看到这样的材料，武官处以及我们驻重庆的军事顾问都不了解这些。”到了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又向他陈述了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要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但都未曾引起共产国际和崔可夫应有的重视。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2月间崔可夫向周恩来提出了如下意见：日本还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介石让步，要缓和国共矛盾。表现出以退让求团结的右倾态度。这种错误态度，遭到了中央的抵制。毛泽东当时就通过周恩来向崔可夫提出批评，说要我们对蒋介石让步是危险的，目前是逼蒋对我们让步时期，不是我们对蒋介石让步的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他先发动的。经过我们的政治攻势，蒋介石受到从未有过的内外责难。蒋对我缓和，我也可以稍示缓和，但目前尚非其时。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政治攻势则不然，只会逼蒋抗日，不会妨碍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苏联顾问的意见，采取了分析的态度，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在皖南事变中坚持了正确意见，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终于打退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国民党顽固派被迫从进攻转为防御。

尽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策略上存在着分歧，并且也抵制了共产国际若干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卫国战争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援，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减轻了苏联背腹受敌的压力，而且还利用一切形式声援和支持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这个协定当时引起了许多国家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以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声明，论述了苏、德协定的政治意义。这个声明起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好评。1941年6月23日，即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中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号召中国人民要大力支援苏联人民卫国战争。7月7日又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表明在反法西斯战争方面我们和苏联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并相应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十大任务。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党的报刊发表社论、文章，声援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工人、学生、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或个人也纷纷致书苏联人民，对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致意和慰问。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对苏联的支持。

@@@四、共产国际联络员在延安

崔可夫回国后，共产国际又派了彼得·佛拉基米洛夫来到延安，对中共活动进行监视。

佛拉基米洛夫，中国化名宋宾。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应征服兵役。1938年5月至1940年，任塔斯社驻华特派员。1941年4月至8月，再次奉塔斯社之命驻在中国。1942年5月，他被派来延安，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并兼任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一直到1945年11月。1948年至1951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1953年9月在莫斯科病逝。

佛拉基米洛夫动身来华前夕，他所得到的指示是：共产国际已决定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内战，与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势力，保卫中国的完整与独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遵从此一任务。”佛拉基米洛夫清楚地领略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所关切的是中共结束内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不对苏联发动战争。佛拉基米洛夫就是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来到延安的。他在延安三年零六个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后三年，经历了我党的整风运动，列席了党的七大，可是，他不满意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政策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他的秘密日记中，经常指责我党对蒋介石过于警惕，只许我们同国民党团结，不许我们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1940年、1941年、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我党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英勇的反击，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抗日吗？毛泽东当时就批判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观点。指出：“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他还说过：“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众所周知，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丢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自1938年至1945年，我抗击日军数为58%至75%，抗击伪军数为90%至100%。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作战125000余次，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这位共产国际的联络员，佛拉基米洛夫同志，却认为我们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轨道，在日记中攻击说：“八路军（当然还有新四军）的部队，早已放弃了对侵略者采取积极的和消极的行动”，“中共部队对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区从事肃清共军的行动，并不实施抵抗，他们逃入山区，或是渡过黄河”。胡言乱语，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

佛拉基米洛夫攻击整风运动，他同王明一起向共产国际作了歪曲事实的报告，说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风运动上，其目的是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致1943年12月，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担任联共（布）国际宣传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专为此写信批评毛泽东说：“我认为这场运动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次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仍不放松对敌斗争，自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我人民军队共作战42000余次，消灭日伪军约35万余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事实给了佛拉基米洛夫等人以有力的驳斥。

※※第四节 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不仅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正确地处理了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而且还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清理与消除了它的消极影响。1936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宣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论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38年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要着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号召全党“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至1944年，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是我国革命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阶段。整风运动是一次打破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反对共产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由于整风运动的胜利开展，使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

第一，整风运动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消除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束缚。由于我们党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党内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使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十分浓厚。加之我们党在创立前缺乏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准备，在建立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使党长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不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重要原因。王明教条主义者以共产国际为靠山，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国际招牌，鼓吹百分之百地忠于国际路线，迷惑别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流毒全党，危害极大。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由极“左”跳到极右。1937年11月，他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推行右倾错误，竭力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在推行右倾错误的时候，故伎重操，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的身份，打着国际旗号，以致一些人又受到蒙蔽，备受其害。那时候由教条主义和以是否忠于“国际路线”划线的思想，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所以直至1940年春，王明那本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两条路线》小册子，竟在延安第三次出版，大量发行，并得到许多人的赞誉和宣扬。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阻碍着党的思想统一。因此，彻底肃清教条主义影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党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整风运动是对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党的历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错误，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进行彻底清算，集中向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开火，尖锐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奴隶主义倾向，大力提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通过整风，打破了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从对“国际路线”的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并由党的七大明确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胜利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二，整风运动坚持和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消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和政治上的控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按其内容来说是国际的事业，因为资本的压迫是国际性的，这就决定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必须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战斗，才能战胜共同敌人，实现自己的解放。然而“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直接舞台是在本国，斗争的直接任务首先在本国范围内。因此，它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去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一贯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一个党、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根本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靠别的国家包办代替，或者依靠什么国际指挥中心发号施令。中国革命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结果，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找到了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革命道路，又是自己领导和依靠中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历经千辛万苦，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说得好，“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

从本世纪20年代后期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实行高度集权领导—实质上由掌握共产国际领导大权的苏联共产党指挥一切。苏联共产党以“领导党”自居，对各国党发号施令，力图使各国党从属于苏共。这种错误做法，曾经给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带来极坏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和苏共的粗暴干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民群众之中。1930年5月，正当教条主义盛行，中国革命面临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批判了对国际指示“一味盲目执行”的错误。他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绝非依靠什么“先哲”或共产国际的“本本”，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才能取得。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抵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错误主张，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压力，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结果。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坚决依靠本国人民群众来进行革命。周恩来在整风期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我国的革命是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援助，事实上，从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得到共产国际和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我们必须是在自力更生、是在依靠本国人民群众力量的基础上争取外援。放弃了自己的努力，轻视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依赖外部援助来实现革命胜利的思想，是极端幼稚和错误的。

第三，整风运动创造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消除了共产国际的过火斗争、惩办主义对我党的恶劣影响。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斗争的方法有问题。共产国际在纠正错误的方法和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上，都只是着重组织处分，不注意思想教育，对犯错误的干部，往往采取过火斗争、简单地组织处分，不从思想上弄清错误的性质、原因和改正错误的办法，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反对“国际路线”等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意处罚、撤换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大量提拔随声附和、与之气味相投的人到领导岗位，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们还把这种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和错误的肃反政策纠缠在一起，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使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甚至惨遭杀害，给党的事业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

中共党内错误的干部政策和肃反政策，是从苏联搬来的，与共产国际也有极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联共党内斗争就是采取的过火斗争办法，把反对派或持不同意见的人，处以流放、关押、甚至肉体消灭。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按照苏联的式样开展党内斗争。处理陈独秀的错误时，把清算右倾错误变成对陈独秀个人的无情斗争。简单地从组织上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直至开除他的党籍了事。接着罗明那兹又在党的11月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组织纪律”问题，大搞惩办主义，无理处罚了一批人。当时认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了，解除了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领导南昌暴动的周恩来、挥代英、李立三等同志也受到处分。受到处罚的还有其他人，如谭平山被开除出党等等。这样就在组织上开创了惩办主义过火斗争的先例。1930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对瞿秋白的打击等等，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王明、康生一伙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学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那一套错误做法。毛泽东在讲到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总结了历史上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彻底抛弃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那种过火斗争、惩办主义的错误做法，规定了解决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一整套正确原则和做法。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待历史问题的处理，不是着重于追究个别人的责任，而是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以及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经过整风，清除了过火斗争、惩办主义的恶劣影响，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内生动活泼、协调一致的局面，使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如前所述，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上，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根据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同时，1935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大量地译成中文出版，这又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从而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纠正教条主义倾向提供了方便。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集中力量从事理论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把这种经验教训上升为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和政策，成功地指引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引导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重要理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表现在下列各重要方面。

(1）系统地总结建党以来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关系的经验教训，完整地提出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2）系统地总结建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3）系统地总结建党以来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发展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引导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

(4）系统地总结白区工作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历史经验，正确地制定党在日本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和解放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

(5）系统地总结党的建设问题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动整风运动，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在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又严于律己、保持团结的方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体现了这种方针。

1943年冬季，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党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段历史，进行了讨论，经过半年学习之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讨论中所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谈到历史上党内右倾和“左”倾错误时，都避免涉及共产国际和苏共指导上的错误，以此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

《决议》在总结我们党历史上所犯错误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中国社会根源，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共产国际领导上的失误。《决议》指出，各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要克服这些错误思想，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地分析错误的思想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表现了勇于承担责任，绝不简单把错误推给共产国际的严谨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