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遵义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事务状态的结束。从此，我党走向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独立自主制定革命方针政策的重要阶段。共产国际七大停止了“下层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会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又提出了“联蒋抗日”方针，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八一宣言》精神，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逐步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逐步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

※※第一节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

当日本在东方大举侵略的时候，欧洲局势也由于纳粹德国的出现而急剧恶化。1933年10月，德国继日本之后宣布退出国联。1934年夏天以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公开勾结，反共鼓噪甚嚣尘上。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着反动势力严重威胁，欧洲各国政府惶惶不安。苏联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更为警惕。根据斯大林对形势的认识和有关指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采取了相应的政策。1934年5月2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提出了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反对法西斯的主张。同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含蓄地批评了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观点，提出了改变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一再致电和撰文，建议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谈判，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国际各支部也逐步改变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派别的态度。法国人民阵线的建立，则为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路线的可能性提供了例证。中共代表团的策略，也开始转变，中共代表团9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王明与年底发表的《苏维埃中国的新形势与新战术》一文中，都提出中共和红军应与一切反蒋抗日的派别结成联盟的主张。共产国际为了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总政策和总策略，决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吴玉章（化名王荣）、高自立（化名周和森）、孔原、饶漱石（化名梁朴）、欧阳生（化名沈之生）、滕代远（化名李光）等。王明、康生、高自立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成员共42名）。王明、康生、高自立、孔原、饶漱石、欧阳生、吴玉章、滕代远等在会上发言。

王明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并在大会的第二十三次会议(8月7日）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长篇报告。王明报告时，会场上以各种语言高呼“苏维埃中国万岁！”以示欢迎。

大会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有较多中国成员。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秦邦宪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对中国革命表现了特别关注，这不仅表现在有较多的中国成员选进大会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也不仅表现在开幕式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中国代表（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国情况），而且表现在大会主要领导人报告和大会文件中，几乎都有相当分量论述中国问题。

@@@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提出

大会是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直接主持下召开的。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主要内容是：

第一，分析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指出了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报告》针对当时对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种种混乱看法，阐明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他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超阶级的政权，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控制金融资本的政权”，也不是“中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的法西斯主义，乃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侵略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家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他指出：法西斯政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招牌，高喊“消灭失业”、“财产国有化”的口号；打着“爱国雪耻”的招牌，高喊“重新争取自由”、“保卫生存权利”的口号，实际是利用群众的爱国心理挑起战争，大搞侵略扩张，是在“消灭共产主义危险”的叫嚣下，建立独裁专制政权，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任意蹂躏和压迫人民。季米特洛夫进一步论述道：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侵略和战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专政“是残暴的，但同时又是不稳固的政权”，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法西斯专政，并不是注定不可免的，它所以能够上台执政，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推行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的政策，拒绝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致使工人阶级被分裂的结果。季米特洛夫强调指出了战争的迫近和法西斯侵略的发展趋势，他指出德国法西斯是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它妄图成为欧洲的盟主。法西斯正在消灭德国、吞并捷克、奥地利，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以达到他们通过世界大战重新瓜分世界和称霸世界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全世界人民一致行动，才有力量制止战争的爆发。事实上，由于法西斯政权对国内外人民的血腥统治和野蛮掠夺，必将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最终为革命怒火所焚毁。

第二，指出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战争的关键，就是在各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人民阵线的核心必须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就是“实行工人行动统一。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行动统一，这就是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使工人不仅有能力去作顺利的防御，而且有能力去顺利地反攻法西斯主义，反对阶级敌人。”他指出，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必须建立工人的各种形式的组织间的合作协定—如政党、工会、合作社、青年、妇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在法西斯组织中工作的工人，也必须同他们建立联系。季米特洛夫指出：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使之取得胜利，除了“在海外企业里，在每个区域里，在每个省份里，在每个国家里，在全世界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实行工人行动统一”外，“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劳动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成立战斗的联盟。因为甚至就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也占人口的大多数。”两种过程即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应该同时进行。季米特洛夫强调指出，在解决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时候，不能对于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都给一个万应的药方，而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适合于本国情况的具体形式。如果，“对于一切国家都采用同样的药方，就等于愚昧无知。”

关于建立人民阵线政府的问题，季米特洛夫说，前几次大会已论及这个问题。在1922年第四次大会已预见到统一战线政府的五种可能的形式，即自由政府；社会民主工人政府；工人农民政府；共产党参加的工人政府；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人民阵线政府，以各种形式的工人组织及其他组织形式为基础，它应当以“一个明确的反法西斯纲领”为基础。但它的纲领必须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它是对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所必需的，它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阵线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能否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应根据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之。

第三，指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而斗争。《报告》热烈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

第四，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还指出，为了巩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斗争。同时指出不要忘记，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跟着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增加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乃是一种手段，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法而不是思想和行动的妥协。

大会批准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在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中，中国代表王明、康生、梁朴、欧阳生等人分别发言。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项重要组织措施。

七大鉴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各国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而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尽一致，并考虑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大会根据皮克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克服以往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干涉过多的错误倾向，为了发挥各国党独立自主作用和加强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各国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采取五项规定：

(1）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上，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

(2）有系统地帮助造就和教育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使各国党当着事变急剧转变的时候，能根据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各次全会的决议而迅速地和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

(3）切实帮助共产党进行思想斗争，反对政治敌人；

(4)帮助各国共产党去正确利用本身经验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可是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5）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必须派遣有威望的代表来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的日常工作，以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与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

七大所制定的关于广泛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关于不干涉各国党内事务的措施，对各国党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但是，在大会《报告》和决议中，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大会忽略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强弱的特性上的不同。它在强调法西斯的反共叫嚣和多数列强祸水东引的企图时，忽略了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的矛盾，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矛盾是英美的矛盾。”德日法西斯不过是充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首要煽动者和挑拨者”。进而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走向空前残暴的反动道路”。大会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联合反苏的可能性，宣称，当前“一切紧要问题”和“一切策略任务”，都要以苏联之巩固“为其中心轮轴”。这样，大会在制定新政策时，就不可避免地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各国共产党人各面临的主要矛盾。大会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具体任务的规定上，也未能完全摆脱“左”的影响。认为现在仍然处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要求各国共产党把反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笼统地把反对法西斯同反对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大会一再强调建立和发展苏维埃的重要性，号召打倒本国资产阶级，“用斗争争取劳动者的真正民主—苏维埃”。大会不适当地强调和要求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为统一政党，没有充分阐明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政治立场上的差别，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具体分析统一战线中各政治派别不同的主张、路线和要求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等这些后来都为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在中国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中国问题上，大会高度评价“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的胜利和“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充分肯定中共提出的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但是，对于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后果，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批评。大会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寄予极大的期望，要求我党“竭力使苏维埃运动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

※※第二节 《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6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前夕，准备出席国际七大的吴玉章等获悉日寇继续向华北地区进攻，直逼天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又同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高涨等情况，立即从莫斯科急电正在苏联南部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的王明，催他速回莫斯科商讨对策。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他与中共代表团吴玉章等讨论，接受了吴玉章等同志提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战略方针，用四天时间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初稿。接着，召开了中共代表团会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正式定稿。最后由王明翻译成俄文，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后，于1935年10月1日正式于《救国报》发表。

《八一宣言》同以前的统一战线策略比较，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

(1）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步步进逼、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痛斥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指出一个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正在兴起。宣言写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攻，南京政府卖国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实际沦亡了。”“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宣言指出，蒋介石等人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国运动……”，是导致国家沦陷的根源。宣言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凇沪抗日、福建人民政府联合抗日、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斗争的意义，充分估计了中国“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的决心。显然，宣言抓住了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斗争的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强调中国人民的头等任务是抗日救国，这同过去党曾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左”的口号，有了根本不同。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顺应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有利于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

(2）宣言改变了长期以来坚持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联合的方针，提出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宣言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当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上述主张，反映了党的策略开始向扩大联合方面转变：由“下层统一战线”到注意上层；由与一部分抗日军队的联合到与一切抗日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外）实行抗日大联合。这个转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

(3）宣言放弃了在发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同时，加速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从而由两个政权尖锐对立，激烈斗争的主张，改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宣言提出由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成立国防政府。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组成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还提出了十条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实施纲领。宣言提出的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是对以前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政策的否定。在此之前，“左”倾机会主义者曾认为，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国民党卖国政权；或者是红军，或者是白军，在两个政权和两种军队之间不能有任何别的政权和军队。他们这种认识和主张严重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严重，从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必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调整国内阶级关系，中心是调整两党两个政权两种军队的关系，改变尖锐对立你死我活和寸步不让的局面；有利于调动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也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

《八一宣言》标志着党的策略转变，它贯穿着扩大联合，集中打击主要敌人策略思想，是从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开端。

《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首次发表。并经各方努力，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秘密传入国内。《宣言》在国内迅速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天津、北京党组织以及军委系统等，立即遵照《宣言》精神，积极在上层和文教界，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八一宣言》也有不足之处，表现在《宣言》只是一般地说明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对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对抗日的态度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宣言》也只能一般地提出团结抗日的号召，而不能提出促进一切抗日阶级和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同时，在强调一些阶级、阶层、党派、军队抗日性时，无视他们存在着的程度不同的动摇性、反动性，虽然有利于克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倾向，却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宣言》发表后，远离中国的王明等人除对宣言作了一些宣传外，缺乏更有力的措施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实现，不可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

因而，完全地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系统地纠正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防止右的错误产生，特别是具体实践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就落到了遵义会议建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党的瓦窑堡会议，以及会后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解决了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二、瓦窑堡会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最后形成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我党驻国际代表团派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国际七大的林育英（张浩）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国际七大方针策略。林育英肩负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重任，身带电讯密码，从苏联进入外蒙古，跋涉大戈壁，历尽艰险，于1935年11月下旬抵达陕北，恢复了中断一年之久的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曾派李立三等人设法恢复与中共联系，都失败了）。1936年春，刘长胜又携带电讯密码由苏联回到陕北，加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电讯联系，这一联系的恢复，受到中共中央的欢迎，毛泽东说：“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向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5年12月，党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参加会议，传达和报告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的内容、发表经过等。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和我国的具体政治形势，于12月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决议和报告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

瓦窑堡会议没有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建议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给以具体分析和灵活运用。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上述报告，解决了《八一宣言》未能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决议分析了阶级状况，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此，“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冲突和矛盾，“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

决议着重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决议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在报告中列举了关门主义的表现，分析了它的危害，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决议还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根源，指出它的产生，主要的是由于不了解实际，不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来，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号召全党投入到斗争中去，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

第二，提出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复活，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决议清醒地指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因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关于领导权问题，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决议告诫全党说：“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支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第三，为适应新形势作了若干政策的改变。决议决定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许多政策：1.改变对小资产阶级政策，给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保护小资本工商业；2.优待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3.优待一切愿意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长、士兵，对于抗日军队，给予尽可能的援助，直至协同作战；4.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不没收富农财产，在平分土地时，富农分得同贫农、中农同等的土地；5.放宽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6.保护华侨。

综上所述，决议和报告在遵循《八一宣言》关于克服关门主义、抗日反蒋方针的同时，在坚持党的领导，既反对“左”倾、又防止右倾，上层和下层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原则，以及许多政策方面，都比宣言大大前进了一步。决议和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联蒋方针的演变

@@@一、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1936年五六月间，拥有30万军队的陈济棠、李宗仁等，响应我党“逼蒋抗日”的号召，通电全国，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中央政府请缨抗战。名曰请政府出面领导抗日，实则锋芒直指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采取支持的态度。党中央称颂此举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讨逆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开始”，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义，因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表现了对两广事变的热情支持。

和中共态度相反，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两广事变”采取否定态度。《消息报》发表文章指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的进攻”。说“事变打起抗日的口号，仅仅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不管发动事变的将军们的个人倾向如何，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他们的头脑，并且已经阻碍了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发展起来的抗日运动。”季米特洛夫还批评中国共产党未能“成熟到足以掌握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形势”的水平。

西安事变。深受我党“逼蒋抗日”方针影响的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以极为特殊的形式，打破了蒋介石的“剿共”计划，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打乱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使苏联深感不满。因此，形成了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中央的公开分歧。

中国共产党鲜明地肯定西安事变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积极支持了张、杨的正义行动。明确地指出：“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还指出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在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持否定态度，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策动的阴谋。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事变》，把西安事变“谴责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而“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同时《消息报》连续发表题为《张学良之策动》等文章说：张学良的反日要求“很可能”是一种伪装。“不管这是不是事实，在这一时期张的起义结果损害了统一战线运动”。“张学良的暴动将破坏中国抗日的力量的团结”等等。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了它对这次事变的立场。当英美各国驻莫斯科使节，向苏联外交部询问苏联政府对此次事变的态度时，苏联外交部回答说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事先既无所闻，也不赞成。中国国民党驻苏联大使访晤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时，李维诺夫激烈地否认苏联与离开东北之后的张学良有过任何接触，当问及苏联政府是否能帮助解决西安事件时，李维诺夫答称唯一的途径是使中共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有一个认识过程，即由“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释蒋”的变化。当事变消息刚传到陕北保安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把蒋介石押送保安交全国人民公审。12月13日下午，保安召集了约300人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认为“从1927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积山，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必须把蒋介石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来公审。深受蒋害的群众的这一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主张把蒋介石公审后裁判”。12月15日毛泽东等署名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文中，号召国民党诸公“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里的“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处理蒋介石的主张。但是，在我党了解到各方面情况后，审时度势，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思想，并且终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得到了圆满实现。

@@@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联蒋策略上存在分歧。

第一，中共中央“抗日反蒋”与共产国际“联蒋抗日”。

原先，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都主张采取反蒋抗日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于1935年12月撰文称，“如果我谈到中国抗日，那只是指中国的民众，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和义勇军以及革命的学生。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包括了中国反革命头子汪精卫和蒋介石”。明确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内。当时的《救国时报》编辑部也发表文章，具体阐述反蒋抗日的主张，在《关于抗日讨蒋》等文章中说，我们所以主张“抗日讨蒋”，是因为蒋介石不但自己不抗日，而且把一切国力和军力都用在“压制反日运动，迫害抗日军民，实际上是帮助日寇进攻我国”。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抗日必须讨蒋，其目的在抗日，在救亡”，而蒋介石的目的在于“鼓动国人自相残杀，抛弃反日”，我们和蒋介石之间“绝无共同之处”。文章还说，蒋介石、何应钦等，“实为压迫救亡运动的最主要的罪犯，实为害国害民的最主要的蟊贼”，而“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及其党内派别，并不见得在一切问题上都同蒋介石同一意向。”文章号召，一切追随蒋介石的人们，“迅速觉醒，树立讨蒋的旗帜，跟随全国人民，一块打倒蒋介石”。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蒋抗日的方针。王明也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他在《怎样准备抗日》一文中说，蒋介石是现代“中国的秦桧、张邦昌、曾国藩”，他“杀同胞以媚外，出卖祖国而求荣”。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和红军的主要敌人”。

不久，共产国际改变了反蒋抗日的立场。是什么因素促使国际改变政策的呢？苏联政策的转变，是共产国际改变立场的重要原因。1935年冬和1936年春，苏联、日本关系的变化，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间在远东角逐，苏联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这一切促使苏联对蒋政策的转变。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代表陈果夫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翌年，陈果夫回国后，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于1937年正式公布）。中苏关系有了改善。

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关系的改善，对于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立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大体上与苏联和国民党改善关系相适应，1935年底，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此后，断然停止了“反蒋”宣传，并强烈要求中共放弃“反蒋”政策，实行“联蒋”的方针。王明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联合蒋介石抗日的主张，他说：“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他还说，“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我们“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联蒋”，而在于当时是否具备了“联蒋”条件，以及如何实现“联蒋”，共产国际过早地提出“联蒋”口号是脱离中国当时实际情况的。《八一宣言》公布时，中国共产党正率领红军在长征途中苦斗，蒋介石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决心歼灭这支人民的武装。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仍然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现实，怎么能“联蒋”，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如果当时机械地执行国际指示，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蒋介石搞统战，无异向国民党缴械投降。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28日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口号是“抗日反蒋”。宣言声称：“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当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一方面提出联合的“人民共和国”政府，“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另一方面这里的“一切”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文章不止一次地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

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斗争情况出发，坚决实行了“抗日反蒋”的政策。

第二，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与共产国际无条件的联蒋抗日。

随着日本扩大对华侵略，英美与日本矛盾的尖锐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内外压力下，有改变对日态度的表示，如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宣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中共中央遂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向国民党“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接着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布《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宣布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并重申“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的转变，是根据中国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定的，是正确的。“逼蒋抗日”的口号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同情和响应。“逼蒋抗日”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只有联合国内一切主张抗日的政治派别，经过斗争，才能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动政策，加入抗日营垒。这些都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同，共产国际和联共认为，同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应当同蒋介石会谈，只要蒋介石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他就能够加入抗日营垒了。他们不同意中共独立自主原则，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造成全国统一战线的局面，以阻滞日本侵苏野心。共产国际这种方针与中共中央的以共产党为主体的“逼蒋抗日”策略是相反的。双方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第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策上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主张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是，在如何处理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并不一致。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于1935年11月28日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和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决议中，都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认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这个未来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什么性质呢？苏维埃和红军与它的关系以及地位怎样呢？中共中央公开阐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央郑重宣言：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党中央又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很明显，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的“集中与统一”作为联合的基础，是非常正确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普遍要求联合抗战的愿望，同时又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面，它避开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与工农红军统治权、领导权的无理要求，同时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压力，这确是一个机动灵活、反守为攻的高超的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这种独立自主的政策和策略，王明和共产国际是不同意的。共产国际批评中共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活动，是“不现实地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计划”。王明也指责中央领导同志，“还不完全掌握在实践中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他认为扩大和巩固自己力量的行动将“阻碍全国联合”。王明的这些观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进一步发展成右倾投降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虽然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领导权和对待蒋介石等问题上，存在右倾错误，而这种右倾错误，不可避免的对抗日战争带来消极作用。我们党在极端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不断地总结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教训，逐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随时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找到了组织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方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