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对于两者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革命的失败仅就主观方面来讲，是因为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不讲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原因。在国际上，特别是苏联有些史学家至今仍然坚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始终是完全正确的，责任全在中国共产党本身。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在同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争论时说：“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是完全正确，一贯正确的，任何人都找不出哪一个指示或决议是有错误的。”他说：“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分子喊叫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它的领导）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克的错误。这是对的，但他们拿这一点指责共产国际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对了……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不出共产国际有哪一个指示、哪一个决议会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孟什维克主义的倾向，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指示。”另一种意见则与此相反，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指导的结果，他们对此应负全部责任。近年来，在研究共产国际颇有影响的费·克劳丁在他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以上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我党出版的一般文献、教材中，主要从主观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指出由于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又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才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没有直接讲共产国际的责任。但后来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评价是：“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但是“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又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这就是说，大革命失败首先是由于中国领导者的错误，其次是共产国际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发来的各种指示，不仅必须按组织纪律执行，而且多数是执行了的。因此，共产国际当然也有责任。周恩来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节 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妥协退让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13日，会议首先由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经过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等，最后，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又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并通过了《政治问题议决案》。这次会议，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右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精神。

第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都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认为“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因此，会议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要反对“左稚病”。陈独秀还列举了我党“左稚病”的所谓六种表现，批评我党所谓在国民党内、党外包办的错误。

第二，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会议还提出，我们必须从上中下三层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

会议不但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统统送给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而且革命的军权也必将完全送给蒋介石等人。

第三，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我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指责党内那些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志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他还批评说：“若是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让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会议在《农民运动议决案》里，竟把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

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决议未传达到中国的话，那么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则早已传到中国，而且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对于第六次扩大执委会十分强调的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应该是清楚的。会议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是直接与国际决议相违背的。

党的12月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更加系统化了，而且也更加完备了。这次会议全面接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并得到了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认可。这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已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二、共产国际1927年3月指示和罗易来华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推行，还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罗易来华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七次全会精神，嗣后中共通过《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曾表示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并再一次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改变党的12月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所以，到了1927年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便逐步贯彻到了全党，致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对付反革命的突然袭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书记罗易，罗易：1887年生于印度孟加拉。1916年赴英国，1917年定居墨西哥，1919年他在那里遇见了共产国际驻北美的第一个密使鲍罗廷，他参加了创建墨西哥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间草拟民族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会后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工作。1930年12月回印度，1931年7月被捕，1936年11月获释，1940年加入印度国大党，1954年去世。罗易在共产国际享有较高的地位，他在共产国际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或候补执委，并且是第五、六、七次执委主席团成员。罗易受命来华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视，可是罗易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远不能与鲍罗廷相比，而且从私人关系来说，罗易是由于鲍罗廷的帮助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因此，要罗易指挥鲍罗廷不能不遇到困难。事实上，罗易到达武汉后，在许多问题上与鲍罗廷发生了无休止的争执。在国际执委七次全会上竭力主张中国应实行土地革命，因此，国际决定派他来中国贯彻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罗易于1927年2月16日抵广州，4月2日到达武汉。

1927年初，鲍罗廷开始对蒋介石的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展开斗争。1月，鲍罗廷在武汉群众大会上公开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要求表示不满。2、3月间，维经斯基自上海赴武汉，与鲍罗廷商讨对付蒋介石的政策。鲍罗廷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维经斯基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过早，曾由武汉去南昌企图谋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但蒋介石已决心反共，维经斯基徒劳往返。4月2日，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指出，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反动中心”。这说明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已有所觉察。

正当蒋介石加紧阴谋篡权之际，1927年3月3日，联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信函指出：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上述事实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趋向已有所预料，并且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对策。但是，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共产国际没有料到蒋介石的叛变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以及国际代表的妥协退让，在组织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正当罗易来华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七次全会决议之际，中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苏、反共、屠杀工农的反革命事件不断发生。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警察搜查了苏联驻北京的外交机关，逮捕大批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同时还在使馆区逮捕了李大钊等几十名中国共产党人。并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军阀政府的这一骇人听闻的反苏反共的反革命行动，是在英日等帝国主义直接策划和支持下进行的。

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张作霖的反革命活动，苏联代办当天就提出了抗议。4月9日，莫斯科再次提出抗议。4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就张作霖袭击北京苏联使馆后公布的文件发表了声明。5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张作霖军阀政府杀害李大钊等25名共产党人发表了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抗议中国反动当局的反苏反共的反革命行径。

帝国主义除了直接出兵镇压革命和公开挑动军阀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外，还处心积虑地加紧进行分化中国革命阵营的种种活动。1927年初，美国和日本派遣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会谈，拉拢蒋介石投向帝国主义怀抱，3月，美英等帝国主义制造南京惨案，用大炮敦促蒋介石尽快地进行反革命政变。积极寻求反革命支持的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密谋勾结，于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上海向工人开刀了，他发布了通缉令，被通缉的197名共产党人中，第一名就是鲍罗廷。4月15日，蒋介石又在广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汕头等地也进行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所谓“清党”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代表表现出软弱无能。鲍罗廷曾一度主张东征讨蒋，但因无力实现只好作罢。罗易竟在4月13日致电蒋介石，避而不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严重事件，好言劝告蒋介石前往武汉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解决党内一切争端。这份电报全文如下：“我们得知你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其驻华代表前去拜访，以商讨由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目前第三国际代表团正在中国，并一直渴望前去拜访，但因我们曾在全国各地分头进行访问，所以迄未成行。”

“一周前我们在武汉会合，打算遵照你的要求，前去上海拜访。在我们启程前夕，传来了袭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的消息，表明帝国主义列强正在采取最严重的侵略手段。当时我们还得知你已离开上海。所以我们放弃了计划中的上海之行。”

“今天又传来消息，你已决定在南京召集几个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开会。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你和汪精卫所订的协议，即关于党内一切争论的问题，应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这个会议应在武汉召开，并须有你参加。你们在此关键时刻召集几个中央委员开会，革命的敌人自然会说是国民党队伍的一次分裂。”

“当此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向中国国民革命进行恶毒攻击的时候，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事实上，国民革命队伍中的纠纷已经引起帝国主义采取这样一种高压手段，如五大强国递交了内容一致的照会。鉴于形势的危急，我们劝告你放弃计划中的南京会议，它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你如采纳这个劝告，我们将乐于访问南京，以便和你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三国际愿望竭尽全力协助组成包括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的民族阵线。”

“第三国际代表团，罗易签字，1927年4月13日于汉口。”

4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蒋介石反共事变的声明，声明说：“帝国主义不仅封锁了整个中国，而且还破坏了国民党的团结，收买了蒋介石。这个出卖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已经成为全国反革命的中心。”

“我们以无比愤怒和无比憎恨的心情，宣布蒋介石为革命叛徒、帝国主义强盗的同盟者、革命国民党的敌人、工人运动的敌人和共产国际的敌人。”

根据共产国际声明，鲍罗廷、罗易于4月22日，发布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宣言说：蒋介石的背叛“并不是个人或某几个人叛党，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并且转过来反对国民革命。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和他的屠杀助手们广东将军等的霸权，并且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仅仅到上海南京去进攻蒋介石还不够，我们在每个乡村每个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势力进攻，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资产阶级。”

※※第二节 共产国际紧急指示，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严重危害

@@@一、共产国际紧急指示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八次全会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如下：

(1）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政府的领导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挑选中国共产党中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参加国民党中央。

(3）要武装2万中国共产党员。

(4）挑选5万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以中国共产党或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代之。

(5）成立革命军事法庭，严厉审判右派及反革命分子。由国民党左派领袖担任法庭庭长，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6）厉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

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等内容是正确的，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方法，对于后来的革命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时要贯彻执行有一定的困难，如指示要求在保持与汪精卫、唐生智联合即不造成国共分裂的前提下，“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和“厉行土地革命”，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大革命已经面临失败的前夕，要想挽救危局谈何容易。但也不是绝对不能执行，如立即坚决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效的。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都没法执行，鲍罗廷认为指示是“荒谬可笑”的，他给莫斯科发了一个回电，用外交辞令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陈独秀也不向党内同志公布国际指示，任弼时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拥护这个指示和决议，竟被陈独秀当场撕毁。他于6月15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称：“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国际指示被搁置一边。

罗易相信国民党和汪精卫超过相信共产党，不和任何人商议，不经过组织，竟把共产国际这一重要密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并且依照汪精卫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汪精卫得知电报后到处鼓动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毁灭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了，要实行共产革命了。正在准备分裂反共的汪精卫，抓到了这个把柄，加紧进行“分共”。

@@@二、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严重危害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执委八次全会制定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接着又发出了紧急指示，在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意见中，反复建议中国党必须大力发展革命势力，深入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改造武汉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和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也有错误，例如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代表，因而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寄希望于汪精卫，幻想使武汉政府成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使国民党“农民化”、“工人化”，并指示要通过武汉政府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

陈独秀和国际代表，发展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方面，对正确的指示拒不执行，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

在当时，武汉政府辖下的两湖及河南部分地区，拥有7000万人口，有相当的工农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2000枝枪的工人纠察队。湖南、湖北的农民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根据我党所掌握和依靠的这一批革命力量，如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能够接受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和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建议，仍然可以有力地反击蒋介石对革命的进攻，防止左派的动摇和离心。但是，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顽固推行其妥协退让，继续发展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致使革命的前途更趋险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21日晚，驻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样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6日，江西军阀朱培德在“礼送”的美名下，驱逐共产党员出境，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形势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日益走向反动。他们公然发出一系列反动布告，压制工农运动。6月10日，汪精卫等在郑州与冯玉祥密谋，决定公开反共。6月19日，冯玉祥赴徐州会见蒋介石，达成了“清党反共”、“宁汉合作”的协议。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到了成败的最后关头。

在此紧急关头，罗易、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搞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

为了搞好与“左”派关系，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跟着武汉政府限制农民运动。罗易在声讨夏斗寅叛变的宣言中竟“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马日事变后，鲍罗廷与谭平山等组织查办团赶赴长沙“查办农民过火”。鲍罗廷认为“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C·p·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鲍罗廷无视共产国际指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他竟提议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国民党。

※※第三节 共产国际七月决定，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一、共产国际七月决定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政策和策略规定如下：

(1）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

(2）在退出武汉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申述由于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才采取此步骤，而且要求严惩镇压工农的一切罪犯，并揭发武汉政府的路线政策。

(3）不退出国民党。

(4）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最后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

(5）开展土地革命。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

(6）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

(7）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对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提出谴责，“说它违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等问题的决议。虽然每天向它发布指示，它却置之不理。……所以，中共必须召开非常会议并选举新的领导人。”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7月26日，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又提出“统一本党政案”。其内容是：

(1）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2）在国民革命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

(3）本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反动集团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鲍罗廷等于7月27日下午3时，自汉口乘火车北上到郑州、洛阳，途经冯玉祥的防区和蒙古而回俄国。同行者有陈友仁。临行前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递交鲍罗廷转交苏共中央信件，信函全文如下：

“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诸同志：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携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所感念不忘。最近本党感于国民革命之进展与环境之关系，曾经决议于最短时间，派遣重要同志前往苏俄，商量中俄两国之联合方法；同时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蔽。关于此中曲折，鲍罗廷同志必能详述一切也”。

※※第四节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一、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

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过高地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能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直接导致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以及武装斗争等许多重大原则和策略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促使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完整正确的了解，因此它不能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和对策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讨论并制定了《东方问题提纲》，“提纲”强调的是反帝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对领导权的提法是：“把当地无产阶级锻炼成为政治领袖。”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同志仍然强调民族运动的反帝性质，不论这个运动是由谁来领导。共产国际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放在政治宣传和发动群众的范围之内，忽略了对政权和军权的领导与控制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前途》讲话和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中，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由此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的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全会决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一联盟的领导成分。决议还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土地问题联系起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5月，召开了共产国际八次全会，通过了《中国革命决议案》，并对中国革命发出了紧急指示，强调了争取领导权。但当时革命已处于危急关头，执行起来相当困难，为时已晚，加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革命遭到失败。

总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虽然有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提法，但其含义是指潜在的、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领导权，是战略性口号，而不是现实的、直接的领导权，不是行动口号。事实上，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始终未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当作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来解决。

@@@三、共产国际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和领导权密切联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它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根本上说就是和资产阶级争夺对于农民的领导权。

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初稿》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期间的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从理论方面讲，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中国革命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就共产国际实际指导工作来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1925年五卅惨案后，南方一些省份农民运动兴起，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要求镇压农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曾致电中共中央：“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强调土地运动。”据罗易说：“这个电报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保持同国民党联合，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后来共产国际虽又提出土地革命，但是，“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依靠国民党政府来搞，并未要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实际上他把领导土地革命的重任交给了国民党，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开展土地革命只能成为泡影。

@@@四、共产国际忽视由共产党人掌握军队领导权和建立自己革命军队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先是强调做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后又讲到共产党人要学习军事。1927年5月，才提到要动员2万党员参加组织的5万工农军，但因客观形势紧迫，它的这个指示也没有行通。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武装问题上的失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自愿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懂得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是随时都要准备武装斗争的，一方面要建立党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一方面要武装下层工农群众。

（二）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党将领们，因而，集中全力援助他们，即从事所谓“将军运动”，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不敢建立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反共，就使我们措手不及，难于应付。

@@@五、共产国际在三次大退让中右倾动摇

由于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力量和革命作用的错误估计和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就必然导致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也发生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三次大退让问题上。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工农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迅速统一和巩固，全国正面临着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战。这时，革命领导权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老右派斗争中，接连表现出右倾动摇，妥协退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重要环节上：

（一）国民党“二大”会上的妥协退让。

（二）“三二〇”事件中国际代表的妥协退让。

（三）整理党务案事件上的退让。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重大失误呢？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1960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机械地认为：“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起义是工农、只有两个阶级。”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既是共产国际本身产生错误的原因，又是直接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形成的原因。

※※第五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陈独秀坚持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路线和策略，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结果。

@@@一、十二月武汉特别会议是在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前，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从来没发表过批评陈独秀右倾和不执行国际指示和顽固抵制国际路线的决议、讲话和文件，只是到了1927年7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的严重时刻，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联共中央1927年8月9日也指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陷入右倾。”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1926年12月，我党在武汉召开的特别会议，集中地反映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思想，并开始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次典型的错误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党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廷康和顾问鲍罗廷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确认了上述会议内容。因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的贯彻执行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尽管处在幼年时期，但对共产国际的不少指示，包括陈独秀在内，是有过不同看法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批评、监督和纪律约束下，陈独秀基本上放弃了个人主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如1926年“三二〇”事件和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之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激烈反对蒋介石这些无理要求，为此，陈独秀曾写报告给国际执委会，要求退出国民党，结果，遭到鲍罗廷的反对。

历史事实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所以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除他本人的原因外，主要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才是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因果关系。

@@@三、陈独秀的错误及我们应吸取的教训

我们说陈独秀的错误是执行共产国际错误决议和指示的结果，绝不是说陈独秀本身就没有责任，就不应该对革命失败承担责任，而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教训。

陈独秀的主要错误：

第一，他不能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对于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缺乏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因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

第二，不善于发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指示中正确合理部分，抵制消极错误因素。

第三，在党内实行家长制，个人专断，对一部分同志的正确意见未能认真听取。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敌我力量过于悬殊。

第一次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教育并锻炼了党和人民，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这一时期，当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时，革命就发展，就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到挫折和失败。

第二，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必须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同盟军，才能保持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第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无产阶级要实现对革命的领导，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