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支持国民会议运动

※※第一节 共产国际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共产国际和苏联十分重视培养各国革命干部。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别重视对中国革命干部的培训。1921年4月，在莫斯科设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东方大学。这是一个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生来自各个民族，除苏联东方少数民族外，1921年设立中国班、朝鲜班、日本班等。中山大学未成立前，中共选送的党、团员都就读于此。最早去学习的有刘少奇、彭述之、罗觉等人。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逐年增加，最多曾达60余人。1922年时瞿秋白曾在该校任助理教授。

在中山大学建立以后，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以及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20人至50人。此外列宁学院也有中共学生，分别编入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中国派人前往学习

中山大学（简称“中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不仅中山大学的名称反映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和中苏联盟关系，而且中山大学的成立和关闭还体现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它是中国革命运动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具有各种政治倾向，学生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派去的成员，因而它不仅是中国革命政治舞台的缩影，也反映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大批学生去“中大”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以前，大部分中国学生出国求学都是去欧洲、美国和日本，中国政府1872年的第一批选派出国的留学生30人是去美国，很少有去近邻俄国深造的，因为当时的俄国落后。十月革命以后，进步的中国青年向往苏联，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不能直接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直到1921年，才有少数的共产党人去俄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1925年，“中大”创办后，成千上百个中国人成批地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不仅是人数的变化，而且当赴欧美留学生带回“科学”与“民主”梦想时，留苏学生带回的却是一个救国纲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加快了建立中山大学的计划。鲍罗廷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获得了通过，并且成立由谭延、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这个委员会建立后立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着手选拔学生。

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仅广州一地就有1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经过考核，选拔委员会选拔了350名学生，学生的分布如下：广州180人；黄埔军校10名；湘（湖南）、滇（云南）军校各10名；上海50名；京津50名；鲍罗廷推荐20名。（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广州学生中90%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概况

1925年秋中山大学开学，校址在莫斯科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四层的楼房。楼房前面是校园，有许多树木。左边是排球场，后边是篮球场，冬天可改成溜冰场。全楼总共约有100个房间。餐厅在一楼，图书馆、教室、学习室、办公室设在二、三、四楼。

为了不让帝国主义掌握有关情报，而且当时中国除广东以外还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大”的活动很少见报。

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大厅披上了盛装，列宁和孙中山像分别悬挂在大厅两侧的两国国旗之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出席了开学典礼，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

中山大学从1925年建立到1930年结束的5年中，先后有过三位校长。

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他在1925年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讲授过《中国革命运动史》。这是中山大学很受欢迎的一门课，他每周讲两三次，每次讲三小时。拉狄克用很多时间研究中国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的观点基本上和托洛茨基一致，但在很多政策和策略上和托洛茨基有分歧。拉狄克支持托洛茨基是他失去校长职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狄克1885年出生于波兰，在克拉科夫大学和伯尔尼大学毕业。他在那里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19年1月起义失败后，他被捕和囚禁。1920年1月，他被准许回到苏联。3月，成为共产国际的书记，开始担任重要职务。1920年7月—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9月，他和季诺维也夫领导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1921年2月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并帮助筹备在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并再次被选进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在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几个报告，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最后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三次全会上，他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1923-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于1924年6-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并撤消了领导职务。在1925年3-4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全会上，一个专门反对拉狄克、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决议案被通过。共产国际任命他去领导中山大学，1927年12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开除党籍，1936年判决十年徒刑，在被放逐后，于1939年去世。

中山大学第二任校长是米夫。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在“中大”普遍不得人心。他不上课，他只和少数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他在“中大”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撰写中国革命论著。1929年，米夫要求辞去校长职务。

米夫原名费尔曼，1899年出生于俄国乌克兰。1917年11月以后，在共青团中活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内战结束时，他是一支红军部队的政治委员，尔后，他进入训练布尔什维克干部的高等学校学习，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秋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2月6日，受联共（布）派遣领导一个宣传团到达广州、上海、武汉访问，并出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返回莫斯科，1928年他代替拉狄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从这年3月起同时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至1935年12月止，他出席了中共六大，并参加了大会文件起草工作。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和布哈林、罗佐夫斯基代表俄共（布），在委员会上负责起草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在1930年底，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来到中国，1931年1月，以共产国际使者身份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等人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返回苏联。王明也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1932年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31年写的关于中国的文选。1933-1934年，他为共产国际刊物撰写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散布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左”的观点。1933年12月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名义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扩大全会上讲演。从1934-1937年，他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于1938年去世。

中山大学第三任校长是威格尔。威格尔是一个教育家，老布尔什维克。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之前，在莫斯科的很多大学任过教。当中山大学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工农学生要求根本改变教育计划的压力下，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教育家的威格尔被指定来担任这一工作。他对学生非常关心。他在担任校长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国问题》杂志的编委，这是1929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的季刊，他称得上是苏联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威格尔当“中大”校长时，正值“中大”清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1930年，“中大”正式宣告停办，威格尔离开了学校。

“中大”校长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教务处。秘书长由波哥里耶夫等担任；总务处处长由维索梯担任，在这个处工作的有杨明斋等人；教务主任由伊格纳托夫担任。

1928年以后，学校增设中国同志担任校领导副职，王保礼、李竹声等先后担任副校长；殷鉴等担任教务处副主任职务。

这所学校的经费，包括学生的衣、食、住、行、图书、文具、寒暑假费用，回国路费等全由校方负担。

“中大”还有三个附属机构—中国问题研究所、翻译局、中文印刷所。“中大”还编译出版《国际评论》中文周刊。

@@@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活动

“中大”教学目的和课程设置的出发点：

(1）学习的目标在于培训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并非培养科学家，不设自然科学。

(2）为适应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训练政工人员必须速成，讲究实效，学习期限为两年。

(3）理论和实践并重，学生既要具备群众工作的能力，又要具备军事指挥的才干。

(4）除了学习书本理论外，必须对苏联党、政、军等进行现场考察。

从上述各点出发，“中大”的课程安排如下：

(1）俄语。俄语是第一学年最重要的必修课，也是决定一个学生是否及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除了俄语外还可选修第二门外语，如英语、法语或德语。

(2）历史。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所有上述各科历史都是厚今薄古，重点是讲授近现代史。

(3）哲学。这门课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生们被这门新鲜学科吸引住了。

(4）政治经济学。这门课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因《资本论》很难读懂，用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教材。

(5）经济地理。

(6）列宁主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一连串的讲演，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列宁主义的解释。他第一次提出列宁主义的命题。他的这些演讲以《论列宁主义基础》为题，编印成书作为教材。这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

(7）军事学。这是一门重要的课程，是中山大学特色之一，开设这门课程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这门课程进行得十分认真细致，由高级军官担任教官，他们当中有师长、大校。中山大学军事研究室主任阿基莫夫，是一位空军联队指挥官。

在军事研究室里陈列着各种普通的武器如：大炮、步枪、机枪、手榴弹、榴弹炮，还有各种地形沙盘，作为正规课堂教学的补充。在这个研究室讲解各种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校方还经常组织学生去莫斯科附近的军事院校参观和附近兵营去打靶。暑假期间，所有男生都要穿上军装，住到莫斯科附近的某一处兵营去接受野营训练。

除了上述各门课程外，还有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等。担任讲授的教师都是从苏联各大学抽调来的有声望的老党员教授。如教经济学的是马丁诺夫、利浦曼等，教西方革命史的是瓦克斯，教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是拉狄克。此外，在学生中挑选了一些党员如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董亦湘、傅胜兰、王稼祥、沈志远等充当助教（翻译）。

苏共、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时常来校作重要报告。如斯大林于1927年5月13日作《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在三个小时的报告中，回答了十个问题；布哈林讲过宣传工作；罗佐夫斯基讲过国际职工运动；克鲁普斯卡娅作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陆定一、邓中夏，关向应等来校作过报告。赴苏联访问的国民党人胡汉民、冯玉祥、于右任等人也来“中大”讲演。宋庆龄、陈友仁也曾访问过“中大”，并在“中大”举行的招待会上讲了话。

※※第二节 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冯玉样国民军，支持国民会议运动

@@@一、北京政变，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冯玉祥的支援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第一军，驻察、绥；胡景翼为国民军第二军，驻河南；孙岳为国民军第三军，驻陕西。通电孙中山立即北上，共商全国统一大计。

正如帮助孙中山一样，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冯玉祥采取了联合、支援的方针。因为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都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援助冯玉祥国民军，反对奉、直军阀，必然会削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这样，从1924年秋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给予了积极援助。

1924年10月27日，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冯玉祥和加拉罕会谈，商谈了苏联给国民军物质支援问题。1925年1、2月间，鲍罗廷赴张家口访问冯玉祥，商讨国民党宣传人员进入国民军宣传三民主义问题。同年4月21日，鲍罗廷和杰克（苏联大使馆武官）一同与冯玉祥会晤，进一步洽谈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援助问题。此后，冯玉祥访苏，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支援国民军，任德江任总军事顾问（见本书附录）。

1924年至1926年8月，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军械如下：

飞机：10架

三口径炮：60门

迫击炮：18门

炮弹：58000发

铁甲车：8辆

机关枪：230挺

步枪：42328枝

子弹：6970万发

军刀：5000把

手榴弹：1万多枚

火焰喷射器：10支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对冯玉祥触动很大。他曾对高级将领说：“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制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苏联的帮助使人感动，我无以形容。”他还说过：“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任（德）江，曾参加欧战”。“我说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的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还有一个小例子，譬如我们在平地泉的骑兵学校，苏联就一次帮助我们五万元，作为购买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这个例子说明只有苏联是帮助中国革命，其他美、日各国都在帮助军阀！”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对苏联的军事、政治、经济进行考察。红军总参谋长布加乔夫、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麦尔尼科夫、莫斯科卫戌司令雅科夫列夫等，到车站欢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高举“欢迎国民领袖—中国工农运动的捍卫者！”大幅标语，列队迎接。冯玉祥在欢迎会上致词说：这次访问苏联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建设国家和红军的经验”。冯玉祥在苏期间，受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亲切接见。同时，中共派刘伯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向冯玉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以及实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这次访问，大大促进了冯玉祥思想的变化。1926年9月16日，冯率部五原誓师，同仇敌忾，投身国民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的推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国民军从困守地位转入到进攻，不但解除了吴佩孚爪牙围攻西安，包围兰州的威胁，并且采取了攻势，从潼关出兵，进攻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胜利进军。

@@@二、共产国际代表支持国民会议运动

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8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北京的国会，不过是封建军阀手中欺骗人民的工具和傀儡，根本没有代表民意的资格。因此，中共主张废除这种国会，而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选代表，在适当地点，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这个“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是为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所容易接受的口号，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对当时北京军阀政府的痛恨和对于人民选举的民主政府的渴望，冯玉祥北京政变后，中共于1924年11月，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又一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并且阐述了举行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

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1924年12月12日，维经斯基以魏琴笔名在《向导》周报第95期发表了《列强与中国国民会议》的文章，指出“国民会议的思想激荡了全国，各阶级各民众的团体，对此思想皆有相当的明了，各有自己的观念。”文章说现在我们求解放之唯一的方法，就是赶快组织民众的力量，预备国民会议之召集，由此国民会议选出为国民所愿意的人们组织政府，此政府一定可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12月30日，维经斯基又在《向导》周报第97期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再次强调指出：“民众现在最重要的职任，是积极的集合自己的力量，达到各地国民会议促成所提出来的要求。”

鲍罗廷积极为国民会议的召开而奔走。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主持召开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发表《北上宣言》，宣言明确阐明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提出国民会议召开前，先召集预备会议，讨论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以及召开的日期、代表选举办法等。11月13日，鲍罗廷随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粤北上，12月20日抵达北京。1925年1月，孙中山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由广州移至北京，鲍罗廷继续担任该委员会顾问。在北京的几个月内，鲍罗廷为国民会议运动而奔忙。

正当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之际，孙中山旧病复发，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临终时，给革命同志留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他在《遗嘱》里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在《致苏联遗书》中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届时苏联以良友及同盟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遗嘱》和《遗书》体现了他一生的伟大革命精神，表现了他坚决贯彻三大政策以拯救祖国的坚强意志，反映了他对苏联人民的革命友谊。

孙中山临终前，鲍罗廷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孙中山逝世的当天，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员都亲往铁狮子胡同进行吊唁。13日，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分别发来唁电，共产国际的唁电宣称：“第三国际谨守列宁之意志，从事教导全世界工人竭尽全力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而对于中国尤为注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尽力向各国劳动群众解释孙逸仙事业之重大意义，深信共产国际之各支部皆竭力援助将完成孙逸仙大业之国民党并深信与国民党合作之中国共产党亦能完成当前之伟大历史的事业。”表达了共产国际并不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放松支援中国革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