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策略，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改组国民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形成后，共产国际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广东政府，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共产国际从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更加重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三大”成立了东方委员会，对东方国家的革命进行了讨论，列宁在报告中强调了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他说：“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在东方寻找苏俄的朋友和支持力量，共产国际加快了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步伐。

@@@一、共产国际和苏俄开始同吴佩孚联系

1920年初，苏俄政府为了避免和日本干涉军直接发生冲突，以集中力量对付波兰的进攻，1920年4月决定建立远东共和国。苏俄政府在国外面临一系列困难情况下，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关系。1920年8月，远东共和国派出优林使团到达北京，同北京政府谈判建交问题，因吴佩孚根本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军阀，他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的政策1921年下半年遇到了困难，同时，优林使团坚持苏俄远东共和国在中东路的利益，而且又发生了外蒙古事变，激起了北京政府和苏俄关系的恶化，1921年春，苏俄派裴克斯使团取代优林使团，由裴克斯使团着手转变政策，实行联合孙中山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二、共产国际代表会见孙中山

第一个会见孙中山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维经斯基，他于1920年11月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询问了有关十月革命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要求，双方认真讨论了如何把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等问题。

第二个会见孙中山的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马林于1921年12月10日在张太雷陪同下离开上海。12月23日到达桂林。曾三次同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经过长谈，马林认为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向孙中山建议：(1）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2）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3）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当时孙中山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又担心与苏俄过分接近会引起强烈的干涉。他说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络。

1922年4月，达林代表苏俄政府到广州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多次，在会谈中，孙中山一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两党平行合作。

@@@三、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

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阐述了孙中山国民党的进步作用，指出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并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迁至广州进行工作。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是革命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组成自己的团体。至此，共产国际明确规定中国的国共合作采取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一、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西湖特别会议

1922年8月，根据马林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国际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经讨论，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统一战线政策得以确立。随即，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在上海加入国民党。

西湖特别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是我党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党便更多地注重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着重讨论统一战线策略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会议着重讨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提纲》，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殖民地东方应强调的口号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东方国家应解决土地问题；提纲认为东方各国工人运动应首先在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

共产国际“四大”把国共合作问题提到了战略决策的高度，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是陈独秀和刘仁静。刘仁静在大会发言中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次会议对我党制定统一战线政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从“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高峰，但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暴地镇压，造成了“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惨痛失败的教训，使全党和工人阶级懂得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单凭我党领导工人阶级孤军作战是不行的，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从此以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便创造条件，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再次听取了马林关于中国情况报告，根据中国统一战线工作实际进展，以及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精神确定的。《决议》明确指令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国民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指出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的“党内合作”。《决议》全文：

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综上可见，共产国际不仅十分重视并制订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论、策略，回答了有关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具体地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国共合作方针。这对中国革命发展有着实际和深远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在酝酿和制订国共合作方针过程中，表现出轻视工人阶级和过高估价国民党、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缺点，这些思想又直接影响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制定的向中国共产党三大发出十三点指示，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应力求建立工农联盟”，并指出革命“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于7月18日才收到这个指示。

@@@四、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及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大会首先听取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党中央召开的西湖会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陈独秀报告后，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指示。

党的三大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估计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拒绝参加国民党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错误倾向。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以解除内外压迫。”“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而“以产业落后的缘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严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规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党的三大正确地确定了实现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党的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形成。这就促进了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着过高估价国民党和忽略共产党领导的倾向。

党的三大以后，我党一方面继续通过报刊及其他各种方式，帮助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在政治思想上促其革命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扩大其组织。1923年9月，李大钊与国民党的王法勤、丁惟汾等在北京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至11月间，发展国民党员1000余人。11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我党应如何进行国民运动的问题进行了部署，制定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而“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强调指出：“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规定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我们予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这次会议提出的观点和措施，比党的三大前进了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大的某些缺陷，对于贯彻三大的正确方针，使之具体化并付诸实施，起了积极作用。而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所以有此前进，与共产国际指示有关。如前所述，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三大一个指示，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该指示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革命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政党领导权等问题上，都比以前的指示有所前进。但是，由于路上耽搁，我党在三大结束后的七月中旬，才收到这个指示。虽然指示对三大未起到直接影响，但对这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起了作用的。

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中央又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本党地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与各级国民党部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应从速成立国民党分部，吸收同志、非同志参加。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和中央十三号通告的发布，都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两次护法的结局，特别是第二次护法时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一个沉痛的教训，它不仅证明了健全国民党组织与纪律的重要性，而且也证明了依靠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终于明白了过去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他懂得了要革命，必须依靠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联合社会主义的苏俄。此后，他开始放弃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的旧办法，着手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一、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热情帮助

陈炯明叛变后，在孙中山处于危难之际，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伸出了友谊之手，给孙中山以热情的帮助。

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李大钊就赶到上海，代表中共于8月23日会见了他，对孙表示支持和声援，并讨论研究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并任“辅助总理”。

为了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改组。

从1923年开始，共产国际和苏俄通过向孙中山政府派出顾问，以及邀请孙中山派代表访问苏联等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孙中山的支持和帮助。

1923年9月，苏联驻中国外交代表加拉罕到北京。经加拉罕推荐，苏联政府鲍罗廷任广东的常设代表，马林离华回莫斯科。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应邀到广州。10月25日，孙中山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顾问，鲍罗廷立即投入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都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审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上起了重要作用。

@@@二、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对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影响

1922年7月，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来华。1923年1月26日，在孙、越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

从1922年9月至1923年，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召开了多次会议，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到1923年底，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共产国际十一月决议对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影响。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目前正处在建立组织和聚集力量的阶段。1911年国民党进行了反对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它未能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吸引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广大劳动群众加入这场斗争。它将自己的计划仅仅建立在军事胜利的可能性上。要完成这样的革命任务，没有广大工农和其他阶层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

决议在肯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精神的同时，也提出了善意的建议。关于民族主义决议强调必须明确提出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关于民权主义，决议指出：“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关于民生主义，决议指出，把民生主义解释为没收“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把土地分给农民，实行民族工业国有化等等，“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

决议指出：“国民党应该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国民党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必将得到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全力支持。

决议还指出：国民党“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这个决议对国民党改组起了推动作用。

@@@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共165人，其中共产党人占14%，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这些都是孙中山指定的）、林伯渠、罗迈、夏曦、张国焘、毛泽东、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等。李大钊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成立的五个工作委员会中，宣言审查委员会有李大钊、于树德参加，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有李大钊、谭平山参加，组织宣传委员会有李大钊参加，组织党务审查委员会有谭平山参加。凡此种种，足见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24人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17个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林伯渠、于方舟等共产党人。这次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的宣言和改组国民党的各项具体办法。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着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对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敬。1924年1月加拉罕致电孙中山，祝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电文说：“苏联对于中国人民为民族自由与独立之勇猛奋斗，表示其友爱之同情。”孙中山复电说：“代表大会热望获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并向首先表现这种同情的俄国人民表示感谢。中俄两国人民应当沿着自由和正义的道路携手并进。”

正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期间，传来了列宁逝世的噩耗。会场上立即呈现出十分哀痛的气氛，大会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决定了下列事项：1.电唁苏联致哀；2.大会休会三日，以示哀悼；3.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事迹。

2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包括军政工商学警等各界人士参加的致祭列宁群众大会，孙中山曾手书“国友人师”祭帐一幅，横悬祭坛上。孙中山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均出席了这次大会，孙中山致祭文，祭文说：“……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于君，同轨并辙，敌动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这次对列宁的哀悼，形成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