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

第十一讲 阿富汗问题的历史根源

　　阿富汗位于西亚东部，与巴基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相邻。阿在东北部通过狭长的瓦罕走廊同我国接壤，两国边界线长约75公里。阿富汗没有出海口，距离最近的外部出海口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此外，它也通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与外界保持陆上交通联系。

　　阿富汗土地面积65.5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多山的内陆国家，号称“亚洲的瑞士”。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4/5，可耕地仅占3%。境内大部分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北部平原、南部及西部荒漠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少雪；山区夏季凉爽，雨量较多，冬季严寒多雪。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人口目前估计为3000万，几乎所有居民都是穆斯林。

　　一、阿富汗传统中立的形成及其危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有限的领土和人口及落后的社会经济决定了其传统中立外交的形成。

　　作为内陆国的阿富汗位于亚洲的中央、西亚的东端，地处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四大地区之间，因而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尽管资源相对缺乏，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阿自古以来即成为东西方贸易、文化的重要通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即取道喀布尔和赫拉特，而佛教、祆教和伊斯兰教均经阿富汗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尤其是对南亚次大陆而言，阿富汗成为其最重要的陆上门户，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大帝、迦色尼王朝国王马穆德和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奠立者巴布尔均由阿富汗入侵印度。因此，阿富汗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阿富汗一直是一个缓冲国，周边列强为争夺对阿的控制权而激烈斗争。13-14世纪，萨非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为此而争斗不息。1747年，阿富汗近代国家的创立者阿赫美德正是以波斯将领的身份举兵反叛，在波斯和印度两大帝国的夹缝间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普什图国家的。建国后至1978年，阿富汗中立外交的形成和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巩固独立国家的时期（1747-1839）。阿赫美德建国后，立即向波斯和印度两大帝国作出反击。他驱逐了国内的波斯和印度军队，并多次入侵印度。他所建立的国家版图辽阔，在南方包括了今天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卡拉奇等地，直抵印度洋边。但好景不长，此时已是殖民主义向亚洲大陆急剧扩张的时代，而阿富汗内部血腥的王位之争也极大地削弱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力量。在阿赫美德死后，阿富汗的领土萎缩，它重新成为一个内陆国。在北方，沙俄向中亚步步进逼；在南方，英国取代葡萄牙和法国成为印度的主人；而波斯则成为俄国的仆从。阿富汗在劫难逃。

　　（2）中立外交的萌芽及阿富汗的半殖民地化（1839-1919）。19世纪，亚洲腹地出现所谓的“大博弈”（Great Game）。其中，俄国不断蚕食中亚汗国，试图威胁英属印度；而英国则稳步地向西北印度扩张，极力阻止俄国的南下。阿富汗在两大列强之间无所适从，而野心勃勃的英国于1839-1842年发动了第一次侵阿战争，但遭到失败。1879-1881年爆发第二次英国侵阿战争。英军再次遭受失败，但最后却迫使阿富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甘达马克条约。根据条约，英国控制了其外交权，从而使阿富汗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

　　新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1880-1901年在位）开始认真考虑阿富汗未来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阿富汗如同“两只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或者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L。Dupree。Afghanistan，Princeton，1980，p。415.显然，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同时保持与两大帝国的友好关系，他在登基前致英国人的信中表示，希望“使阿富汗人永远置于两大帝国的光荣保护之下”。这是阿富汗传统中立的发轫，拉赫曼的儿子哈比布拉（1901-1919年在位）继承了这一政策。

　　在英国和沙俄的主持下，近代阿富汗的边界在拉赫曼时期最终确定了，两大帝国由此攫取了阿的大片领土。为了“完善”阿富汗的缓冲国地位，英国擅自将属于中俄交涉地区的瓦罕走廊交给阿富汗，从而使英俄的领土避免了直接接壤。

　　因此，形成阿富汗中立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第一，重要的战略位置。山国阿富汗地扼南亚的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第二，地小民弱的国情。阿人口不多，经济落后，军队弱小，社会组织松散，综合国力不足。第三，周边的亚洲国家无从形成对抗西方的联盟。亚洲邻国面临着内部的社会政治危机和外来压力，自顾不暇，相互间存在纷争，联盟绝无可能。第四，英俄的竞争。英俄在亚洲互为敌手，但为避免正面冲突，两国尤其是英国希望把阿富汗作为缓冲国。而阿富汗从与双方的交往历史中，也认识到中立是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选择。最终，这种在大国间的中立发展到了在两大军事集团间的中立。

　　（3）中立外交正式形成时期（1919-1953）。1919年，阿富汗在第三次英阿战争之后，成功地获得独立。国王阿马努拉（1919-1929年在位）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苏俄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的国家，向阿马努拉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两国还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阿富汗对英俄两国始终怀有戒心。因此，喀布尔大力发展与在本地区没有殖民传统的德国、意大利及土耳其、伊朗等穆斯林邻国的关系。1929年，阿马努拉因推行过于激进的改革而被推翻，但王族成员、前国防大臣纳第尔随后建立的穆沙希班王朝大体继承了他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富汗宣布中立，同时驱逐了来自西方国家和轴心国的非外交人员，避免了英苏对阿富汗的可能入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撤出南亚，美苏冷战取代了英苏对立；印巴实现分治，阿富汗因为领土问题与巴基斯坦发生争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同时，阿富汗积极谋求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然而，阿富汗在争取美国支持方面遭遇挫折。

　　（4）中立政策的调整（1953-1978）。1953年出任首相的达乌德亲王转而加强了与苏联的关系，莫斯科向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和外交上的支持，并承担了阿军官的培训工作。这一举措对阿富汗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因此加强了对阿的援助，来自东西方的大量援助使阿富汗成为“经济上的朝鲜”。但喀布尔也致力于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它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并与中国、印度等亚非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63年，查希尔国王（1933-1973年在位）迫使达乌德下台。他开始倾向于美国，但并未放弃中立政策。1973年，在亲苏势力的支持下，达乌德发动政变重新上台，建立共和国。虽然达乌德初期有所亲苏，他不久就作出调整，再次恢复了中立传统，直到1978年亲苏势力发动政变为止。

　　阿富汗中立与瑞士、奥地利、芬兰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属于中立国，其中立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较为稳固。而阿富汗的中立只是一种外交政策的选择，缺乏国际保证，一旦邻近的大国决心侵犯其主权，其独立的丧失就是必然的，不结盟运动组织成员国的地位于事无补。

　　二、战后阿富汗社会经济矛盾的加深与政治危机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什图人为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包括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从地域上看，普什图人主要分布在南方和东南方，而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在北方。为了控制北方，从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政府就一直在推动普什图人向北方移民。另外，部落在阿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存在于游牧社会中，而且存在于定居的农业社会中，在城市里也有影响。从宗教上看，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为穆斯林，而穆斯林中基本上为逊尼派，什叶派主要限于哈扎拉人，后者为蒙古人后裔，其社会地位低下。因此，阿富汗存在着深刻的民族、部落和教派矛盾。

　　阿富汗的经济相当落后，基本上以农牧业为主，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易受自然灾害（如旱灾）的影响，基础设施和工业则更为原始，国内没有像样的公路，铁路完全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政府开始努力发展经济，1956年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的结果，是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教育也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依赖外援。由于本国的积累能力低下，外援在阿富汗前三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中占到80%左右。第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产生了一些问题，如企业效益低下、农牧产品价格偏低（主要农牧产品和出口产品如紫羔羊皮、羊毛、棉花等均由政府收购）、严重的徇私舞弊、私人资本的发展受限等。第三，农牧业发展缓慢。其技术水平未有大的变动，大量土地和牧畜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和大牧主手中，生产仍受到自然条件的重大制约。第四，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由于大中毕业生的人数超过经济所能吸纳的规模，部分毕业生无法就业，而已经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毕业生则因工资低微而心怀不满。第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表现在地区、民族、教派、部落等方面，从而与固有的社会矛盾相交织。例如，什叶派的哈扎拉地区经济水平就较低。

　　此外，阿富汗的社会矛盾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的世俗化政策与保守势力的矛盾。阿富汗王室与政府一直致力于世俗化，尤其是在1959年，政府大力提倡妇女不戴面纱，从而使阿妇女的解放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此后，妇女在教育、就业、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此举激怒了国内的保守势力，他们曾于1959年发动了骚乱。其次，尽管经济发展缓慢，但毕竟出现了阶级分化，特别是在大城市中，这孕育了新的冲突。

　　穆沙希班王朝从阿马努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而致力于渐进的现代化政策。有：（1）左翼，包括亲苏的人民民主党和主张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火焰派；（2）伊斯兰主义，即穆斯林青年会；（3）自由主义派，如进步民主党；（4）保守的宗教势力，支持君主制，但反对世俗化改革和左翼。1965-1968年，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学潮、工潮，甚至农民也参加了示威运动，而左翼与保守势力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政局的动荡，身受左右翼夹攻的王室从过去依靠知识分子推进现代化，转而依靠保守力量对付左翼。在1969年选举出的国会中，部落酋长的席位明显增长，而宗教领袖则是人数最多的职业集团。

　　从表面上看，20世纪60年代阿富汗的社会矛盾系由社会分化而来（后来发动政变的亲苏军官也出自中下阶层），并展现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从深层次看，阿富汗的社会政治危机是由现代化的初步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矛盾与原有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产物。

　　尽管阿富汗的经济仍相当落后，但现代化毕竟有一定发展，由此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中等阶层。知识人才的供过于求、政府公务员（包括教师）的低工资、各社会集团从有限的现代化发展中获益不均、主张世俗化的城市阶层和妇女与保守势力的摩擦等是造成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而新兴的反对派分别从国外（左翼和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伊斯兰教）中寻求思想武器和政治支持。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与阿既有的社会矛盾又相互交织。例如，人民民主党的人民派主要来自普什图人中地位较低的吉尔查依人，而旗帜派则来自上层、包括杜拉尼人中的失意者；火焰派基本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什叶派，尤其是哈扎拉人；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也在反对派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如穆斯林青年会的领导人之一拉巴尼、马苏德和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均为塔吉克人。从社会阶层上看，各反对派组织的领袖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留学美国（如人民派领袖阿明）。从社会思潮上看，它们表现出两极化倾向，即以激进左翼和保守派别为主体，而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则力量弱小，这既是阿富汗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反映，也是外来势力（苏联）插手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上述政治力量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为左翼的两大组织，即人民民主党和火焰派。在苏联的扶植下，前者逐渐居于上风，其中的旗帜派并与前首相达乌德联合于1973年推翻了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查希尔国王流亡海外。达乌德在内政外交上基本继承了查希尔的路线，并在政权稳固后将人民民主党逐步排除在权力之外。1975年，穆斯林青年会发动了第一次反政府骚乱，预示着伊斯兰主义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崛起。

　　三、苏联入侵与阿富汗政治结构的解体

　　1978年以前，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阿富汗与东西方同时保持着平衡的关系，而东西方也在阿富汗维持着某种默契。阿富汗是苏联与中东交界的南翼唯一未加入西方主导的军事条约的国家，美国默认苏联在阿的独特地位，但希望保持阿富汗的中立地位，以经济、文化渗透对抗苏联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渗透。尽管东西方在阿保持着大体上的平衡，但苏联向阿军队的渗透对阿富汗的主权和独立构成潜在的威胁。

　　在国内，阿富汗政治的三大支柱是王室及自由化地主、知识阶层（包括官僚、军官等）和保守势力（部落酋长、宗教领袖、少数民族领袖）。王室主张渐进地推动现代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文化的现代化，但在政治民主方面则十分谨慎，其依靠对象是知识分子。但另一方面，为了制衡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确保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王室又不得不维持与保守势力的关系，其地位较为脆弱。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从知识阶层中出现的左翼和伊斯兰主义派对王朝统治构成严峻的挑战。此外，王室内部还存在着查希尔与达乌德的个人斗争。

　　1978年，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战后原有的政治结构和中立传统终于被打破，穆沙希班家族的统治土崩瓦解。军事政变之后，人民派与旗帜派发生冲突，前者独掌权力；接着，人民派的温和派领袖、党的总书记塔拉基与激进派领袖阿明又起龃龉，阿明最终清除了塔拉基。人民民主党、尤其是阿明奉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妇女政策和亲苏外交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伊斯兰主义主导的反政府运动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由于担心伊斯兰主义浪潮危及中亚地区，以及在阿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苏联于1979年正式入侵阿富汗。

　　因此，阿富汗的悲剧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原因形成的，而阿富汗原有的政治和外交架构在1978-1979年完全解体。阿富汗人民将1978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党政权视为非伊斯兰的苏联傀儡，从而开始了一场包括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在苏联入侵后则演变为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抗苏战争。

　　阿富汗的抵抗组织数量众多，基础不一。概而言之，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基于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传统组织，前者包括伊斯兰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的组织，后者包括逊尼派传统主义组织及部族、地区组织。最后，抵抗组织依据教派划分，分别成立逊尼派七党联盟和什叶派八党联盟，总部分别设在巴基斯坦和伊朗。

　　因此，抵抗组织的政治结构是相当松散的。七党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治联盟，但内部围绕着阿富汗未来的国家结构和前国王的作用（传统主义三党支持前国王）、内部权力分配和对有关各方和平倡议的态度等问题上均有分歧。有时，各组织的游击队甚至发生火并，如伊斯兰党曾与马苏德的部队发生多次流血冲突。

　　在对外关系方面，抵抗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广泛支持。其中，美国、英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最主要的援助国，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和人员培训。因此，阿富汗成为美苏全球冷战的主战场之一。但是，各援助国之间也存在分歧。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只援助逊尼派的七党联盟，尤其是激进的普什图族的伊斯兰党，而伊朗向什叶派八党联盟提供援助。

　　阿富汗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它为激进的世界穆斯林反对“异教徒”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这些穆斯林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其中不乏伊斯兰主义者，而最著名的即是沙特富翁本·拉登。美国同样为部分外籍“圣战者”提供了培训。

　　四、冷战结束后的阿富汗及其未来前景

　　1989年，苏联被迫撤出了阿富汗。1991年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北方邻国暂时退出了在阿富汗的角逐，这也为美国卸下了一个负担，华盛顿转而采取间接方式操纵阿富汗。

　　从19世纪以来，阿富汗第一次不再有大国的干涉。于是，抵抗组织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面化，这些矛盾涉及意识形态、部落、民族、教派及领袖个人的争权夺利。各个组织开始相互争夺地盘，厮杀不休。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什叶派的团结党（原八党联盟）、从原喀布尔政权军队变节而来的乌兹别克民兵（领袖为杜斯塔姆），最后是新兴的塔利班。内战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占领时期，因为城市第一次成为战场，阿富汗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1996年，以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并逐渐控制了全国90%的领土，北方联盟退居北方一隅。由一个伊斯兰主义政权取代另一个伊斯兰主义政权（尽管塔利班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在伊斯兰世界尚属首次。

　　塔利班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但内战一直延续。另一方面，新政权缺乏能力重建经济，战争使已经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更加凋零，唯一兴盛的行业是毒品的生产和贸易。

　　冷战结束后，在中亚出现了从苏联中分裂出来的五个穆斯林国家，阿富汗与俄罗斯不再接壤。随着内战的进行，阿富汗的对外关系出现新的格局。巴基斯坦由于在苏联撤军以前一直与阿富汗的关系不睦，它迫切希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对巴关系密切的政权，并且由此结束阿内战，铺设通往中亚的输油管，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与美国打压俄罗斯、插手中亚的战略不谋而合。因此，两国继续支持普什图人的希克马蒂亚尔，而在后者逐渐衰微后转而支持崛起于巴基斯坦、同样为普什图人的塔利班。而敌视伊朗的沙特也加入了美巴的阵线。另一方面，俄罗斯、伊朗则支持温和的非普什图人的北方联盟。因此，在阿富汗出现了新的大国对峙格局，不过外国的卷入远远不及苏联占领时期。

　　如果说，1979年以前阿富汗在国际上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阿富汗已经成了欧亚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大本营，而本·拉登也以此为基地展开其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俄罗斯的车臣、波黑、科索沃、马其顿、克什米尔，甚至美国本土。由此可见，当代的阿富汗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缓冲国了，其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于12月一举粉碎塔利班政权，从而结束了阿富汗内战。阿富汗的重建进展大致如下：

　　（1）政治重建。2001年11-12月，在联合国主导下，阿富汗4个主要派别的代表在德国波恩签署了关于成立阿临时政府的协议。得到美国支持的普什图族首领卡尔扎伊出任临时行政当局主席。12月，卡尔扎伊在喀布尔宣誓就职。2002年6月，大国民会议再度选举卡尔扎伊为过渡政府领导人，在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方联盟在新内阁中获得一些重要职位。2004年1月，新宪法在大国民会议获得通过，确定阿富汗实行总统制。10月，卡尔扎伊赢得总统选举，并于12月宣誓就职。2005年9月，阿富汗又举行了议会选举和省议会选举，从而完成了美国设想的阿民主建国三步曲。

　　2002年1月，阿临时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有关在阿境内部署国际维和部队的协议，该部队主要由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的部队组成。2002年7月，美国宣布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1.8万人的驻阿美军转而执行维持治安、打击塔利班残部的使命。2003年8月，北约正式接管国际维和部队。2007年初，美军和国际维和部队共有4.7万人。

　　但是，政治重建仍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一，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矛盾依旧，地方军阀拥兵自重，为争夺地盘而冲突。各派力量围绕着政府职务展开明争暗斗，而北方联盟的势力逐渐衰落。在地方上，军阀拥有各类武装达17万，他们几乎占据了各省省长职位，并拒绝向中央纳税，但最终还是逐步纳入了和平重建的轨道。2003年10月以后，政府开展了解除民间组织武装的计划，军阀阿塔和杜斯塔姆解除了部分武装。2004年10月卡尔扎伊当选总统后，任命了一个基本把军阀排除在外的新内阁。

　　其二，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问题严重，军队和警察的重建缓慢。截至2007年初，阿富汗政府军只恢复到4.2万人。装备不足和低军饷均影响到军队的规模和士气。在警察中，有一些人同情塔利班。

　　其三，塔利班等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死灰复燃。最初，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一直试图颠覆临时政府，袭击驻阿维和部队。而许多前塔利班领导人和基地组织成员则隐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地区。巴基斯坦曾主张把塔利班温和派纳入新政权，但遭到俄罗斯、印度等国反对，美国也放弃了最初的支持。2005年5月，阿政府宣布大赦所有叛乱分子，包括塔利班最高领袖奥马尔，但后者表示拒绝。塔利班与基地联合，逐渐恢复元气，并从伊拉克的反美武装那里学习到自杀式袭击的手段，展开了积极的反政府斗争。2002年7月，副总统卡迪尔遭暗杀，而各地的袭击、绑架和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2005年选举之后，塔利班加强了武装进攻及自杀式袭击，不断造成阿富汗及外国士兵、官员、支持政府的平民以及援助机构人员的伤亡。2004年6月，在阿北方的中国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援阿公路建设项目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迄今为止，阿富汗军警的数量仍然有限，只能控制首都周围地区。北约部队负责各地治安，但只有北部的治安形势较好。南部和东南部塔利班的活动日益猖獗，而美军的打击成效不彰。显然，伊拉克战争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全力关注阿富汗。北约部队则存在成员国军队各自为政，一些国家不愿参战等问题，面对日益活跃的塔利班束手无策。

　　（2）社会经济重建。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据世界银行统计，阿富汗有800万人依赖食品救济，500多万人无家可归，400多万儿童成为孤儿，约有400万难民分布在数10个国家；80%以上的基础设施被摧毁。而且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干旱、地震等天灾造成庄稼歉收，75%的人口急需粮食救济。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10月的数据，阿富汗平均每5万人仅有一名医生，孕、产妇死亡率居世界第二位；另外，80%的学校已严重损毁，国内文盲率高达70%。

　　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评估，阿富汗10年的重建预算投资需求为150亿美元，而阿政府的估计是450亿美元。从2001到2004年，国际社会先后召开过三次重建阿富汗筹款会议或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有关捐助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承诺在2002年内向阿提供超过18亿美元援助，2004至2007年提供82亿美元援助。不过，其中有许多援助并未兑现。

　　随着形势的好转，已有大约300万难民返回国内。教育事业开始恢复，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得到重新确认。2002年3月，阿富汗恢复了中断10年的粮油和日用品配给制度。10月，发行新货币。同年下半年，政府通过投资法。2003年，国内的电讯系统开始逐步恢复。2002-2003和2003-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28.6%和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2001年度的129.3美元增长到2003-2004年度203.6美元。小学入学率从2000年的19.2%迅速恢复到2005年的86.5%。2005年，固定电话和手机的使用率为43.5‰，因特网的使用率为1‰。

　　但经济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尤其是罂粟生产不但恢复而且进一步扩大。2004年阿鸦片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供应量占到全球的将近90%。2004年，阿富汗种植和贩卖鸦片的收入占国家经济收入的1/3以上，许多贫困农民以此为生，塔利班也从中获得了大量收入。驻阿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为了在反恐及维和行动中得到当地军阀的支持，对打击毒品生产兴趣不大。

　　（3）外交。阿富汗新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尤其重视发展同美、德、日和欧盟等主要提供援助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后者允诺在安全、经济、技术和物资等方面帮助重建。截至2004年，卡尔扎伊已3次访美，2005年访美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印度、中国、伊朗等邻国的高层互访频繁。2002年12月，阿政府在喀布尔与六个邻国签署了《喀布尔睦邻友好宣言》，各邻国承诺尊重阿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内政并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阿富汗也重视同联合国的合作；卡尔扎伊曾出席过八国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北约峰会等重要的国际会议。由于新政权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产物，而阿富汗国内尚驻有美国军队，设有美国基地，这对其外交政策势必产生微妙的影响。

　　阿富汗的经历，证明了外来干涉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无疑，美国的战争虽然能够暂时结束一个政权的统治，但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其结果却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