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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亲情无价
汤仲明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风雨，然而万幸的是他有贤淑的妻子，也有孝顺的子女，亲情温暖着他、鼓励着他，伴着他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
在郭秀英的眼里，丈夫和家庭是一切。她端庄贤淑、美丽温柔、勤劳节俭，又非常地爱整洁。汤仲明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忙于科研，操持家长的担子全部落在秀英的身上。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在任何时候，她都那么温存地体贴丈夫，对子女也从没有高声吵骂过。她乐意伺候丈夫和孩子，在丈夫和孩子身边她感到踏实和幸福。
解放前她跟着丈夫，带着孩子，颠沛流漓，担心吊胆地过日子，两个女儿的早逝给她精神上以巨大的打击，落下了癫痫的病根。解放后，舒心的日子刚过七八年，汤仲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郭秀英也就自然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家属。她跟着丈夫从二层的楼房搬到平房，再搬到棚房，她感到自己和丈夫就象垃圾一样被扔在了长江边。
她没上过学，只是结婚后在汤仲明那里认识了一些字。她怎么也想不通勤勤恳恳工作的丈夫会是“坏人”，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而她爱汤仲明，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好人”，一定是别人弄错了。她心里十分焦虑，却表面装着没事一样劝慰丈夫，更加细致周到地照顾丈夫。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也许这就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
她是一双小脚，和她同一时代生活的女性一样，这是封建制度灭亡前在她们身上留下的最后印记。她要到李家沱街上买菜，就必须爬上一段又陡又滑的泥泞小道。小道的一旁是十几米深的水沟，汤仲明和子女们都担心她摔倒滚下山沟里丧命，都劝她不去买菜，让汤仲明买菜，而她为了照顾好丈夫的生活，坚持自己去买菜，她担心从未操持过家务的丈夫买的菜不合适。重庆经常阴雨连绵，大雾笼罩，滑倒是免不了的，这个细心的小脚老人总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尽量靠着岩边走。经常滑倒的她却没有跌进沟里。
汤仲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才有时间搞设计，他一投入设计就会进入到忘我的境地，不吃、不喝、不睡觉。郭秀英理解和支持他，为他准备好饭菜，然后坐在他身边为他摇扇。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汤仲明停下笔来，她才陪着一起吃饭。她一生都这样心甘情愿地伺候她的丈夫。子女们曾经想接她到西安、天津去散散心，然而她坚决不离开汤仲明，因为汤仲明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不准离开那个监督他的街道，所以郭秀英就紧紧地守在丈夫的身边，一天也不离开，一直到去世。多么可贵的逆境恩爱啊！
郭秀英有癫痫病的老根，在汤仲明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又复发了。而且病情越来越厉害，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发病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面色铁青，神志不清，持续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她用顽强的意志，承受着疾病时时给她带来的折磨，一如既往地照顾关心汤仲明。一九七三年十月，汤仲明戴了十六年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后，有了自己活动的权利，老两口才从新建湾搬到大坪，住在小女儿汤三生的家里。
一九七五年，年近八旬的郭秀英又病倒了，这时已有闺女、女婿、外甥女们照顾汤仲明，支撑她那根精神支柱倒了，就一病不起了，她不让告诉在外地的儿子、闺女。三生还是写信告诉了哥哥和二姐。
儿媳马凤华趁寒假带着两个闺女汤虹、汤奇由西安来到重庆看望老人。此时汤虹已十一岁，汤奇也已七岁，汤奇是第一次见爷爷奶奶。郭秀英见到儿媳带着两个孙女非常高兴，也很激动。她的病情突然转重，三生瞒着妈妈给哥哥晓明、姐姐瑞秋发了电报，等晓明和瑞秋到达重庆后，和子女们都见了面，她很高兴，也很着急，她责怪儿女不该来，想不到这竟成了她不愿意再活下去的原因之一，她以前几次病重，都不同意给儿子、闺女发电报告诉他们，她知道，叫他们来，要请假耽误工作，要花钱，路上还要吃苦，七十年代坐火车，挤得要命，可不是享受而是受罪，她几次说，我为什么不快点死啊！她对儿子晓明说：我不行了，不要给我治了，让我快点走吧！再活下去就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了。如今我快八十岁了，再不走，我不仅服侍不了你爹，还要他服侍我，成为他的一个包袱，拖累着他，使他不能一心搞研究。我走了，他一个人轻轻松松，还能多活几年，为国家再做贡献，我要病倒在床拖累着他，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想过多次了，我走了最好。
“妈，爹怎么能够离开您！”儿子晓明听后劝她说：“您不要这样想，病是能够治好的，您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我不要吃药，也不再打针。我最了解自己的病情，再吃药打针也是白费，更是浪费，我要快走。不然又拖住你和凤华不能上班，孩子们不能上学，让我一个人拖你们一大片，我不忍心啊！”郭秀英对儿子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你们都在，我走了多好啊！”她补充说。
一天她的病情突然转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给她打强心剂挽救她时，她已说不出话，但她心里清楚，她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反过来还需要丈夫照顾她，这会耽误丈夫，也会害得子女们远道来回奔波，而且非常珍惜这次儿媳和两个孙女远道来齐的机会为她送终，这样她会安然而走，到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她拿定主意，忍着巨痛，摇头，手捶打着床板，不让医生打针，她紧咬牙关，不让人喂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一时十五分，她安然地离开了人世。她给子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你们爹！”
相依相随整整六十年，妻子郭秀英走了。汤仲明百感交集，悲痛不已：这是患难与共的妻子，是知冷知热的妻子，是视自己和家庭为第一的妻子，是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妻子，是忍辱负重的妻子……子女们懂得汤仲明的心情，不离左右，时时安慰着他。
汤仲明的儿子汤晓明、儿媳马凤华、二女儿汤瑞秋、小女儿汤三生、女婿吴学龙对父母都十分孝顺。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时候，他们始终相信父亲的无辜，不断地宽慰父母，特别是汤仲明被开除工厂，取消工资，搬进棚屋的艰苦岁月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方式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帮助父母。小女儿三生住在重庆，一有机会就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生活；儿子晓明从西安来到重庆，和父亲谈心，开导父亲敞开胸怀，放远眼光，从全国的形势大局分析问题。还常常写信问候，寄钱和粮票给父母，特别是二女儿瑞秋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让小女儿蒋新渝去重庆，寄居在父母身边。那是一九六O年冬，新渝刚满八岁，在政治上也不怕什么影响，借口家里的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实际上是让她去陪伴外公外婆，一方面为老俩口解解闷，另一方面通过每月寄钱和粮票能经常和她通讯，了解老俩口一些情况，新渝还可以为二老作些简单的家务活。
新渝是个很听话的小姑娘，漂亮又天真无邪，给两个老人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精神寄托，一直陪伴他们度过了四年的艰难岁月。新渝在长大成人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的外公外婆》，字里行间，渗透着无尽的深情，全文如下：
我的外公外婆
蒋新渝
我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婆，感到与我想象中的很相似，外公是个中等身材稍胖的老人，慈祥的面容上常架着一副深褐色花边老花镜，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一看便知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知识分子，我把他当作《少年报》上的知识老人，不过外公没有知识老人老，他才六十多岁，精力还很充沛，声音洪亮，头发浓密，只是有些稀疏的白发，他每天都是很忙的，下班后也难得休息，不是伏案写写画画，拿着计算尺计算，就是坐下来读书看报，很少有时间同我玩，给我讲故事，但讲起来可有趣，并常问我一些动脑筋的小问题，如果我答对了，他就高兴得开怀大笑，并表扬我，外公知识丰富，说话很有哲理，记得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看事容易做事难”，说明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下功夫才能做成，我遇到不懂的事就问外公，他都能对答如流，耐心地解释给我听，直到我明白为止，有些不是小孩子应知道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事情嘛，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的，现在还为时过早。
在我眼里，外婆的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她是一位身材修长、稳重、大方、沉默寡言的老妇人，在她脸上虽然有了皱纹，但皮肤依然白晰，有一双慈祥的、似乎在深思的大眼睛。她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大褂，她特别爱整洁，言行举止稳重大方，衣着虽不算讲究，但很干净。她每天从事家务劳动，总是将室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心灵手巧，年轻绣花，做衣服都是好手。
外婆脾气温和，无论是对家里人还是对亲友、邻居，她都以诚相待。她心地善良，特别富有同情心，想方设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求什么回报，以助人为乐，以帮人为荣。外婆爱吃甜食，但她自己舍不得吃，却经常将糖果分送给左邻右舍，我见此思想有些不通，翘起嘴不满意时，外婆就笑眯眯地对我说“咱们不是还留有吗？好吃的东西让大家都尝尝有啥不好？我在外婆思想影响下，也慢慢变得胸怀开阔大方了，外婆还经常将一些旧衣服送给比自家更困难的邻居，有时还给邻居的小孩做鞋袜，帮人家的忙，她虽然言语不多，但给人感到她实实在在。”
外婆对外公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外公对外婆也倍加体贴，老俩口感情特别深。我在他们身边生活了四年，从未见他们拌过嘴，争论过什么，外公有时也陪外婆说说话，谈些往事，有时引起外婆伤心流泪，外公就耐心地劝慰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旧社会太穷，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些人总是光顾自己，自私，也是社会造成的，不能完全怪个人。
外婆因为贞香和汴生两个姨早逝，又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惊吓，得了癫痫病，俗称羊角风，每遇疲劳或生气就容易发病，外公最了解外婆的病情，处处关照她，不让她过分疲劳或生气，万一患病了突然摔倒，不省人事，浑身抽动，外公就精心照料，直至她完全恢复正常。外公从不向外婆说自己的事，在家里他总是很有精神的忙里忙外，乐观地支撑着这个家。
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国自然灾害时期，要不是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那时受五八年共产风的影响，还过集体生活，公家办食堂，我们那时在水轮机厂食堂入伙，每餐在那里买饭回来吃，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我都要到工厂大门外去接外公，等到成百上千的人都出厂门后，才见外公随着几个稀稀拉拉的人出来，外公老穿一件深兰色的工作大褂，很好认，当他急匆匆地走出来时，我便跑到他面前带有埋怨的口气说：“您又这么晚才出来。”外公总是说：“不是才下班吗！”他还开玩笑说：“我要是走在人群中，你能找见我吗？”我想也是。等外公回到家再拿着碗去食堂买饭时，已排在长长队伍的最后了。经常要等四十分钟左右才买上饭，稍好些的菜也买不到了，外公看到这又动脑筋了，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到厂门口去接我了，放学后就直接去食堂排队，省得买饭浪费很多时间，我那时年纪小，个子还没有卖饭窗口高，还不会买饭，要等外公来，每次排队排到了，外公没有来我就让后来的先买，有时我从最前头让到最后头外公才来，当时我真生气，心想，厂里就他一个人最忙！？由于生活不好，营养不良，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切都按计划供应，买东西都要票，有粮票、油票、布票、糖票、酒票、棉花票、香烟票等等。外公外婆身体都不如以前，他们每顿饭都吃不饱，但他们除了照顾我，让我吃饱外，他们俩总是互相谦让，将饭菜拨来拨去，总是想让对方多吃一点，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们的生活是平安和睦的，外公还很乐观，他说：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病，我们还不错只是瘦一点。
清苦，相对宁静的生活并不长，不久，外公又出事了。
有一天晚上，天阴沉沉的，黑得也较早，下班后好长时间不见外公回家，外婆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却仍不见外公回来，不知为什么，外婆很担心，外婆年迈又是小脚很少出门，我年幼也不敢去找，幸好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亲戚，他见外公没回来，就去厂里找外公，他从厂里回来后说：外公在厂里有些事没弄清，等事情弄清了才能回来。后来才知道就是逼他承认有意破坏柴油机制造工作，以便找借口开除他厂籍，并让家里送去日常用品，亲戚又将洗脸毛巾、牙膏牙刷送去。他安慰外婆，没有什么大事，请放心。谁知一走十几天不见回来，外婆忧心忡忡，望眼欲穿，常患癫痫病，幸好这些天常常有亲友来探望。后来才知道，外公被关进了李家沱看守所。
一天放学后，我见外公突然回来，他没精打采，显得很憔悴，脸色发黄且消瘦，精神很不好，他象变成了另一个人，话也很少了，从那以后，他不去厂里上班了，四处奔走去找住房，我当时不明白外公为什么不住公房而去找私房，我听妈妈说过，外公原在水轮机厂小楼里住，是书记、厂长、总工程师们住的房子，后来搬到这一大一小的两间平房里住，现在又要搬到哪里去呢？
一天外公从外面回来，那些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这么高兴，原来是他找到了住房，因水轮机厂限定了他搬出的时间，新的住处是在水轮机厂的山脚下，两间总面积约十五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简陋竹木房子，四面用木头竹片钉成，这房里间和外间还有两尺左右的距离，潮湿的地面似乎可以吸出水来，满屋一股霉味，四面没有窗户，四面都透风，外边一间白天开开门可见些阳光，里边一间由于前屋挡住了阳光，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见东西，房子的右侧是一条跨度很宽的臭水沟，污水从十几米高度倾泻下来，日夜发出哗哗啦啦轰隆隆的水响声，一年四季不断，顺势流入长江，每逢大雨天，人们说话都要大声吼叫，否则被震耳欲聋的水响声淹没，听着这水声有些吓人，这里用水吃水都很困难，要爬上几十阶台阶去挑自来水，我家挑水是外公的事，重庆雨水多，坡陡路滑，下雨天外公也不敢去，只好请人帮忙，有一天外公发现屋后山里有泉水，他尝尝水质不错，可以饮用，为方便这片居民饮水，他用物理上的“虹吸”方法，将山坡上的泉水引到屋后，就挖一个蓄水池，让大家共用，有时取水人多水很混，需要沉淀很久才能用，外公又想法用竹管将水引到家的水缸里，变成自来水，我们的邻居，都是社会的最低层，相比之下，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左邻右舍常常为吃饭穿衣的事吵嘴打架，外公外婆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并经常力所能及的接济帮助他们。
过去常有人来家向外公请教一些问题，口口声声汤总，汤工，自从搬下来后，再没人来了，外公也不再去水轮机厂上班，只是每天去街道办事处，他往返自然，毫无异样，回家从不说什么，因此，我以为外公去街道办事处工作了。可是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外公在街道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一起劳动，后来又有同学告诉我说：外公是右派、反革命，被水轮机厂开除了，并在全厂大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我大吃一惊，百思不解，外公怎么会是右派、反革命呢？他一生搞技术，报效祖国，从不参与政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当面问一问外公，可我又没有这个勇气，怕伤了他老人家的自尊心，对这件事我始终是似信非信持着怀疑态度的。
外公每天还是忙忙碌碌的，除去街道劳动、学习改造外，回到家里还帮外婆干家务活，由于断了经济来源，生活上愈来愈困难，还不准儿女多给钱。眼看他身体消瘦，手变粗了，面貌也逐渐变黑了，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愈来愈深了。一个小雨天，外公从街道劳动归来，路经那条污水沟时，由于疲劳，加之路滑，一失足从那条每天必经的窄窄的石板桥上，摔到四五米深的水沟里的一块石头上，幸好那天他背着竹篓，篓里装了一些红薯，着地时篓在下面，才免于摔伤，但摔痛了。当外公被邻居们救起送到家中时，为安慰外婆，他故作满不在乎地说：今天竹篓救了我一命，掉下去我睡在竹篓上啥事也没有，只是吓了一跳。第二天，外公没有听取大家的劝阻，带着伤痛又去街道参加劳动了，我当时很不理解外公为什么如此积极，苛求自己，其实是我不知他的险恶处境。
多年来，外公受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某些头目们的冷遇、训斥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可外公都以宽广的胸怀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但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是永远抹不掉的阴暗，仅举一例：
一天下午，一个穿公安服装的人，突然来到我家门口，气势汹汹的将外公叫出去，不问青红皂白辟头盖脸地恶狠狠地大声训斥外公，看他很凶的样子，简直就象在训斥犯人。我看外公站在门口心平气和地向解释“思想汇报”没有交上去的原因。那人似乎没有听见一样，仍趾高气扬，大喊大叫，指手划脚，手指都快点到外公的脸上了，惹得左邻右舍都跑出来看，我也一直站在屋里从门缝偷偷往外看，这人约三十来岁的样子，黑不溜秋，带着二杆子劲，不讲道理。他训完外公后，又吼叫着对外公作了几条规定，就扬长而去了。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真理、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不应该受这种侮辱，警察根本没有资格训斥他。由于外公知识渊博、为人诚恳，处处替人着想，并为周围百姓解决生活难题，还为许多邻居的孩子辅导学习等，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都按晚辈的身份称他汤爷爷。后来被派出所知道了，又来交待大家不能这样称呼，应该称名道姓，但除了当着警察及街道头头的面外，他们还是称他为汤爷爷。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凶地对待外公，直气得我浑身打颤，怒发冲冠，我想，外公勤勤恳恳地工作几十年，现在这样高龄仍不停的工作，犯了哪家的王法要这样对待他。警察走后，我气恼的心情不能平静，我说：“外公，这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您。”我替外公出气，以为他也要生气骂警察几句的，可他却象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似乎习以为常了，外公没有直接回答我，只含糊地说：“没有什么事，你不要这样看他。”以后，我常见外公在写什么，一次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见标题是“思想汇报”，每次他都要写很长时间，交上去厚厚一叠。
劳动改造，思想汇报，繁锁的家务挑水、挑煤、买菜、买粮等体力活，全是外公一个承担，还有半饥半饱的种种困难，都没有将外公压倒，精神摧残和压抑，丝毫不能动摇他对事业的追求。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图纸和计算尺，但他却从来没有离开他用以报国的研究工作。外公一有空就看书学习、计算。有一个星期天，他说要去江岸对面的火车站看火车头，我问他看火车头干什么？他说过去他考虑过火车头的改革，还有火车轮子的改造。后来，他就每逢星期天去看火车头，这车站离我们住处很远，要坐船渡过长江，往返要上下四次几百多台阶的山坡，过江后还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九龙坡车站，每次去都要用将近一整天的时间，所以事先都要向派出所请假，同意了才能去。有一次外公又去看火车头，一大早出去天黑了还不见回来，我们非常着急，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我和外婆一老一少，谁也不知外公到底在什么地方看火车头，也没有能力去找，只能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见外公扶着一根竹杆，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回来，他脸色发黄，疲惫不堪，步态不稳，进屋便倒在床上，经询问才知道在回来的路上外公患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突然大发作，头晕眼花，摔倒在地，继而频繁恶心呕吐，坐在路旁想走不能走，有一些好心的人见到此情景要送他回家，他考虑路这么远，交通不便还要过江，自己又是这样处境，不便麻烦人家，都被他婉言谢绝说：“不用不用，休息一会，我能回家。”事实上，他这样严重的美尼尔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缓解。就这样一直坐到天黑，才勉强用几个小时走完这段艰难的路。从那以后我们劝外公不要再去看火车头了，但他为了研究、测量数据，他还照样去。
还有一次外公看火车头回来后告诉我说：“今天差一点报销了，在过铁路时，我正考虑一个车头改革问题，没有听到火车开来的声响，险些出了事。”外公考虑问题精神非常集中，因患美尼尔氏症也造成了他听力下降，外公出外看车头必沿铁路走2-3里路的铁路线，我们很担心，但谁也阻挡不住。他每次看完车头回来，就抓紧时间又写又画带计算。里边屋子里有张桌子，但因室内太暗无法利用，外公就用屋外一个木凳倒放着，上面放一块木板作绘图板。他身体较胖，弯腰绘图显得很费力，但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从未间断画图，有很多图画了改，改了画，为了一张图，他甚至要几次去看火车头，我从未见他睡过午觉，为了画图也常顾不上吃饭，外婆常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重庆是山城，山环水抱不透气，每到夏天，闷热得出奇，有时高温达到四十度以上，屋里象蒸笼，外边似火盆，外公平时就好出汗，到了夏季，吃不好，睡不好，成天大汗淋漓，但他仍不放松一分钟工作时间，我见他画图时背心都被汗水湿透，我和外婆常拿起芭蕉扇给他扇风。后来外公又想了个办法，将一块帆布做成吊扇挂在房中，一侧安上滑轮接上长绳，拉动绳使帆布摆动扇风，只要有一人拉动绳，满屋都有风，大家都凉快。
外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政治上的高压，精神上的摧残，生活上的磨难，事业的坎坷，都没有压垮他，反而使他生命力更坚强，更具抗衡韧性。自然灾害后期，有了自由市场，外公就买了两只奶羊，每天挤羊奶给外婆及全家喝，这对度过生活困难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这在城里住的人来说也是很希罕的事。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带着书报出去，一边放羊，一边看书或读报。邻居对我说：“你外公心真宽，真是好汉肚里能撑船。”事实上，外公的生活非常单调，我在他身边四年多，从没见外公外婆看过一次电影、一场戏。也从未见他们去转过商场、串过亲戚。派出所规定外公出门必须请假，可能也是一个缘故，他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加之他爱动脑筋动手做些什么，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不知底细的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他儿女亲友来的信都要先送到派出所去拆阅，然后自己才能看。由于这一个原因，书信也变成了政治说教，称呼要指名道姓，这唯一能使他得到慰藉与温暖的东西也失去了，外公对外回信也要经派出所检查。外婆身体不好，胆量又小，很少出门，常处于抑郁状态，话都不想多说，只有老俩口到一起了才有话，他们俩互相关心，相互照料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吧。
过去外公家常有亲朋来往，后来逐渐少了，外公怕自己的事连累别人，从来不去亲友家串门，连街坊邻居家也不进去，记得有件事很使外公外婆伤心，家里有位亲戚在部队工作，她写信说她哪一天过重庆，准备去看外公外婆，见有亲戚来，老俩口非常高兴，早早就准备好饭菜，外公还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去江边的码头接她，可我们一直未等来这位穿军装的女兵，外公外婆大失所望很伤心，这个过去受外公资助上学的亲戚，知道外公有问题，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再露面了，后来她再也没来过信。我想她应该装不知道外公的处境来见老俩口一面，才在情理之中。我头一次见外公外婆谈起此事的凄凉景象，我真恨这个拿老人的诚心当儿戏的人，外公却说：“莫怪人家，要体谅。”
经济上，公安局派出所规定生活费每月二十五元钱，每人平均一十二元五角（包括生活费和医疗费），不许儿女多给他寄钱，又不花他们的钱，也不许儿子尽孝，这种规定真是旷古希有。中央也不会有这样的规定，这都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我外婆犯了你们哪家的什么王法，她为什么不能接受儿女的孝敬？
可怜两位断了经济来源的老人，又限制了外援，儿女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多寄，到了风烛残年还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要算好再吃，不能吃了再算，因此，剩下的饭菜从来不舍得扔掉。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晚了，外公外婆已吃过饭，我吃饭时突然发现一只咸菜碗里长了蛆，我很惊讶，赶紧告诉外公外婆，问他们吃了没有，他们说吃了，并没有显得多大惊异，看来生活已将他们磨得麻木了，外婆还说：“这不奇怪，咸菜、豆腐乳里边有时都有这东西。”我离开他们后常想：只剩下两位日益衰老的老人了，再出现这种事情谁来提醒他们呢？两位老人哺育儿女一场，到晚年却不能去投奔儿女，又不能进孤老院，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法律”，公安局只准许外婆一人去投奔儿女，可外婆能丢下外公吗？外公在这样的困境中又怎离得开外婆呢？老俩口只能相依为命，苦度风烛残年。
对于生活上的清苦，外公外婆似乎不大在乎。有一次我问外公：“您说咱们的生活苦不苦？吃不饱，副食少，有时还吃野菜。”外公回答说：“苦，但不算最苦，我小时候生活比现在苦得多。半饥半饱是常事，每逢家里蒸黑面馒头就是最好的饭了。一次家里蒸了黑面馒头，每人分两个，我没吃饱还想吃不敢要，晚上睡觉时看见挂在房上的馍篮，便偷两个吃了，被妈妈发现后，还挨了一顿说。现在和那时比强多了，如今生活有保障，计划供应，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是少一点罢了。”外公说得很轻松，似乎生活困难对他没有多大触动。
听妈妈说，外公有钱时，生活也是很俭仆的，他将所有的钱都用在试验机器上了，为了试验机器，他很大方慷慨，不管花多少钱，反复试验直至成功；家庭生活花钱，他却很小气吝惜，对自己的吃穿要求很低，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很少给自己和孩子们添置衣物，因此，外婆常常为此事想不开，我见外公外婆穿的内衣补了又补，连绒衣毛衣都打了不少补钉。
外公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困难时期，粮票是无价之宝，有钱也买不到的，一天清晨，外公起得很早出去放羊，发现顺着山坡撒了许多粮票，他一一拾起来一大撂，面值约有一百多斤。回家告诉外婆说：“估计这可能是贪污犯丢掉的。”他没有犹豫，立即将全部粮票上交公安局，并说明情况。后来许多邻居知道了此事，他们都很不理解，有的说：“现在一斤粮票都很珍贵，拾来的谁也不知道，还去交什么嘛？”也有的说：“公安局对他那样，还交给公安局，真是多余。”我当时也想不通，问外公道：“他们这样对待您，您还把捡来的粮票交给他们，何必呢？”外公说：“国家现在遇到暂时困难，粮食这么紧张，我们不能去沾国家的便宜，都这样就会破坏国家供应计划，你说对吗？”我答不上来，被外公问住了，我只是想当时有这么多粮票，真比千金还重。我和外公外婆每月总共才供应60多斤粮食，没有副食，吃不饱，外公还要做街道的体力劳动，外公能够如此果断处理，上交这批粮票，看得出他高尚的品格也超出一般人。
五十年代，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每年发行一次建设公债，外公为了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每年都要挤出一部份钱购买公债。一九五三年他一下买了几百元钱公债，成为全厂购买公债最多的人，到六十年代开始还本付息，这可能就是善有善报吧，这部份钱帮助外公渡过许多难关，解决不少难题。如外婆有病住院花钱，没有这就不好办了。
一九六四年，我快上中学了，家里怕我上中学后转学不方便，就让我回天津去上中学，当时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就要和父母姐弟团聚；难过的是就要离开哺育我多年的慈祥的外公外婆。我看到他们逐年衰老，无人照顾怎么办呢？我虽年龄小，但一些跑腿的零星小事还是可以干的。外婆每次出门上街，都是我陪她出去，缝补衣服时穿针引线也是靠我，我走了她年老眼花，谁来帮助她呢？
我这次回天津是跟随妈妈单位一位来重庆出差的熟人，时间是在暑假。
离别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外婆帮我穿上外衣整理着我的衣领，深情地望着我，我看见她那对大大的深沉的眼眶里含着泪水，我的泪水也止不住的流了出来，外婆嘱咐我一路上要小心，回家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点头答应，当我再抬起头来，想到今后外公外婆的生活……心里非常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此时，外公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说：“别哭，我们走吧。”我的几个同学伴我走出家门，外公随在后面，帮我拿些随身带走的东西，走到小道的拐弯处，我回过头再向外婆站着的家门口望去，只见外婆直直地站在门口望着我，我顿时想起荒山上孤独的苍松。我心里说：“再见了，亲爱的外婆。”一狠心最后一次向外婆挥手告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外婆的永别。一路上，我想到外公外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生活条件，今后生活将有多少困难呢？我真想不走了，留下来照顾外公外婆，伴他们度过晚年。我对外公说：“我不想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您们。”外公推着我说：“不要瞎想说傻话，我们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要努力读书，读好书我们就高兴。”我和外公登上渡船和送我的同学们告别后，望着笼罩在雾中的青山流水，心里无限惆怅，我想何时能再回到这里，重见我的亲人啊！
外公一路为我送行，一路低头不语，我从来未见过他如此沉默，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也舍不得我离开，看着外公日益增多的白发，开始有些弯曲的腰背和逐渐变沉默的性格，我想这是一位多么坚强的老人，但生活对他太不公平了，谁知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尽头。
回到天津，这里与重庆相比生存环境要好得多，政治上也没有那么多“火药味”，好象变了一个世界。我多么希望外公外婆能住在这里过平静的生活啊，我知道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忍不住寄信表达了我的心意，外公给我回信说：“我们生活得挺好，不用掂记。”并告诉我“你的许多同学还陆续将纪念卡和一些小礼品送到家里，让我们转寄给你，他们都很想你，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自己，永远做最好的学生。”我当时真感激我的同学，他们没有蔑视我的外公，还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也暗中帮助过外公，那时的点滴温暖都是何等的珍贵啊！
十六年后，一九八O春，我真的又回梦中常常来到的地方，多少年来我多么想回来看看外公外婆，而真的来到这里，外婆却早已离开人间，外公也已昏迷不醒，不久就逝世了。在外公住院和去世后，过去整外公的一些人也来看望，并说了一些忏悔的安慰话。当时“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都以大量的篇幅报导了外公的遭遇和事迹。我真的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了。一位一心想报效祖国，才华横溢的老知识分子，如不遭此劫难，将为我们国家能做出多少贡献啊！在经历漫长的20年后，外公才得到平反，在亲友们庆幸他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时候，他却深知“时间”对他来讲是第一重要的，他曾风趣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也不去。”这时他更渴望生存，渴望试制他在忍辱负重的年代里艰难地设计出的“内外燃元心转子发动机”，由于机器制作需要较高工艺水平，当时许多单位都达不到，直到他82岁那年，才找到了有条件的单位，政府筹的资金，机器要试制了，这对于外公来说是最重要和最幸福的事了！外公常常夜以继日的画图，亲友们担心他的身体和年龄不能承受这样劳累的工作量，可外公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够用啊，我心里着急，我希望早一天看到我的机器应用到火车上。”亲友们理解老人多年的愿望，不便太干予了。此时病魔也可怕地向他袭来。那是一个冬季的清晨，外公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打开窗户，清醒一下连续劳累多日的大脑，拧亮台灯又伏案工作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正当他聚精会神画图时，他突然感到头晕、头痛、恶心，倒在画图板上，他的女儿、女婿闻声赶来将他扶在床上，此时他稍有清醒，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我的图纸还没画完……”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话语，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我真想把我年轻的生命换给他，来圆他的梦，让人们看到他那颗赤诚的报国心。医院诊断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因出血量大，已无法医治，在昏迷的第14天，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外公走得很安祥，好象没有什么痛苦。但我们却深知他内心的苦和遗憾。历史的人为错误夺去他大量宝贵的时间，尽管他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病魔却不肯放弃这位83岁的老人。说心里话，我不埋怨病魔，外公毕竟巳过古稀之年，我怨人为的错误，持续时间太长了。20年，即使是劳改犯人也早该释放了，我敬佩外公，他心胸宽广，热爱祖国和人民，以知识报国，痴心不改，外公在自己制造的木炭汽车上标新立异地写着“中国人发明”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这就是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民族魂，我相信，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报国之路越来越宽。我们的国家必将走在世界的前例。外公自法国勤工俭学起直到临终的宿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这次来九龙坡李家沱是去水轮机厂为外公办理后事的，虽知外公外婆已不在人世，但我不由自主地依然走向新建湾我们那简陋的故居。十六年过去了，这里依然如故，只有那条日夜哗哗作响的流入长江的臭水沟被填平了。有一些邻居都还记得我，我也还认得出他们，他们见到我就纷纷围拢来和我谈起外公外婆受过很多苦，但他们很要强，一直咬牙挺过来了，直到最后平反昭雪。你外公外婆真好，一对菩萨心肠，外婆晚年多病，无人照顾，每次住院都是大家帮他送去。说外公外婆晚年生活很悲惨，幸好你外公熬到了头，见到粉碎“四人帮”中国第二次得到解放。我害怕听这些，外公刚刚去世，大概容易触景生情，难以控制感情，我就岔开话题抽身走进这两间外公外婆住了十几年，我也住过三四年的竹木小房里，这里已经住上别人，房子也已经整修了。但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这一片还是重庆的贫民窟，这里的一切都触动着我心灵深处的隐痛，我和姨夫便匆匆离去，径直来到水轮机厂办完事宜就走向返程，来到长江边上，在候船室里，姨夫又向我谈起外公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令人悲愤的往事：
我离开重庆的两年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新的苦难又压在外公头上。抄家、挨斗、戴高帽、游街、批判、挨打、受骂、罚跪、坐飞机……受尽精神与肉体的种种折磨，可怜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外公始终没有屈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和年迈多病的外婆闯过一道又一道大关。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机器，为了祖国富强，也为了党给他公正评价的这一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正是他在那一段频遭摧残的年代里，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竟然设计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内外燃元心转子发动机”和“高扬程转子水泵”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令人难以想象。
外婆由于这些年生活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压抑，身体垮下来了，患了“冠心病”和严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经常需要住院治疗，那里离医院很远，要翻几道山坡，全靠邻居们帮忙。外婆住院，外公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陪床，又要做饭，他还充当半个护士，从外公一九七四年陪外婆住院时记的几天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外婆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每一位做丈夫或妻子的读一读这段文字。看来有些枯燥，其含义却无比深刻，耐人寻味的一次住院记录：
1974年3月28日秀英住进大坪医院。
1974年3月30日，晓明从西安来看他母亲，4月7日走，取消吊针。
1974年4月10-11日，身上又烧至39度，吃中药、打吊针，中西医结合治疗。
1974年4月12日，打卡拉霉素吊针。吃少许藕粉、牛奶和肉汁。王医生谈病情很严重，病人很刚毅，抗病力强，不要紧。
1974年4月13日，病情好转，早上吃点稀饭、藕粉，中午吃点饭菜，打吊针。13点吃点面条，吃一块糕，打两次吊针，喝少许牛奶，还吃了6片虾。
1974年4月14日，吃1/4碗稀饭，喝半磅牛奶，一小碗藕粉，少许面条，打吊针两瓶，夜晚睡得很好。
1974年4月15日，早上吃半碗稀饭，一小半馒头，中午吃面条一小碗，干米饭，红烧肉少许。下午吃肉汤面一小碗，喝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6日，早上吃半碗稀饭和3/4块发糕；中午吃一小碗肉汤面，一磅牛奶。停止打吊针。
1974年4月17日，病情好转，吃三两饭，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8日，病全愈，准备出院，因天下雨延一天。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除了细心照料病妻，知道认真记录下每天的治疗和饮食等情况，足见他心地善良，做事认真，与相依为命的妻子深厚的感情。
多年患病的外婆既闯过一道道生活难关，又闯过一道道生命的难关，与外公相伴近60个春秋，这除了对外公的细心照顾外，我想善良的外婆不放心丈夫失去伴侣孤独地留在世上，因此她顽强地活了下来。
外公还把这次住院的情况寄信告诉我说：“那里的医生护士对外婆态度很好，他们感到有些蹊跷，还以为有姨夫姨妈的熟人，后来问起他们才知道不认识。”其实这是医生的医德好，善待两位年迈的老人。而20多年来外公外婆享受人间温暖太少，见到的冷面孔太多了，相比之下使他们诧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婆的病也愈来愈重了，后来派出所同意外婆住在重庆的姨家，外公孤独一人留在李家沱接受改造，从此风雨同舟的二位老人分开了。1975年，外婆再也无力摆脱疾病的折磨，带着无限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外公，可怜的外婆20年一直在困惑和不安中艰难度日，在黎明即将到来时，她却先走了一步，没见到为外公平反昭雪，是全家人的遗憾，更是外公最痛苦的事情。
汽笛长鸣，我们乘坐的船离开了李家沱江岸，我仿佛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猫着腰，缓缓地认真地扫着山腰上那每一级台阶，无论寒冬酷暑。我还看到外婆那慈祥的面容，修长的身影，看到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完人生……
我擦掉泪水再最后一次看一眼这熟悉又感到生疏的山山水水，十六年前外公送我渡江，那时是依依不舍，是对二老处境的担忧，如今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那悲惨的一切已经过去，外公外婆重聚九泉之下。我心里默默地说：别了！九龙坡，李家沱，新建湾，我再也不想见到这里的一切了，因为这里不仅没有给我留下童年的美好记忆，而且在我心灵上留下深深的鞭痕，我感到十六年的梦圆了又破灭了。
新渝眼里的外公外婆，就是这样一对可敬可爱，又可悲可怜的，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三个朝代，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两位老人。
在那样的岁月里，郭秀英的弟弟郭居谦夫妇，汤仲明的侄女汤贞兰夫妇等亲友也时常去看望和帮助两位老人。
在困苦的时候，亲情就象一把遮风避雨的伞，让汤仲明的心灵得到庇护。深厚的亲情给他以温暖，给他以慰藉，给他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陪伴他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也许是汤仲明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亲情无价啊！
在郭秀英的眼里，丈夫和家庭是一切。她端庄贤淑、美丽温柔、勤劳节俭，又非常地爱整洁。汤仲明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忙于科研，操持家长的担子全部落在秀英的身上。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在任何时候，她都那么温存地体贴丈夫，对子女也从没有高声吵骂过。她乐意伺候丈夫和孩子，在丈夫和孩子身边她感到踏实和幸福。
解放前她跟着丈夫，带着孩子，颠沛流漓，担心吊胆地过日子，两个女儿的早逝给她精神上以巨大的打击，落下了癫痫的病根。解放后，舒心的日子刚过七八年，汤仲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郭秀英也就自然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家属。她跟着丈夫从二层的楼房搬到平房，再搬到棚房，她感到自己和丈夫就象垃圾一样被扔在了长江边。
她没上过学，只是结婚后在汤仲明那里认识了一些字。她怎么也想不通勤勤恳恳工作的丈夫会是“坏人”，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而她爱汤仲明，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好人”，一定是别人弄错了。她心里十分焦虑，却表面装着没事一样劝慰丈夫，更加细致周到地照顾丈夫。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也许这就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
她是一双小脚，和她同一时代生活的女性一样，这是封建制度灭亡前在她们身上留下的最后印记。她要到李家沱街上买菜，就必须爬上一段又陡又滑的泥泞小道。小道的一旁是十几米深的水沟，汤仲明和子女们都担心她摔倒滚下山沟里丧命，都劝她不去买菜，让汤仲明买菜，而她为了照顾好丈夫的生活，坚持自己去买菜，她担心从未操持过家务的丈夫买的菜不合适。重庆经常阴雨连绵，大雾笼罩，滑倒是免不了的，这个细心的小脚老人总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尽量靠着岩边走。经常滑倒的她却没有跌进沟里。
汤仲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才有时间搞设计，他一投入设计就会进入到忘我的境地，不吃、不喝、不睡觉。郭秀英理解和支持他，为他准备好饭菜，然后坐在他身边为他摇扇。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汤仲明停下笔来，她才陪着一起吃饭。她一生都这样心甘情愿地伺候她的丈夫。子女们曾经想接她到西安、天津去散散心，然而她坚决不离开汤仲明，因为汤仲明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不准离开那个监督他的街道，所以郭秀英就紧紧地守在丈夫的身边，一天也不离开，一直到去世。多么可贵的逆境恩爱啊！
郭秀英有癫痫病的老根，在汤仲明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又复发了。而且病情越来越厉害，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发病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面色铁青，神志不清，持续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她用顽强的意志，承受着疾病时时给她带来的折磨，一如既往地照顾关心汤仲明。一九七三年十月，汤仲明戴了十六年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后，有了自己活动的权利，老两口才从新建湾搬到大坪，住在小女儿汤三生的家里。
一九七五年，年近八旬的郭秀英又病倒了，这时已有闺女、女婿、外甥女们照顾汤仲明，支撑她那根精神支柱倒了，就一病不起了，她不让告诉在外地的儿子、闺女。三生还是写信告诉了哥哥和二姐。
儿媳马凤华趁寒假带着两个闺女汤虹、汤奇由西安来到重庆看望老人。此时汤虹已十一岁，汤奇也已七岁，汤奇是第一次见爷爷奶奶。郭秀英见到儿媳带着两个孙女非常高兴，也很激动。她的病情突然转重，三生瞒着妈妈给哥哥晓明、姐姐瑞秋发了电报，等晓明和瑞秋到达重庆后，和子女们都见了面，她很高兴，也很着急，她责怪儿女不该来，想不到这竟成了她不愿意再活下去的原因之一，她以前几次病重，都不同意给儿子、闺女发电报告诉他们，她知道，叫他们来，要请假耽误工作，要花钱，路上还要吃苦，七十年代坐火车，挤得要命，可不是享受而是受罪，她几次说，我为什么不快点死啊！她对儿子晓明说：我不行了，不要给我治了，让我快点走吧！再活下去就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了。如今我快八十岁了，再不走，我不仅服侍不了你爹，还要他服侍我，成为他的一个包袱，拖累着他，使他不能一心搞研究。我走了，他一个人轻轻松松，还能多活几年，为国家再做贡献，我要病倒在床拖累着他，他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想过多次了，我走了最好。
“妈，爹怎么能够离开您！”儿子晓明听后劝她说：“您不要这样想，病是能够治好的，您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我不要吃药，也不再打针。我最了解自己的病情，再吃药打针也是白费，更是浪费，我要快走。不然又拖住你和凤华不能上班，孩子们不能上学，让我一个人拖你们一大片，我不忍心啊！”郭秀英对儿子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你们都在，我走了多好啊！”她补充说。
一天她的病情突然转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给她打强心剂挽救她时，她已说不出话，但她心里清楚，她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反过来还需要丈夫照顾她，这会耽误丈夫，也会害得子女们远道来回奔波，而且非常珍惜这次儿媳和两个孙女远道来齐的机会为她送终，这样她会安然而走，到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她拿定主意，忍着巨痛，摇头，手捶打着床板，不让医生打针，她紧咬牙关，不让人喂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一时十五分，她安然地离开了人世。她给子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你们爹！”
相依相随整整六十年，妻子郭秀英走了。汤仲明百感交集，悲痛不已：这是患难与共的妻子，是知冷知热的妻子，是视自己和家庭为第一的妻子，是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妻子，是忍辱负重的妻子……子女们懂得汤仲明的心情，不离左右，时时安慰着他。
汤仲明的儿子汤晓明、儿媳马凤华、二女儿汤瑞秋、小女儿汤三生、女婿吴学龙对父母都十分孝顺。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时候，他们始终相信父亲的无辜，不断地宽慰父母，特别是汤仲明被开除工厂，取消工资，搬进棚屋的艰苦岁月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方式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帮助父母。小女儿三生住在重庆，一有机会就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生活；儿子晓明从西安来到重庆，和父亲谈心，开导父亲敞开胸怀，放远眼光，从全国的形势大局分析问题。还常常写信问候，寄钱和粮票给父母，特别是二女儿瑞秋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让小女儿蒋新渝去重庆，寄居在父母身边。那是一九六O年冬，新渝刚满八岁，在政治上也不怕什么影响，借口家里的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实际上是让她去陪伴外公外婆，一方面为老俩口解解闷，另一方面通过每月寄钱和粮票能经常和她通讯，了解老俩口一些情况，新渝还可以为二老作些简单的家务活。
新渝是个很听话的小姑娘，漂亮又天真无邪，给两个老人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精神寄托，一直陪伴他们度过了四年的艰难岁月。新渝在长大成人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的外公外婆》，字里行间，渗透着无尽的深情，全文如下：
我的外公外婆
蒋新渝
我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婆，感到与我想象中的很相似，外公是个中等身材稍胖的老人，慈祥的面容上常架着一副深褐色花边老花镜，穿着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一看便知是一位很有风度的知识分子，我把他当作《少年报》上的知识老人，不过外公没有知识老人老，他才六十多岁，精力还很充沛，声音洪亮，头发浓密，只是有些稀疏的白发，他每天都是很忙的，下班后也难得休息，不是伏案写写画画，拿着计算尺计算，就是坐下来读书看报，很少有时间同我玩，给我讲故事，但讲起来可有趣，并常问我一些动脑筋的小问题，如果我答对了，他就高兴得开怀大笑，并表扬我，外公知识丰富，说话很有哲理，记得他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看事容易做事难”，说明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下功夫才能做成，我遇到不懂的事就问外公，他都能对答如流，耐心地解释给我听，直到我明白为止，有些不是小孩子应知道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事情嘛，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的，现在还为时过早。
在我眼里，外婆的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她是一位身材修长、稳重、大方、沉默寡言的老妇人，在她脸上虽然有了皱纹，但皮肤依然白晰，有一双慈祥的、似乎在深思的大眼睛。她常穿一件深蓝色的大褂，她特别爱整洁，言行举止稳重大方，衣着虽不算讲究，但很干净。她每天从事家务劳动，总是将室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心灵手巧，年轻绣花，做衣服都是好手。
外婆脾气温和，无论是对家里人还是对亲友、邻居，她都以诚相待。她心地善良，特别富有同情心，想方设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从不求什么回报，以助人为乐，以帮人为荣。外婆爱吃甜食，但她自己舍不得吃，却经常将糖果分送给左邻右舍，我见此思想有些不通，翘起嘴不满意时，外婆就笑眯眯地对我说“咱们不是还留有吗？好吃的东西让大家都尝尝有啥不好？我在外婆思想影响下，也慢慢变得胸怀开阔大方了，外婆还经常将一些旧衣服送给比自家更困难的邻居，有时还给邻居的小孩做鞋袜，帮人家的忙，她虽然言语不多，但给人感到她实实在在。”
外婆对外公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外公对外婆也倍加体贴，老俩口感情特别深。我在他们身边生活了四年，从未见他们拌过嘴，争论过什么，外公有时也陪外婆说说话，谈些往事，有时引起外婆伤心流泪，外公就耐心地劝慰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旧社会太穷，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些人总是光顾自己，自私，也是社会造成的，不能完全怪个人。
外婆因为贞香和汴生两个姨早逝，又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惊吓，得了癫痫病，俗称羊角风，每遇疲劳或生气就容易发病，外公最了解外婆的病情，处处关照她，不让她过分疲劳或生气，万一患病了突然摔倒，不省人事，浑身抽动，外公就精心照料，直至她完全恢复正常。外公从不向外婆说自己的事，在家里他总是很有精神的忙里忙外，乐观地支撑着这个家。
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国自然灾害时期，要不是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那时受五八年共产风的影响，还过集体生活，公家办食堂，我们那时在水轮机厂食堂入伙，每餐在那里买饭回来吃，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我都要到工厂大门外去接外公，等到成百上千的人都出厂门后，才见外公随着几个稀稀拉拉的人出来，外公老穿一件深兰色的工作大褂，很好认，当他急匆匆地走出来时，我便跑到他面前带有埋怨的口气说：“您又这么晚才出来。”外公总是说：“不是才下班吗！”他还开玩笑说：“我要是走在人群中，你能找见我吗？”我想也是。等外公回到家再拿着碗去食堂买饭时，已排在长长队伍的最后了。经常要等四十分钟左右才买上饭，稍好些的菜也买不到了，外公看到这又动脑筋了，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再到厂门口去接我了，放学后就直接去食堂排队，省得买饭浪费很多时间，我那时年纪小，个子还没有卖饭窗口高，还不会买饭，要等外公来，每次排队排到了，外公没有来我就让后来的先买，有时我从最前头让到最后头外公才来，当时我真生气，心想，厂里就他一个人最忙！？由于生活不好，营养不良，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切都按计划供应，买东西都要票，有粮票、油票、布票、糖票、酒票、棉花票、香烟票等等。外公外婆身体都不如以前，他们每顿饭都吃不饱，但他们除了照顾我，让我吃饱外，他们俩总是互相谦让，将饭菜拨来拨去，总是想让对方多吃一点，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们的生活是平安和睦的，外公还很乐观，他说：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病，我们还不错只是瘦一点。
清苦，相对宁静的生活并不长，不久，外公又出事了。
有一天晚上，天阴沉沉的，黑得也较早，下班后好长时间不见外公回家，外婆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却仍不见外公回来，不知为什么，外婆很担心，外婆年迈又是小脚很少出门，我年幼也不敢去找，幸好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亲戚，他见外公没回来，就去厂里找外公，他从厂里回来后说：外公在厂里有些事没弄清，等事情弄清了才能回来。后来才知道就是逼他承认有意破坏柴油机制造工作，以便找借口开除他厂籍，并让家里送去日常用品，亲戚又将洗脸毛巾、牙膏牙刷送去。他安慰外婆，没有什么大事，请放心。谁知一走十几天不见回来，外婆忧心忡忡，望眼欲穿，常患癫痫病，幸好这些天常常有亲友来探望。后来才知道，外公被关进了李家沱看守所。
一天放学后，我见外公突然回来，他没精打采，显得很憔悴，脸色发黄且消瘦，精神很不好，他象变成了另一个人，话也很少了，从那以后，他不去厂里上班了，四处奔走去找住房，我当时不明白外公为什么不住公房而去找私房，我听妈妈说过，外公原在水轮机厂小楼里住，是书记、厂长、总工程师们住的房子，后来搬到这一大一小的两间平房里住，现在又要搬到哪里去呢？
一天外公从外面回来，那些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这么高兴，原来是他找到了住房，因水轮机厂限定了他搬出的时间，新的住处是在水轮机厂的山脚下，两间总面积约十五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简陋竹木房子，四面用木头竹片钉成，这房里间和外间还有两尺左右的距离，潮湿的地面似乎可以吸出水来，满屋一股霉味，四面没有窗户，四面都透风，外边一间白天开开门可见些阳光，里边一间由于前屋挡住了阳光，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见东西，房子的右侧是一条跨度很宽的臭水沟，污水从十几米高度倾泻下来，日夜发出哗哗啦啦轰隆隆的水响声，一年四季不断，顺势流入长江，每逢大雨天，人们说话都要大声吼叫，否则被震耳欲聋的水响声淹没，听着这水声有些吓人，这里用水吃水都很困难，要爬上几十阶台阶去挑自来水，我家挑水是外公的事，重庆雨水多，坡陡路滑，下雨天外公也不敢去，只好请人帮忙，有一天外公发现屋后山里有泉水，他尝尝水质不错，可以饮用，为方便这片居民饮水，他用物理上的“虹吸”方法，将山坡上的泉水引到屋后，就挖一个蓄水池，让大家共用，有时取水人多水很混，需要沉淀很久才能用，外公又想法用竹管将水引到家的水缸里，变成自来水，我们的邻居，都是社会的最低层，相比之下，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左邻右舍常常为吃饭穿衣的事吵嘴打架，外公外婆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并经常力所能及的接济帮助他们。
过去常有人来家向外公请教一些问题，口口声声汤总，汤工，自从搬下来后，再没人来了，外公也不再去水轮机厂上班，只是每天去街道办事处，他往返自然，毫无异样，回家从不说什么，因此，我以为外公去街道办事处工作了。可是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外公在街道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一起劳动，后来又有同学告诉我说：外公是右派、反革命，被水轮机厂开除了，并在全厂大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我大吃一惊，百思不解，外公怎么会是右派、反革命呢？他一生搞技术，报效祖国，从不参与政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当面问一问外公，可我又没有这个勇气，怕伤了他老人家的自尊心，对这件事我始终是似信非信持着怀疑态度的。
外公每天还是忙忙碌碌的，除去街道劳动、学习改造外，回到家里还帮外婆干家务活，由于断了经济来源，生活上愈来愈困难，还不准儿女多给钱。眼看他身体消瘦，手变粗了，面貌也逐渐变黑了，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愈来愈深了。一个小雨天，外公从街道劳动归来，路经那条污水沟时，由于疲劳，加之路滑，一失足从那条每天必经的窄窄的石板桥上，摔到四五米深的水沟里的一块石头上，幸好那天他背着竹篓，篓里装了一些红薯，着地时篓在下面，才免于摔伤，但摔痛了。当外公被邻居们救起送到家中时，为安慰外婆，他故作满不在乎地说：今天竹篓救了我一命，掉下去我睡在竹篓上啥事也没有，只是吓了一跳。第二天，外公没有听取大家的劝阻，带着伤痛又去街道参加劳动了，我当时很不理解外公为什么如此积极，苛求自己，其实是我不知他的险恶处境。
多年来，外公受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某些头目们的冷遇、训斥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可外公都以宽广的胸怀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但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是永远抹不掉的阴暗，仅举一例：
一天下午，一个穿公安服装的人，突然来到我家门口，气势汹汹的将外公叫出去，不问青红皂白辟头盖脸地恶狠狠地大声训斥外公，看他很凶的样子，简直就象在训斥犯人。我看外公站在门口心平气和地向解释“思想汇报”没有交上去的原因。那人似乎没有听见一样，仍趾高气扬，大喊大叫，指手划脚，手指都快点到外公的脸上了，惹得左邻右舍都跑出来看，我也一直站在屋里从门缝偷偷往外看，这人约三十来岁的样子，黑不溜秋，带着二杆子劲，不讲道理。他训完外公后，又吼叫着对外公作了几条规定，就扬长而去了。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真理、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不应该受这种侮辱，警察根本没有资格训斥他。由于外公知识渊博、为人诚恳，处处替人着想，并为周围百姓解决生活难题，还为许多邻居的孩子辅导学习等，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都按晚辈的身份称他汤爷爷。后来被派出所知道了，又来交待大家不能这样称呼，应该称名道姓，但除了当着警察及街道头头的面外，他们还是称他为汤爷爷。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凶地对待外公，直气得我浑身打颤，怒发冲冠，我想，外公勤勤恳恳地工作几十年，现在这样高龄仍不停的工作，犯了哪家的王法要这样对待他。警察走后，我气恼的心情不能平静，我说：“外公，这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您。”我替外公出气，以为他也要生气骂警察几句的，可他却象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似乎习以为常了，外公没有直接回答我，只含糊地说：“没有什么事，你不要这样看他。”以后，我常见外公在写什么，一次我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见标题是“思想汇报”，每次他都要写很长时间，交上去厚厚一叠。
劳动改造，思想汇报，繁锁的家务挑水、挑煤、买菜、买粮等体力活，全是外公一个承担，还有半饥半饱的种种困难，都没有将外公压倒，精神摧残和压抑，丝毫不能动摇他对事业的追求。离开了工厂，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图纸和计算尺，但他却从来没有离开他用以报国的研究工作。外公一有空就看书学习、计算。有一个星期天，他说要去江岸对面的火车站看火车头，我问他看火车头干什么？他说过去他考虑过火车头的改革，还有火车轮子的改造。后来，他就每逢星期天去看火车头，这车站离我们住处很远，要坐船渡过长江，往返要上下四次几百多台阶的山坡，过江后还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九龙坡车站，每次去都要用将近一整天的时间，所以事先都要向派出所请假，同意了才能去。有一次外公又去看火车头，一大早出去天黑了还不见回来，我们非常着急，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我和外婆一老一少，谁也不知外公到底在什么地方看火车头，也没有能力去找，只能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见外公扶着一根竹杆，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回来，他脸色发黄，疲惫不堪，步态不稳，进屋便倒在床上，经询问才知道在回来的路上外公患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突然大发作，头晕眼花，摔倒在地，继而频繁恶心呕吐，坐在路旁想走不能走，有一些好心的人见到此情景要送他回家，他考虑路这么远，交通不便还要过江，自己又是这样处境，不便麻烦人家，都被他婉言谢绝说：“不用不用，休息一会，我能回家。”事实上，他这样严重的美尼尔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缓解。就这样一直坐到天黑，才勉强用几个小时走完这段艰难的路。从那以后我们劝外公不要再去看火车头了，但他为了研究、测量数据，他还照样去。
还有一次外公看火车头回来后告诉我说：“今天差一点报销了，在过铁路时，我正考虑一个车头改革问题，没有听到火车开来的声响，险些出了事。”外公考虑问题精神非常集中，因患美尼尔氏症也造成了他听力下降，外公出外看车头必沿铁路走2-3里路的铁路线，我们很担心，但谁也阻挡不住。他每次看完车头回来，就抓紧时间又写又画带计算。里边屋子里有张桌子，但因室内太暗无法利用，外公就用屋外一个木凳倒放着，上面放一块木板作绘图板。他身体较胖，弯腰绘图显得很费力，但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从未间断画图，有很多图画了改，改了画，为了一张图，他甚至要几次去看火车头，我从未见他睡过午觉，为了画图也常顾不上吃饭，外婆常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重庆是山城，山环水抱不透气，每到夏天，闷热得出奇，有时高温达到四十度以上，屋里象蒸笼，外边似火盆，外公平时就好出汗，到了夏季，吃不好，睡不好，成天大汗淋漓，但他仍不放松一分钟工作时间，我见他画图时背心都被汗水湿透，我和外婆常拿起芭蕉扇给他扇风。后来外公又想了个办法，将一块帆布做成吊扇挂在房中，一侧安上滑轮接上长绳，拉动绳使帆布摆动扇风，只要有一人拉动绳，满屋都有风，大家都凉快。
外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政治上的高压，精神上的摧残，生活上的磨难，事业的坎坷，都没有压垮他，反而使他生命力更坚强，更具抗衡韧性。自然灾害后期，有了自由市场，外公就买了两只奶羊，每天挤羊奶给外婆及全家喝，这对度过生活困难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这在城里住的人来说也是很希罕的事。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带着书报出去，一边放羊，一边看书或读报。邻居对我说：“你外公心真宽，真是好汉肚里能撑船。”事实上，外公的生活非常单调，我在他身边四年多，从没见外公外婆看过一次电影、一场戏。也从未见他们去转过商场、串过亲戚。派出所规定外公出门必须请假，可能也是一个缘故，他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加之他爱动脑筋动手做些什么，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不知底细的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他儿女亲友来的信都要先送到派出所去拆阅，然后自己才能看。由于这一个原因，书信也变成了政治说教，称呼要指名道姓，这唯一能使他得到慰藉与温暖的东西也失去了，外公对外回信也要经派出所检查。外婆身体不好，胆量又小，很少出门，常处于抑郁状态，话都不想多说，只有老俩口到一起了才有话，他们俩互相关心，相互照料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吧。
过去外公家常有亲朋来往，后来逐渐少了，外公怕自己的事连累别人，从来不去亲友家串门，连街坊邻居家也不进去，记得有件事很使外公外婆伤心，家里有位亲戚在部队工作，她写信说她哪一天过重庆，准备去看外公外婆，见有亲戚来，老俩口非常高兴，早早就准备好饭菜，外公还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去江边的码头接她，可我们一直未等来这位穿军装的女兵，外公外婆大失所望很伤心，这个过去受外公资助上学的亲戚，知道外公有问题，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再露面了，后来她再也没来过信。我想她应该装不知道外公的处境来见老俩口一面，才在情理之中。我头一次见外公外婆谈起此事的凄凉景象，我真恨这个拿老人的诚心当儿戏的人，外公却说：“莫怪人家，要体谅。”
经济上，公安局派出所规定生活费每月二十五元钱，每人平均一十二元五角（包括生活费和医疗费），不许儿女多给他寄钱，又不花他们的钱，也不许儿子尽孝，这种规定真是旷古希有。中央也不会有这样的规定，这都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我外婆犯了你们哪家的什么王法，她为什么不能接受儿女的孝敬？
可怜两位断了经济来源的老人，又限制了外援，儿女有钱也不能给他们多寄，到了风烛残年还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要算好再吃，不能吃了再算，因此，剩下的饭菜从来不舍得扔掉。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晚了，外公外婆已吃过饭，我吃饭时突然发现一只咸菜碗里长了蛆，我很惊讶，赶紧告诉外公外婆，问他们吃了没有，他们说吃了，并没有显得多大惊异，看来生活已将他们磨得麻木了，外婆还说：“这不奇怪，咸菜、豆腐乳里边有时都有这东西。”我离开他们后常想：只剩下两位日益衰老的老人了，再出现这种事情谁来提醒他们呢？两位老人哺育儿女一场，到晚年却不能去投奔儿女，又不能进孤老院，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法律”，公安局只准许外婆一人去投奔儿女，可外婆能丢下外公吗？外公在这样的困境中又怎离得开外婆呢？老俩口只能相依为命，苦度风烛残年。
对于生活上的清苦，外公外婆似乎不大在乎。有一次我问外公：“您说咱们的生活苦不苦？吃不饱，副食少，有时还吃野菜。”外公回答说：“苦，但不算最苦，我小时候生活比现在苦得多。半饥半饱是常事，每逢家里蒸黑面馒头就是最好的饭了。一次家里蒸了黑面馒头，每人分两个，我没吃饱还想吃不敢要，晚上睡觉时看见挂在房上的馍篮，便偷两个吃了，被妈妈发现后，还挨了一顿说。现在和那时比强多了，如今生活有保障，计划供应，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是少一点罢了。”外公说得很轻松，似乎生活困难对他没有多大触动。
听妈妈说，外公有钱时，生活也是很俭仆的，他将所有的钱都用在试验机器上了，为了试验机器，他很大方慷慨，不管花多少钱，反复试验直至成功；家庭生活花钱，他却很小气吝惜，对自己的吃穿要求很低，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很少给自己和孩子们添置衣物，因此，外婆常常为此事想不开，我见外公外婆穿的内衣补了又补，连绒衣毛衣都打了不少补钉。
外公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困难时期，粮票是无价之宝，有钱也买不到的，一天清晨，外公起得很早出去放羊，发现顺着山坡撒了许多粮票，他一一拾起来一大撂，面值约有一百多斤。回家告诉外婆说：“估计这可能是贪污犯丢掉的。”他没有犹豫，立即将全部粮票上交公安局，并说明情况。后来许多邻居知道了此事，他们都很不理解，有的说：“现在一斤粮票都很珍贵，拾来的谁也不知道，还去交什么嘛？”也有的说：“公安局对他那样，还交给公安局，真是多余。”我当时也想不通，问外公道：“他们这样对待您，您还把捡来的粮票交给他们，何必呢？”外公说：“国家现在遇到暂时困难，粮食这么紧张，我们不能去沾国家的便宜，都这样就会破坏国家供应计划，你说对吗？”我答不上来，被外公问住了，我只是想当时有这么多粮票，真比千金还重。我和外公外婆每月总共才供应60多斤粮食，没有副食，吃不饱，外公还要做街道的体力劳动，外公能够如此果断处理，上交这批粮票，看得出他高尚的品格也超出一般人。
五十年代，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每年发行一次建设公债，外公为了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每年都要挤出一部份钱购买公债。一九五三年他一下买了几百元钱公债，成为全厂购买公债最多的人，到六十年代开始还本付息，这可能就是善有善报吧，这部份钱帮助外公渡过许多难关，解决不少难题。如外婆有病住院花钱，没有这就不好办了。
一九六四年，我快上中学了，家里怕我上中学后转学不方便，就让我回天津去上中学，当时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就要和父母姐弟团聚；难过的是就要离开哺育我多年的慈祥的外公外婆。我看到他们逐年衰老，无人照顾怎么办呢？我虽年龄小，但一些跑腿的零星小事还是可以干的。外婆每次出门上街，都是我陪她出去，缝补衣服时穿针引线也是靠我，我走了她年老眼花，谁来帮助她呢？
我这次回天津是跟随妈妈单位一位来重庆出差的熟人，时间是在暑假。
离别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外婆帮我穿上外衣整理着我的衣领，深情地望着我，我看见她那对大大的深沉的眼眶里含着泪水，我的泪水也止不住的流了出来，外婆嘱咐我一路上要小心，回家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点头答应，当我再抬起头来，想到今后外公外婆的生活……心里非常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此时，外公沉默不语，最后他终于说：“别哭，我们走吧。”我的几个同学伴我走出家门，外公随在后面，帮我拿些随身带走的东西，走到小道的拐弯处，我回过头再向外婆站着的家门口望去，只见外婆直直地站在门口望着我，我顿时想起荒山上孤独的苍松。我心里说：“再见了，亲爱的外婆。”一狠心最后一次向外婆挥手告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外婆的永别。一路上，我想到外公外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生活条件，今后生活将有多少困难呢？我真想不走了，留下来照顾外公外婆，伴他们度过晚年。我对外公说：“我不想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您们。”外公推着我说：“不要瞎想说傻话，我们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要努力读书，读好书我们就高兴。”我和外公登上渡船和送我的同学们告别后，望着笼罩在雾中的青山流水，心里无限惆怅，我想何时能再回到这里，重见我的亲人啊！
外公一路为我送行，一路低头不语，我从来未见过他如此沉默，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也舍不得我离开，看着外公日益增多的白发，开始有些弯曲的腰背和逐渐变沉默的性格，我想这是一位多么坚强的老人，但生活对他太不公平了，谁知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尽头。
回到天津，这里与重庆相比生存环境要好得多，政治上也没有那么多“火药味”，好象变了一个世界。我多么希望外公外婆能住在这里过平静的生活啊，我知道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忍不住寄信表达了我的心意，外公给我回信说：“我们生活得挺好，不用掂记。”并告诉我“你的许多同学还陆续将纪念卡和一些小礼品送到家里，让我们转寄给你，他们都很想你，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自己，永远做最好的学生。”我当时真感激我的同学，他们没有蔑视我的外公，还有一些同学的家长也暗中帮助过外公，那时的点滴温暖都是何等的珍贵啊！
十六年后，一九八O春，我真的又回梦中常常来到的地方，多少年来我多么想回来看看外公外婆，而真的来到这里，外婆却早已离开人间，外公也已昏迷不醒，不久就逝世了。在外公住院和去世后，过去整外公的一些人也来看望，并说了一些忏悔的安慰话。当时“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都以大量的篇幅报导了外公的遭遇和事迹。我真的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了。一位一心想报效祖国，才华横溢的老知识分子，如不遭此劫难，将为我们国家能做出多少贡献啊！在经历漫长的20年后，外公才得到平反，在亲友们庆幸他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时候，他却深知“时间”对他来讲是第一重要的，他曾风趣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我也不去。”这时他更渴望生存，渴望试制他在忍辱负重的年代里艰难地设计出的“内外燃元心转子发动机”，由于机器制作需要较高工艺水平，当时许多单位都达不到，直到他82岁那年，才找到了有条件的单位，政府筹的资金，机器要试制了，这对于外公来说是最重要和最幸福的事了！外公常常夜以继日的画图，亲友们担心他的身体和年龄不能承受这样劳累的工作量，可外公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够用啊，我心里着急，我希望早一天看到我的机器应用到火车上。”亲友们理解老人多年的愿望，不便太干予了。此时病魔也可怕地向他袭来。那是一个冬季的清晨，外公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打开窗户，清醒一下连续劳累多日的大脑，拧亮台灯又伏案工作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正当他聚精会神画图时，他突然感到头晕、头痛、恶心，倒在画图板上，他的女儿、女婿闻声赶来将他扶在床上，此时他稍有清醒，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说：“我的图纸还没画完……”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话语，也成了他终生的遗憾。我真想把我年轻的生命换给他，来圆他的梦，让人们看到他那颗赤诚的报国心。医院诊断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因出血量大，已无法医治，在昏迷的第14天，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外公走得很安祥，好象没有什么痛苦。但我们却深知他内心的苦和遗憾。历史的人为错误夺去他大量宝贵的时间，尽管他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病魔却不肯放弃这位83岁的老人。说心里话，我不埋怨病魔，外公毕竟巳过古稀之年，我怨人为的错误，持续时间太长了。20年，即使是劳改犯人也早该释放了，我敬佩外公，他心胸宽广，热爱祖国和人民，以知识报国，痴心不改，外公在自己制造的木炭汽车上标新立异地写着“中国人发明”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这就是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民族魂，我相信，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报国之路越来越宽。我们的国家必将走在世界的前例。外公自法国勤工俭学起直到临终的宿愿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这次来九龙坡李家沱是去水轮机厂为外公办理后事的，虽知外公外婆已不在人世，但我不由自主地依然走向新建湾我们那简陋的故居。十六年过去了，这里依然如故，只有那条日夜哗哗作响的流入长江的臭水沟被填平了。有一些邻居都还记得我，我也还认得出他们，他们见到我就纷纷围拢来和我谈起外公外婆受过很多苦，但他们很要强，一直咬牙挺过来了，直到最后平反昭雪。你外公外婆真好，一对菩萨心肠，外婆晚年多病，无人照顾，每次住院都是大家帮他送去。说外公外婆晚年生活很悲惨，幸好你外公熬到了头，见到粉碎“四人帮”中国第二次得到解放。我害怕听这些，外公刚刚去世，大概容易触景生情，难以控制感情，我就岔开话题抽身走进这两间外公外婆住了十几年，我也住过三四年的竹木小房里，这里已经住上别人，房子也已经整修了。但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这一片还是重庆的贫民窟，这里的一切都触动着我心灵深处的隐痛，我和姨夫便匆匆离去，径直来到水轮机厂办完事宜就走向返程，来到长江边上，在候船室里，姨夫又向我谈起外公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令人悲愤的往事：
我离开重庆的两年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新的苦难又压在外公头上。抄家、挨斗、戴高帽、游街、批判、挨打、受骂、罚跪、坐飞机……受尽精神与肉体的种种折磨，可怜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外公始终没有屈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和年迈多病的外婆闯过一道又一道大关。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机器，为了祖国富强，也为了党给他公正评价的这一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正是他在那一段频遭摧残的年代里，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竟然设计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内外燃元心转子发动机”和“高扬程转子水泵”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令人难以想象。
外婆由于这些年生活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压抑，身体垮下来了，患了“冠心病”和严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经常需要住院治疗，那里离医院很远，要翻几道山坡，全靠邻居们帮忙。外婆住院，外公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陪床，又要做饭，他还充当半个护士，从外公一九七四年陪外婆住院时记的几天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外婆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每一位做丈夫或妻子的读一读这段文字。看来有些枯燥，其含义却无比深刻，耐人寻味的一次住院记录：
1974年3月28日秀英住进大坪医院。
1974年3月30日，晓明从西安来看他母亲，4月7日走，取消吊针。
1974年4月10-11日，身上又烧至39度，吃中药、打吊针，中西医结合治疗。
1974年4月12日，打卡拉霉素吊针。吃少许藕粉、牛奶和肉汁。王医生谈病情很严重，病人很刚毅，抗病力强，不要紧。
1974年4月13日，病情好转，早上吃点稀饭、藕粉，中午吃点饭菜，打吊针。13点吃点面条，吃一块糕，打两次吊针，喝少许牛奶，还吃了6片虾。
1974年4月14日，吃1/4碗稀饭，喝半磅牛奶，一小碗藕粉，少许面条，打吊针两瓶，夜晚睡得很好。
1974年4月15日，早上吃半碗稀饭，一小半馒头，中午吃面条一小碗，干米饭，红烧肉少许。下午吃肉汤面一小碗，喝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6日，早上吃半碗稀饭和3/4块发糕；中午吃一小碗肉汤面，一磅牛奶。停止打吊针。
1974年4月17日，病情好转，吃三两饭，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8日，病全愈，准备出院，因天下雨延一天。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除了细心照料病妻，知道认真记录下每天的治疗和饮食等情况，足见他心地善良，做事认真，与相依为命的妻子深厚的感情。
多年患病的外婆既闯过一道道生活难关，又闯过一道道生命的难关，与外公相伴近60个春秋，这除了对外公的细心照顾外，我想善良的外婆不放心丈夫失去伴侣孤独地留在世上，因此她顽强地活了下来。
外公还把这次住院的情况寄信告诉我说：“那里的医生护士对外婆态度很好，他们感到有些蹊跷，还以为有姨夫姨妈的熟人，后来问起他们才知道不认识。”其实这是医生的医德好，善待两位年迈的老人。而20多年来外公外婆享受人间温暖太少，见到的冷面孔太多了，相比之下使他们诧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婆的病也愈来愈重了，后来派出所同意外婆住在重庆的姨家，外公孤独一人留在李家沱接受改造，从此风雨同舟的二位老人分开了。1975年，外婆再也无力摆脱疾病的折磨，带着无限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外公，可怜的外婆20年一直在困惑和不安中艰难度日，在黎明即将到来时，她却先走了一步，没见到为外公平反昭雪，是全家人的遗憾，更是外公最痛苦的事情。
汽笛长鸣，我们乘坐的船离开了李家沱江岸，我仿佛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猫着腰，缓缓地认真地扫着山腰上那每一级台阶，无论寒冬酷暑。我还看到外婆那慈祥的面容，修长的身影，看到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完人生……
我擦掉泪水再最后一次看一眼这熟悉又感到生疏的山山水水，十六年前外公送我渡江，那时是依依不舍，是对二老处境的担忧，如今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那悲惨的一切已经过去，外公外婆重聚九泉之下。我心里默默地说：别了！九龙坡，李家沱，新建湾，我再也不想见到这里的一切了，因为这里不仅没有给我留下童年的美好记忆，而且在我心灵上留下深深的鞭痕，我感到十六年的梦圆了又破灭了。
新渝眼里的外公外婆，就是这样一对可敬可爱，又可悲可怜的，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三个朝代，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两位老人。
在那样的岁月里，郭秀英的弟弟郭居谦夫妇，汤仲明的侄女汤贞兰夫妇等亲友也时常去看望和帮助两位老人。
在困苦的时候，亲情就象一把遮风避雨的伞，让汤仲明的心灵得到庇护。深厚的亲情给他以温暖，给他以慰藉，给他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陪伴他走到生命的终点。这也许是汤仲明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亲情无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