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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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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颠沛流离
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侵略军向湘桂线发动攻势，桂林自六月起，一贯平静的大后方即将变成紧张的前线，而陷入混乱局面，九月二十日梧州陷落，广西全境处于危机状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十一月十一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西省会桂林。十二日占领柳州，并轻易地占领南宁。十二月打通了从华北横贯大陆以至法属印度支那的通道。
汤仲明为时局所迫，又有一友人想用他的木炭汽车作为撤退时的运输工具，建议他关闭工厂，添置汽车，撤到后方贵州，专事运输。汤仲明接受了朋友的建议，靠两辆木炭汽车，一路颠簸，忍饥挨饿，从桂林一路撤到了贵州的三穗。
来到贵州，汤仲明想起学生时代听人所形容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气候恶劣，地势不平，百姓穷困到极点。但来到三穗，汤仲明却另有一番感觉，这里峰峦起伏，云蒸雾绕，鸟语花香，是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半处女地，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状态，他一下子就喜爱上这块土地。
汤仲明在三穗租下了一片场地几间房，靠两辆木炭汽车，专门从事运输，从贵阳到三穗，大约二百多公里，两天可以跑一个来回，赚回来的运费，基本上能维持员工的生活。
湖南洪江荣军管理处的柴油发电机，因缺油停用，致使管理处无电可用，到了夜晚一团漆黑。管理处的人员得知汤仲明能用木炭代替柴油时，就派人到广西桂林找汤仲明，又由桂林找到三穗，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汤仲明的下落。他们找到汤仲明请他去改装他们的柴油机。汤仲明听后一口答应，第二天就带着汤克伦、马凤仪、邢敏德等一同前往洪江，他们驾一辆木炭汽车，装着一些制造木炭代油炉的材料，风尘仆仆地赶了一百多公里来到湖南洪江荣军管理处。
荣军管理处是负责收治在前线受伤的伤病员的，汤仲明想到将士为抗战负伤，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和同伴们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困了打一会盹，饿了随便吃几口，不到一个星期就制造好了代油炉，安装后试车一次成功，荣军处又恢复了光明。伤兵们知道此事后，一致要求见见汤仲明。汤仲明到病房看望伤员，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感激，有的还流下了热泪。有个受伤的军官说：中国要多出些象汤先生这样有才华，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该有多好！
荣军处要付钱给汤仲明，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将士们在前方和日本军打仗，流血牺牲，为国抗战，我做的事就是对将士们的慰问。”汤仲明分文未取，给荣军处的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汤仲明在三穗时，有一天在马路边修汽车，有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一直站在旁边看修车。天快黑了，汤仲明对他说：“小伙子，该回家了。”
“我哪里还有家啊！”小伙子一提家就哭起来，接着说：“我家在桂林市，我正在上中学，日本鬼子占领桂林，我随父母逃难出来，在途中遭鬼子飞机轰炸，都跑散了，父母生死不明，我随着逃难的人流走了几天，沿途乞讨来到三穗，现在流落街头，讨饭度日，无以为生，无家可归，到冬天，我恐怕会冻死在街头的。”汤仲明一听小伙子哭诉，心软了，心酸了，他问他：“你多大呢？”
“十六周岁，虚岁十七。”小伙子答。
“叫什么名字？”汤仲明问。
“周有昌，周是夏商周的周，有与没有的有，昌是繁荣昌盛的昌。”
“名字顶好，可惜国不昌啊！”汤仲明感慨地说。
“大伯，您能收留我当个学徒吗？我求您了。”说着就跪下了。
“快起来，快起来。那就试试吧。”汤仲明十分同情受难的人，他时常接济别人。于是他就把周有昌留下来了，教他学汽车修理。这个小孩有点文化，脑子也比较聪明，学习很认真，很快学会了一些技术，后来成为汤仲明手下的一名好技工，他一直跟随着汤仲明到重庆，直至重庆解放后，才参军走了，参军后，他把汤仲明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他们一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直到汤仲明被错划“右派”诬陷为“反革命”被迫多次改换住处后才断了联系。
继贞香去世后，汤仲明在三穗又遭遇不幸，年仅十六岁的汴生——汤仲明的三女儿因患心脏病去世。汴生自幼身体虚弱，但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是随父母不断地逃难，饥饿劳累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所致，三穗就连县城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汤仲明四个女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两年之中失去了两个，只剩下瑞秋和三生。汤仲明在悲痛的同时对日本侵略者怀着刻骨的仇恨。郭秀英为接连失去两个女儿哀哭不已，从此落下了患癫痫的病根。从汤仲明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又以一部分兵力，挺进贵州独山，逼进四川，汤仲明所在的三穗又由后方变成了前线，他只好再往后撤，一九四五年七月，在重庆市化龙桥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处，继续以运输为生计，维持自己一家和几个没有离去员工的生活。
重庆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曾是古代巴国的首府。一一九O年，南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后封帝位，自诩是“双重喜庆”，遂把原名恭州改为重庆。重庆座落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市中心区三面环江，形如半岛，重庆依山筑城，鳞次栉比，故有“山城”之称，远看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夜看山城，万家灯火，繁星点点，天地难分。重庆还被称为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炎热稍过南京，稍逊武汉。炎热期很长，都因为近山环抱，热不易散的缘故，冬天亦不甚冷，这是因为远山环抱四川，特别是北部的眠山、大巴山阻挡寒流之因。由于植物茂盛，雨量充沛，日睛夜雨，深秋冬季多雾，故又有雾都之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明令迁此作临时首都。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又将重庆定为特别市。一九四O年九月四日又将重庆定为永久陪都。
日军向四川逼进之势，陪都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中央政政府高级官员相互指责漫骂，有的准备逃往国外去。此时，日本国内舆论界出现了一种留着重庆的论调：如“重庆的存在果真对我们（日本）不利吗？”；“重庆起猛兽的囚笼作用”；“如果没有重庆政权，我们（日本）将遭受到四面八方尽是满布抗日精神的苦恼”。为留下这一有用之物，日军停止了进攻，从独山后撤了，这可能就是日寇没有进攻四川，去占领重庆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度过八年艰苦岁月的老百姓，特别是从外地逃难到重庆的难民，更是欢喜若狂，奔走相告，争先购买鞭炮燃放，以示庆祝，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比过年热闹得多。晚上不少商店挂起红灯笼、点起红蜡烛，既不关门，也不收招牌，好像狂欢永远没有止境，人人脸上堆笑容，个个心里乐开花。有的机关、团体集会庆祝，有的家庭设宴把盏庆祝，全重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欢庆。汤仲明当时正在街上，他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买了鞭炮，回到家里告诉妻子和儿女，走出门口燃放起来，他也觉得自己一生中还没有这么高兴过，日本投降了，帝国主义完蛋了，中国人民再不当亡国奴了，老百姓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他自己也将结束家破人亡、颠沛流漓、悲惨的流浪生活。当时老百姓可没有想到还潜伏着内战的危险，还会被卷入内战的旋涡。大家尽情地欢庆着……
日本投降以后，汤仲明分析形势认为：陪都重庆目前的拥挤和暂时的热闹将会改变。人们会恢复原来的平静生活，一些内迁的工厂会迁回原地，将现有的设备便宜处理。他想趁此购置点设备，再发展自己的工厂，来实现“科技救国”之梦。汤仲明经过多方打听，经人介绍，购买了位于化龙桥的属于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第二汽车修理厂的旧机器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在重庆继续开办仲明动力机厂。从此后，汤仲明定居在重庆。
中国的大西南，大山起伏，森林密布，是天然的亚热带植物园，薪炭林资源极为丰富，是发展木炭汽车、木柴动力的最理想的场所，汤仲明因地制宜，在此扎下根，他知道在中国没有解决石油之前，是离不开木炭代油炉的，虽然抗战胜利了，交通方便了，但中国依赖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并没有结束，所以使用木炭代替汽油的日子还长着。因此，汤仲明到重庆后，仍开设“中国动力机厂”，生产仲明动力机和木炭代油炉。由于大西南有丰富的木柴资源，使用它成本低；又由于大西南地处内陆内地，远离海口，交通不便，仅靠长江水运，又是上水，路途遥远，运费昂贵，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汤仲明的产品很受欢迎，生意越做越火红。但汤仲明却不满足，他在研究改进他的动力机，想将它改成内燃机，将来让它替代蒸汽火车头。
化龙桥靠近红岩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就在红岩村，国民党把八路军办事处视为眼中钉，派遣许多特务在红岩村一带活动，伺机破坏办事处机关，逮捕和迫害共产党人。因此当时的红岩村曾被视为危险的地方。汤仲明一向认为自己不界入政治，所以在化龙桥设厂也没什么顾忌，实际上汤仲明并未摆脱政治。他和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范争波是同乡，汤仲明在上海建厂招商时，范争波还投了一笔钱。范争波这时也还在重庆。在共产党方面，汤仲明联系得更多，周恩来、邓小平是他在法国留学的前后同学，还有中共早期党员杨介臣、郭天枢等人即是同乡又是留法的同学，相互有很深的友情。吴玉章老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是汤仲明十分崇敬的人。
汤仲明从学生时代起，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怕参予政治会耽误他的学习和搞科研的时间。其实汤仲明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
他远渡重洋，刻苦学习，学成回国的迫切愿望就是报效国家，但是回国后求职却四处碰壁，竟然无法觅一个工作岗位，实在可悲、可怜！一九四六年七月，有朋友给他捎来一份解放区晋冀鲁豫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该报七月二日第二版上载有；
工程师郝贵林自杀
［新华社延安二十八日电］渝讯：留法老工程师郝贵林因被国民党政府排斥，一身本领无法施展，其在法国请求返回时，使馆人员曾允回国之后，一切生活工作均由政府照顾，故郝氏只带美金三百元回国抵渝后，既往见经济部长翁文灏，因他性格耿直，不善投机钻营，未被录用，后又往胜利大厦三访顾维钧，均遭拒见。
由于三十余年寓居国外，返回后毫无社会关系，转瞬钱钞用尽，乃靠当卖衣物度日，此时郝氏从同乡处得悉其家人十余口，均在抗战期间被敌惨杀，郝氏受此双重刺激，顿萌短见，乃卖尽所有剩余衣物，还清全部借债，于十五日深夜自缢于中央公园厕所内，临终留有遗书一封，语极悲切，中有云：“学会一身本领无处展，身困渝地寸步难行。”据悉郝氏在法时曾在巴黎雷诺工厂任大领班及比斯亚斯工厂任工程师，特长于制造飞机，坦克等机械，素为法国工程界所重视，以满腔热忱返国，竟不得一席之地，而被迫自缢，闻者莫不痛愤和惋惜。
汤仲明看罢此文，义愤填膺地将报纸重重地往桌上一拍说：“真是岂有此理！扼杀人才啊！”接着他又无限惋惜地自言自语：“郝工啊郝工，为什么要寻短见呢？怎么不来找我？我至少可以让你有事做，有饭吃呀！”他喃喃地说着，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他想起了自己刚回国时的遭遇，又想起了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遇到蒋鸿航的往事。蒋鸿航也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学子，他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有家无处归，流落上海，四处寻找工作无果，钱花光了，又生病了，蒋鸿航孤苦无援，面临绝境，幸而遇上了汤仲明。汤仲明爱惜人才，收留了蒋鸿航。蒋鸿航备加感激，不负希望而努力工作，而且才干和学识出众，很快成为汤仲明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相处中蒋鸿航与汤仲明的二女儿汤瑞秋相亲相爱，终成夫妻。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郝贵林的遭遇中他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党官场中任人为亲，拉裙带关系，排斥有用人才，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他心中十分气愤。汤仲明又看到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顾民族危亡，不管百姓死活。同时国民党官场腐败、官员们吃喝玩乐、嫖赌逍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汤仲明对此痛恨不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国民党早已丧失民心，快要垮台了。
汤仲明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共产党帮助穷人，解放穷人，在抗战时期又带领全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汤仲明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同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洛阳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泽甫，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曾经在汤仲明的掩护下，改名换姓，装扮成工人，在陕州行车厂潜藏了几个月之久。
一九三一年，为躲避追捕的共产党员杨介臣潜入郑州，找到汤仲明说明来由，汤仲明即把杨介臣安排在自己研制木炭汽车的实验室里，装扮成技术人员，也长达数月。
共产党员郭天枢，四川渠县人。曾和汤仲明一起留学法国，回国后在重庆德兴里街莲花池，开设了一家机器修理厂。该厂实际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场所。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冉钧就住在这里。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的第三天，冉钧、郭天枢回莲花池的途中，冉钧即被王陵基派去的特务枪杀了。郭天枢死里逃生回到渠县后给汤仲明写信联系，汤仲明知情后让郭天枢立即赴上海，让他在上海仲明机器厂担任工程师，将郭天枢掩护下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前夕，郭天枢才离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汤仲明掩护了这位共产党人。
汤仲明还从经济上资助过《挺进报》的出版，党的地下工作者成善谋经常把《挺进报》秘密地送给他看，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成善谋牺牲后，汤仲明对其爱人杨必礼继续帮助，直到她离开重庆搬到泸州为止。
一九四六年旧政协会议时，吴玉章先生曾亲到汤仲明家访问，因汤仲明是一九一九年八月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李强也去看了仲明动力机，当时机器陈列在《世界日报》社后院，李强看后感到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汤仲明见到吴玉章的第一句话就是：
“吴老先生，您还认得我吗？我就是河南的汤仲明，一九一九年八月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
“人不认得了，但你的名字我记得，还很熟，你发明木炭汽车，全国都出名了，你的科技救国的梦实现了，起码是实现了一部分。”吴老说。
“我这是救急，谈不上救国。不过抗战时期要没有木炭汽车，就不可想象了。”汤回答。
“你的木炭汽车，代替了‘洋油’，在抗战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还在起作用，你为中国办了一件大好事。”吴老肯定地赞扬说。
“先生过奖了，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汤仲明谦逊地说。
“中国工业，任重道远。”吴老高瞻远瞩。
“一点不错，完全正确。”汤仲明表示同意，并表态说：“学生当继续努力。”
“好，这样就好！”吴老听了他的话也很高兴。并曾暗示让他去延安搞工业，汤也有这个想法。终因家庭拖累和对自己已有研究设备的留恋，迟迟未能行动。直到全国解放的时候。
汤仲明在重庆时，听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他就订了一份来阅读。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被迫全部返回延安，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裂为止。
中共重庆办事处撤走后，化龙桥这一带的地头蛇出来了，因为共产党的吴玉章去过汤仲明家访问过，李强又去看过他的机器，又见他订有共产党出的《新华日报》，就认为他有共产党之嫌，就经常上门来寻事。汤仲明被迫迁居，他在大杨公桥找一处地方居住下来。
大杨公桥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连电灯都没有，幸好汤仲明租住的房屋正靠着一条小河，房子建在河的右岸上，紧靠着河没几米远。河水流量不大，但涓涓细流长年不断，汤仲明在此住下后，发现这里水力资源可以利用，只需垒个小水堰，抬高水位落差，安装水轮就可以带动发电，白天用它来带动机器，晚上可用来照明，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拿定主意后，就进城里买回一台小型发电机，他带领厂里的人就地拣石头垒堰，在右岸边上搭起座小棚安放发电机和电闸，又往厂里，家里接线装灯，安装好后，一试很成功。后来他又给附近住的几家左邻右舍，都装上了照明的电灯，每天傍晚准时送去光明。重庆解放后，他为附近的解放军被服厂设计安装一台大型水轮发电机，他从发电开始直到政府为这块地方装上电灯为止的几年里，他都是无偿的奉献。
事实说明，汤仲明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他痛恨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共产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汤仲明为时局所迫，又有一友人想用他的木炭汽车作为撤退时的运输工具，建议他关闭工厂，添置汽车，撤到后方贵州，专事运输。汤仲明接受了朋友的建议，靠两辆木炭汽车，一路颠簸，忍饥挨饿，从桂林一路撤到了贵州的三穗。
来到贵州，汤仲明想起学生时代听人所形容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气候恶劣，地势不平，百姓穷困到极点。但来到三穗，汤仲明却另有一番感觉，这里峰峦起伏，云蒸雾绕，鸟语花香，是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半处女地，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状态，他一下子就喜爱上这块土地。
汤仲明在三穗租下了一片场地几间房，靠两辆木炭汽车，专门从事运输，从贵阳到三穗，大约二百多公里，两天可以跑一个来回，赚回来的运费，基本上能维持员工的生活。
湖南洪江荣军管理处的柴油发电机，因缺油停用，致使管理处无电可用，到了夜晚一团漆黑。管理处的人员得知汤仲明能用木炭代替柴油时，就派人到广西桂林找汤仲明，又由桂林找到三穗，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汤仲明的下落。他们找到汤仲明请他去改装他们的柴油机。汤仲明听后一口答应，第二天就带着汤克伦、马凤仪、邢敏德等一同前往洪江，他们驾一辆木炭汽车，装着一些制造木炭代油炉的材料，风尘仆仆地赶了一百多公里来到湖南洪江荣军管理处。
荣军管理处是负责收治在前线受伤的伤病员的，汤仲明想到将士为抗战负伤，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和同伴们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困了打一会盹，饿了随便吃几口，不到一个星期就制造好了代油炉，安装后试车一次成功，荣军处又恢复了光明。伤兵们知道此事后，一致要求见见汤仲明。汤仲明到病房看望伤员，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感激，有的还流下了热泪。有个受伤的军官说：中国要多出些象汤先生这样有才华，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该有多好！
荣军处要付钱给汤仲明，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将士们在前方和日本军打仗，流血牺牲，为国抗战，我做的事就是对将士们的慰问。”汤仲明分文未取，给荣军处的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汤仲明在三穗时，有一天在马路边修汽车，有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一直站在旁边看修车。天快黑了，汤仲明对他说：“小伙子，该回家了。”
“我哪里还有家啊！”小伙子一提家就哭起来，接着说：“我家在桂林市，我正在上中学，日本鬼子占领桂林，我随父母逃难出来，在途中遭鬼子飞机轰炸，都跑散了，父母生死不明，我随着逃难的人流走了几天，沿途乞讨来到三穗，现在流落街头，讨饭度日，无以为生，无家可归，到冬天，我恐怕会冻死在街头的。”汤仲明一听小伙子哭诉，心软了，心酸了，他问他：“你多大呢？”
“十六周岁，虚岁十七。”小伙子答。
“叫什么名字？”汤仲明问。
“周有昌，周是夏商周的周，有与没有的有，昌是繁荣昌盛的昌。”
“名字顶好，可惜国不昌啊！”汤仲明感慨地说。
“大伯，您能收留我当个学徒吗？我求您了。”说着就跪下了。
“快起来，快起来。那就试试吧。”汤仲明十分同情受难的人，他时常接济别人。于是他就把周有昌留下来了，教他学汽车修理。这个小孩有点文化，脑子也比较聪明，学习很认真，很快学会了一些技术，后来成为汤仲明手下的一名好技工，他一直跟随着汤仲明到重庆，直至重庆解放后，才参军走了，参军后，他把汤仲明家当成他自己的家，把他们一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直到汤仲明被错划“右派”诬陷为“反革命”被迫多次改换住处后才断了联系。
继贞香去世后，汤仲明在三穗又遭遇不幸，年仅十六岁的汴生——汤仲明的三女儿因患心脏病去世。汴生自幼身体虚弱，但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是随父母不断地逃难，饥饿劳累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所致，三穗就连县城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汤仲明四个女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两年之中失去了两个，只剩下瑞秋和三生。汤仲明在悲痛的同时对日本侵略者怀着刻骨的仇恨。郭秀英为接连失去两个女儿哀哭不已，从此落下了患癫痫的病根。从汤仲明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又以一部分兵力，挺进贵州独山，逼进四川，汤仲明所在的三穗又由后方变成了前线，他只好再往后撤，一九四五年七月，在重庆市化龙桥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处，继续以运输为生计，维持自己一家和几个没有离去员工的生活。
重庆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曾是古代巴国的首府。一一九O年，南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后封帝位，自诩是“双重喜庆”，遂把原名恭州改为重庆。重庆座落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市中心区三面环江，形如半岛，重庆依山筑城，鳞次栉比，故有“山城”之称，远看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夜看山城，万家灯火，繁星点点，天地难分。重庆还被称为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炎热稍过南京，稍逊武汉。炎热期很长，都因为近山环抱，热不易散的缘故，冬天亦不甚冷，这是因为远山环抱四川，特别是北部的眠山、大巴山阻挡寒流之因。由于植物茂盛，雨量充沛，日睛夜雨，深秋冬季多雾，故又有雾都之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明令迁此作临时首都。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又将重庆定为特别市。一九四O年九月四日又将重庆定为永久陪都。
日军向四川逼进之势，陪都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中央政政府高级官员相互指责漫骂，有的准备逃往国外去。此时，日本国内舆论界出现了一种留着重庆的论调：如“重庆的存在果真对我们（日本）不利吗？”；“重庆起猛兽的囚笼作用”；“如果没有重庆政权，我们（日本）将遭受到四面八方尽是满布抗日精神的苦恼”。为留下这一有用之物，日军停止了进攻，从独山后撤了，这可能就是日寇没有进攻四川，去占领重庆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后，重庆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度过八年艰苦岁月的老百姓，特别是从外地逃难到重庆的难民，更是欢喜若狂，奔走相告，争先购买鞭炮燃放，以示庆祝，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比过年热闹得多。晚上不少商店挂起红灯笼、点起红蜡烛，既不关门，也不收招牌，好像狂欢永远没有止境，人人脸上堆笑容，个个心里乐开花。有的机关、团体集会庆祝，有的家庭设宴把盏庆祝，全重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欢庆。汤仲明当时正在街上，他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买了鞭炮，回到家里告诉妻子和儿女，走出门口燃放起来，他也觉得自己一生中还没有这么高兴过，日本投降了，帝国主义完蛋了，中国人民再不当亡国奴了，老百姓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他自己也将结束家破人亡、颠沛流漓、悲惨的流浪生活。当时老百姓可没有想到还潜伏着内战的危险，还会被卷入内战的旋涡。大家尽情地欢庆着……
日本投降以后，汤仲明分析形势认为：陪都重庆目前的拥挤和暂时的热闹将会改变。人们会恢复原来的平静生活，一些内迁的工厂会迁回原地，将现有的设备便宜处理。他想趁此购置点设备，再发展自己的工厂，来实现“科技救国”之梦。汤仲明经过多方打听，经人介绍，购买了位于化龙桥的属于交通部公路总局的第二汽车修理厂的旧机器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在重庆继续开办仲明动力机厂。从此后，汤仲明定居在重庆。
中国的大西南，大山起伏，森林密布，是天然的亚热带植物园，薪炭林资源极为丰富，是发展木炭汽车、木柴动力的最理想的场所，汤仲明因地制宜，在此扎下根，他知道在中国没有解决石油之前，是离不开木炭代油炉的，虽然抗战胜利了，交通方便了，但中国依赖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并没有结束，所以使用木炭代替汽油的日子还长着。因此，汤仲明到重庆后，仍开设“中国动力机厂”，生产仲明动力机和木炭代油炉。由于大西南有丰富的木柴资源，使用它成本低；又由于大西南地处内陆内地，远离海口，交通不便，仅靠长江水运，又是上水，路途遥远，运费昂贵，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汤仲明的产品很受欢迎，生意越做越火红。但汤仲明却不满足，他在研究改进他的动力机，想将它改成内燃机，将来让它替代蒸汽火车头。
化龙桥靠近红岩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就在红岩村，国民党把八路军办事处视为眼中钉，派遣许多特务在红岩村一带活动，伺机破坏办事处机关，逮捕和迫害共产党人。因此当时的红岩村曾被视为危险的地方。汤仲明一向认为自己不界入政治，所以在化龙桥设厂也没什么顾忌，实际上汤仲明并未摆脱政治。他和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范争波是同乡，汤仲明在上海建厂招商时，范争波还投了一笔钱。范争波这时也还在重庆。在共产党方面，汤仲明联系得更多，周恩来、邓小平是他在法国留学的前后同学，还有中共早期党员杨介臣、郭天枢等人即是同乡又是留法的同学，相互有很深的友情。吴玉章老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是汤仲明十分崇敬的人。
汤仲明从学生时代起，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怕参予政治会耽误他的学习和搞科研的时间。其实汤仲明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
他远渡重洋，刻苦学习，学成回国的迫切愿望就是报效国家，但是回国后求职却四处碰壁，竟然无法觅一个工作岗位，实在可悲、可怜！一九四六年七月，有朋友给他捎来一份解放区晋冀鲁豫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该报七月二日第二版上载有；
工程师郝贵林自杀
［新华社延安二十八日电］渝讯：留法老工程师郝贵林因被国民党政府排斥，一身本领无法施展，其在法国请求返回时，使馆人员曾允回国之后，一切生活工作均由政府照顾，故郝氏只带美金三百元回国抵渝后，既往见经济部长翁文灏，因他性格耿直，不善投机钻营，未被录用，后又往胜利大厦三访顾维钧，均遭拒见。
由于三十余年寓居国外，返回后毫无社会关系，转瞬钱钞用尽，乃靠当卖衣物度日，此时郝氏从同乡处得悉其家人十余口，均在抗战期间被敌惨杀，郝氏受此双重刺激，顿萌短见，乃卖尽所有剩余衣物，还清全部借债，于十五日深夜自缢于中央公园厕所内，临终留有遗书一封，语极悲切，中有云：“学会一身本领无处展，身困渝地寸步难行。”据悉郝氏在法时曾在巴黎雷诺工厂任大领班及比斯亚斯工厂任工程师，特长于制造飞机，坦克等机械，素为法国工程界所重视，以满腔热忱返国，竟不得一席之地，而被迫自缢，闻者莫不痛愤和惋惜。
汤仲明看罢此文，义愤填膺地将报纸重重地往桌上一拍说：“真是岂有此理！扼杀人才啊！”接着他又无限惋惜地自言自语：“郝工啊郝工，为什么要寻短见呢？怎么不来找我？我至少可以让你有事做，有饭吃呀！”他喃喃地说着，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他想起了自己刚回国时的遭遇，又想起了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遇到蒋鸿航的往事。蒋鸿航也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学子，他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有家无处归，流落上海，四处寻找工作无果，钱花光了，又生病了，蒋鸿航孤苦无援，面临绝境，幸而遇上了汤仲明。汤仲明爱惜人才，收留了蒋鸿航。蒋鸿航备加感激，不负希望而努力工作，而且才干和学识出众，很快成为汤仲明的得力助手。在以后的相处中蒋鸿航与汤仲明的二女儿汤瑞秋相亲相爱，终成夫妻。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郝贵林的遭遇中他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党官场中任人为亲，拉裙带关系，排斥有用人才，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他心中十分气愤。汤仲明又看到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顾民族危亡，不管百姓死活。同时国民党官场腐败、官员们吃喝玩乐、嫖赌逍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汤仲明对此痛恨不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国民党早已丧失民心，快要垮台了。
汤仲明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共产党帮助穷人，解放穷人，在抗战时期又带领全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汤仲明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同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洛阳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泽甫，为躲避国民党的搜捕，曾经在汤仲明的掩护下，改名换姓，装扮成工人，在陕州行车厂潜藏了几个月之久。
一九三一年，为躲避追捕的共产党员杨介臣潜入郑州，找到汤仲明说明来由，汤仲明即把杨介臣安排在自己研制木炭汽车的实验室里，装扮成技术人员，也长达数月。
共产党员郭天枢，四川渠县人。曾和汤仲明一起留学法国，回国后在重庆德兴里街莲花池，开设了一家机器修理厂。该厂实际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场所。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冉钧就住在这里。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的第三天，冉钧、郭天枢回莲花池的途中，冉钧即被王陵基派去的特务枪杀了。郭天枢死里逃生回到渠县后给汤仲明写信联系，汤仲明知情后让郭天枢立即赴上海，让他在上海仲明机器厂担任工程师，将郭天枢掩护下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前夕，郭天枢才离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汤仲明掩护了这位共产党人。
汤仲明还从经济上资助过《挺进报》的出版，党的地下工作者成善谋经常把《挺进报》秘密地送给他看，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成善谋牺牲后，汤仲明对其爱人杨必礼继续帮助，直到她离开重庆搬到泸州为止。
一九四六年旧政协会议时，吴玉章先生曾亲到汤仲明家访问，因汤仲明是一九一九年八月去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后来李强也去看了仲明动力机，当时机器陈列在《世界日报》社后院，李强看后感到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汤仲明见到吴玉章的第一句话就是：
“吴老先生，您还认得我吗？我就是河南的汤仲明，一九一九年八月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
“人不认得了，但你的名字我记得，还很熟，你发明木炭汽车，全国都出名了，你的科技救国的梦实现了，起码是实现了一部分。”吴老说。
“我这是救急，谈不上救国。不过抗战时期要没有木炭汽车，就不可想象了。”汤回答。
“你的木炭汽车，代替了‘洋油’，在抗战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还在起作用，你为中国办了一件大好事。”吴老肯定地赞扬说。
“先生过奖了，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汤仲明谦逊地说。
“中国工业，任重道远。”吴老高瞻远瞩。
“一点不错，完全正确。”汤仲明表示同意，并表态说：“学生当继续努力。”
“好，这样就好！”吴老听了他的话也很高兴。并曾暗示让他去延安搞工业，汤也有这个想法。终因家庭拖累和对自己已有研究设备的留恋，迟迟未能行动。直到全国解放的时候。
汤仲明在重庆时，听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他就订了一份来阅读。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被迫全部返回延安，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裂为止。
中共重庆办事处撤走后，化龙桥这一带的地头蛇出来了，因为共产党的吴玉章去过汤仲明家访问过，李强又去看过他的机器，又见他订有共产党出的《新华日报》，就认为他有共产党之嫌，就经常上门来寻事。汤仲明被迫迁居，他在大杨公桥找一处地方居住下来。
大杨公桥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连电灯都没有，幸好汤仲明租住的房屋正靠着一条小河，房子建在河的右岸上，紧靠着河没几米远。河水流量不大，但涓涓细流长年不断，汤仲明在此住下后，发现这里水力资源可以利用，只需垒个小水堰，抬高水位落差，安装水轮就可以带动发电，白天用它来带动机器，晚上可用来照明，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拿定主意后，就进城里买回一台小型发电机，他带领厂里的人就地拣石头垒堰，在右岸边上搭起座小棚安放发电机和电闸，又往厂里，家里接线装灯，安装好后，一试很成功。后来他又给附近住的几家左邻右舍，都装上了照明的电灯，每天傍晚准时送去光明。重庆解放后，他为附近的解放军被服厂设计安装一台大型水轮发电机，他从发电开始直到政府为这块地方装上电灯为止的几年里，他都是无偿的奉献。
事实说明，汤仲明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他痛恨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共产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