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在长安的枯树上、在宫室上空的阴霾里聒噪不止的野枭,不知不觉,已经穿越元和十五年的春夜,穿越“水流花谢两无情”的长庆元年春,飞过黄河和太行,飞到了河北,从而将悲剧带进场景更为广阔的又一个章节。
明末的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有一句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他的论断放在唐朝就不合适了。不说唐高祖问鼎天下的时候,西蜀传檄而定,早早地臣服于长安;就是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那番天下板荡、烽烟四起的危亡关头,西蜀依然是朝廷相对宁静的后院。这句话用在河北倒是非常贴切。近三百年来,只有英雄辈出的燕赵故地才是王朝治乱的试金石:想证明王朝的强盛?到河北去!像唐太宗(李世民)和李纯(唐宪宗)那样去征服它。老朽不堪的唐玄宗(李隆基)用霓裳羽衣舞的旋律和节拍来麻醉自己,可是,当渔阳的鼙鼓在河北响起,歌舞升平的盛世谎言就立刻被戳穿。唐德宗(李适)刚刚登基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有道明君,又是河北风起云涌的“四王之乱”撕下了他的伪装,雄辩地指出,他不过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帝王——
河北一再地证明,它是检验长安统治力的唯一标准。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长庆年间的人和事,我们的心情将变得异常沉重。元和十五年,我们在长安的宫殿里目睹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元和宫变;长庆元年,我们又用一场贡举舞弊案件来诠释元和宫变对文官集团的消极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要探究元和宫变对整个帝国的独特影响,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长安。
离开长安,只有离开长安,我们才能获取对整个事件的完整认识。河北的故事将大大扩展我们叙述的题材面。
体态臃肿的野枭没有寻常飞禽那般轻盈,但它能背驮起我们沉重的目光,一旋、一挫、一掠,在大河之北的苍莽大地,留下一片化不开的阴影。那片阴影和漫天的阴霾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岁月暗晦的非道德底色,一段梦魇。
——让我们在噩梦中走进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