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破三春·别样晚唐史

一双翻云覆雨手

——长庆贡举舞弊案后党争的恶性发展

十三年暗流汹涌、波澜翻覆后，长庆贡举舞弊案浮出了水面。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士大夫们无可救药地堕入了党争的阿鼻地狱。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十三年来的翻云覆雨。可是，长庆元年春天，事情悄悄地变化了——只有围绕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展开，大臣们的争执才会上升到较高层次，成为政争或政党之争。一个严肃的主题，还意味着双方有是非之分，意味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适用的。不管怎么说，过去十三年来的摩擦，勉强还算有一个像样的主题：在藩镇问题上，坚持用兵之策，还是罢兵之策。

可是，当元和时代结束，长庆时代开始，大臣间的较量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响亮的主题，真正沦为乱哄哄的蚁斗蜗争。

这个变化如果有什么醒目标志的话，那就是无是无非的长庆贡举舞弊案。

长庆元年春夏之交，“翰林三俊”联手段文昌，掀起了若大一场风波。可细究起来，他们也是各有各的肚肠。李绅是请托未遂，借机发难。李德裕狠狠地报复了元和三年策论案中开罪过父亲的李宗闵。元稹的态度相对复杂些。段文昌曾向天子推荐过他，这是元稹支持段文昌的原因之一，可元稹从不是知恩图报的人，这一回，要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他又怎么会果断出手呢？

十几年前，元稹与李宗闵是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们是一对风骨铮铮的朋友，指点江山、搏击权阉，后来都被逐出了长安。我们不得不感慨，如水岁月是怎样磨平一个人的棱角，腐蚀了他的灵魂。十多年后，两个曾经的朋友身上发生了相似的转变：一样的功利、一样的世故、一样的贪恋权势。在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后，他们靠向宦官献媚，换来了官位和资历。长庆元年，两个人都在暗地里觊觎宰相高位。元稹就是要借贡举舞弊案，狠狠地打击李宗闵这个潜在的竞争者。

除了钱徽被谪为江州刺史外，李宗闵贬为剑州刺史，杨汝士贬为开江令——在这个“柳丝如剪花如染”的季节，翰林三俊如同东风枝头怒放的桃和李，占尽了满城春光。可摇曳的春光里，隐隐吹过一阵一阵的落花风。史书上说，案发后，“朋比之徒，如挞于市，咸睚眦于绅、稹”。仇恨的目光如骤雨逐风。

我们要看看，风中的翰林三俊是如何“雨压残红一夜凋”。

在长庆贡举舞弊案中，裴度也很受伤。看在他的面上，落第的裴撰仍被特旨赐进士及第。可裴度面上无光，心中不免涌动着怨恨的波澜。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与翰林三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驿马如飞，从河北战场奔向长安，将裴度的白章接二连三送到李宥（唐穆宗）的御案上。在白章里，他力指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朋比为奸。弹劾元稹的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平心而论，裴度没有平定河北，元稹难辞其咎。这一回，宠爱元稹的天子也不敢公然袒护他。不久，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自翰林学士转任工部侍郎。

在黑暗中，我们看到李逢吉阴险的笑容一闪而逝。因为，他看到元稹重蹈自己的覆辙了。

翰林三俊在长庆初年春光灿烂，离不开李宥的赏识。李逢吉也是依靠天子门生东山再起的。最初，李宥似乎将这位前宰相看成了过气的人物，不曾考虑过倚重他。回到长安后，李逢吉任兵部尚书。在唐朝，六部权归侍郎，尚书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个虚衔。但它与宰相同为三品官，经常留给李逢吉这样的前宰相，或者像白居易这样无缘拜相的重臣。可在那翠减红衰的春夜里，李逢吉又怎么甘心充当寂寞的看客？

月光照不到的地方，一个蜘蛛般阴毒的人物在悄悄地编织着他的网，蛛丝上沾满了黏液和毒素。他眼中的猎物有两个：一个是夙敌裴度；另外就是生气勃勃的翰林三俊。这张蛛网还很脆弱，暂时还很难捕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可李逢吉有足够的耐心等下去。

在一场鹬蚌相争中，他可以扮演渔翁的角色。

裴度把生硬的词语劈头盖脸地砸向柔媚的元稹，已经引起了李宥的不快。可裴度正率军出征河北。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向这个元老重臣让步。如果我们细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和裴度要挟李纯（唐宪宗）罢免令狐楚的情形何其相似。当年，父亲为了支持裴度出征，让令狐楚退出翰林学士院；今天，李宥也只好违心地将元稹解职。可在内心深处，年轻的天子隐约有种被讹诈的感觉。当元稹被口水淹没，裴度第二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他赢得了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元稹被解除翰林学士之职后，李宥一直想补偿他。他知道，自己宠爱的诗人到底渴望什么。一道诏书，把元稹变成了新的宰相。

可梦想成真的元稹却并不幸福。诏下之日，一片嗤嗤的嘲笑声。笑声过后，无数轻蔑的目光已经凝固成一堵透明的墙，横亘在元稹的面前，触摸不着，逾越不过，却要随时随地感受到它的沁人寒意。平淮西之后，裴度一直被众多士大夫视为领袖和偶像。与他为敌，就是与士大夫的主流为敌，更何况，元稹还被裴度扣上了结交宦官和阻挠削藩两大罪名。他本就生活在别人冷淡的眼光中，今天就更加被孤立起来了。

“一院落花无客醉”，只有元稹踏着满地堕红残萼，在中庭久久徘徊：为了改变形象，自己该做些什么？

这时候，家人通报：和王傅于方登门造访。他来做什么？元稹略略有些诧异，肃整衣冠，迎了出去。

于方是前山南节度使于頔之子。由于畏惧李纯，跋扈的于頔在元和年间回到长安后，一直闲居在家。他的另一个儿子于敏四处打点，想让父亲再度出山，外放节度使。通过一个名叫梁正言的人，他贿赂了权阉梁守谦。可于頔外放的事情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于敏心生疑窦，怀疑是梁正言未曾尽力，一心想追回送出手的金银。偏偏对方一直避而不见。气急败坏之下，于敏竟然将梁正言家一个经手此事的家奴诱骗到无人处，杀死后肢解尸体，丢弃到茅坑里。罪行暴露后，于敏被赐死。于方也因卷入该案，一度被免官。

于頔早年间的种种劣迹，再加上这件丑闻，使士大夫都很鄙视于家。以渊源论，于、元两姓，都是鲜卑旧族。于方有心结交同样孤立的元稹。知道元稹的心病后，于方把两名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带到了元稹府邸。他凑到元稹身前，压低声音说：眼前这两名奇人曾游历燕赵之间，与河北叛军中的很多要人交情不浅。他们愿意去策反几个河北悍将，解救被叛军重重围困的深州。

元稹听后，怦然心动。裴度领兵十万都解不了深州之围，如果自己不费一兵一卒，依靠两个江湖豪客就立下这样的功勋，那岂不是可以一洗负面形象。这时候的元才子就如同一尾失去衔珠的灵蛇，没有了往日的智慧，一心只想着压倒裴度。行策反之计，就需要给叛军将领洗脱叛逆身份，还要保他们升官。最切实的允诺，莫过于签发一些任命官员的告身了。吏、兵两部分掌文、武官员的人事，只有他们能签发告身。元稹悄悄拿出钱财来贿赂两部的令史，很快，二十通空白的告身就到手了。

可正如元稹自己说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他没有意识到，他正亲手将自己推进波澜中。

在元稹背后，闪烁着一双狡黠的眼睛。李逢吉是兵部尚书，只要利用签发告身的程序，稍加盘问，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元稹全部的秘密。可李逢吉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如果能把裴度也卷入其中，那不就可以一石二鸟？李逢吉的眼睛里幽光隐隐。

就这样，裴度很“偶然”地从一个叫李赏的人口中，得知元稹想要刺杀他。这个消息有根有据、活灵活现，连参与密谋的于方和两个刺客都有名有姓。

按照史书记载，李赏故意挑拨元稹与裴度的关系。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赏缺乏这么做的动机，除非他身后还有一个人物，要从中渔利。这个人，当然是李逢吉了。按他的构想，元、裴矛盾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很多人会相信，处于下风的元稹有刺杀裴度的动机。从刺客刀下死里逃生的经历，使裴度对行刺心有余悸。听到李赏的揭发后，裴度难免在冲动之下堕入李逢吉彀中。两个宰相间将上演一出恶斗。

可是，裴度的深沉超出了李逢吉的想象。在他手上，没有元稹行刺的切实证据。裴度一边深加戒备，一边也在静观事态变化。可是，李逢吉等不了了。只要两位江湖豪客离开长安，奔赴河北，所谓行刺裴度就会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看到裴度隐忍不发，李逢吉果断决定，让同党出面告发元稹，让这件大案浮出水面。

元稹与宫中权阉魏弘简交情深厚。如果按正常方式告发他，魏弘简一定会从中转圜遮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考虑再三，李逢吉想到了和魏弘简素有过节的左军中尉马进潭。几天后，有人向马进潭揭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听到这个惊天的消息后，马进潭如获至宝，立刻进宫面圣。他的目标是元稹背后的知枢密魏弘简。

很快，号称江湖奇人的王昭、王友明相继落网。

长安城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们对几年前武元衡和裴度遇刺记忆犹新。现在，堂堂宰相，纡尊降贵去结交江湖豪客，如此诡异的事情，仿佛印证了元稹是确实别有阴谋。这几年来，裴度与元稹的恩怨纠葛众所周知。当元稹私养刺客的消息传出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裴度就是行刺的对象。宰相刺杀宰相？人们对朱门后面的爆炸性新闻，总是充满了想象力。

照我看来，裴度未必就相信有什么刺客。可他很乐意看到元稹深陷泥沼。就算裴度没有借机攻击元稹，至少也放任李逢吉一党肆意诬告元稹。可惜，裴度漏算了一着，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天子李宥。接到马进潭转呈的控状后，李宥命李逢吉会同另外两位大臣，会审这一案件。结果证实，元稹擅自结交江湖人物，违反了朝廷律令；但所谓行刺裴度，根本就是捕风捉影。如果元稹结交刺客，人们会想当然地把裴度当成刺杀对象；当元稹被人诬陷，裴度也洗不脱最大的嫌疑。

元稹痛苦地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中监控起来了。没有天子授意，京兆尹竟然敢擅自监视宰相府邸？李宥怒火中烧：是谁在幕后呼风唤雨？

在安抚惊魂未定的元稹后，天子惩罚了刘遵古。在他眼中，元稹私交江湖人物虽然荒唐，可说到底也是为君解忧、谋功心切，不是不可原谅的。可谁要是借题发挥，攻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的党同伐异！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李宥对裴度已怀有很深的成见。眼见裴度又是一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的姿态，年轻的天子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想：

裴度有一双翻云覆雨的手。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明就里的人眼中，于方事件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结局：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锣鼓声歇，闹剧散场，在幕后导演这出大戏的李逢吉一摇三晃地踱到前台。裴度是他的夙敌，而元稹曾无情地背叛过他的密友令狐楚。今天，两人都栽倒在自己手上。两人空出的座位，正好留给这位老谋深算的奸臣——高高的政事堂上，只有他一个人，惬意地眯起眼睛，细细品味权力、荣耀和快意恩仇的滋味。

对元稹来说，厄运还远没有结束。谏官们没有放过他。一时间，奏章如雪，纷纷扬扬：“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为裴度抱不平的声音此起彼伏。无奈之下，李宥只好把他兼任的长春宫使也免去了。元稹曾经憧憬着，用两名江湖侠客的奇计来赢得人们的尊重。春梦醒来，了无痕迹。他没有得到功勋，又丢掉了相位，却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依然只拥有天子对诗人的眷顾。

元稹自叙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那本《会真记》，几经修改，变成了《西厢记》。悲剧换为喜剧，负心人化做多情郎，只有“长亭送别”的那段曲子，伴着元稹怆然离去的背影，真是别有滋味：

碧云天，黄花地，

西风紧，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现在，一群号称“八关十六子”的小人如蝇如蚁，都聚集在李逢吉的身边。奸臣手中的权力，如同一方腐臭的肉，吸引着他们。这个悄然成型的朋党中，有李逢吉的侄儿李仲言。李逢吉身上所凝聚的戾气最终传给了他，并由他发挥到极致，给王朝带来另一段晦暗的故事。“八关十六子”中，还有张又新、李续、张权舆、李虞、姜洽、程昔范等人。让我的笔轻轻地点一点阴霾里的几个人，看看宦海浮沉间，那一张张灰暗的面容。

张又新是工部侍郎张荐之子，才华横溢，元朝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用大段文字描述过他。张又新应“宏辞”科试时是第一；应京兆考试，也是第一；元和九年，又高中状元。他一人身兼宏辞敕头、京兆解头和进士状头，有“张三头”的美誉。可惜，这样一个才子生性奸邪，“Y荡之行，卒见于篇”。他的座师韦贯之与李逢吉当年都曾反对过裴度。李逢吉对韦贯之的门生弟子一向青眼有加，后来，被他援引入相的牛僧孺也是韦贯之在元和三年取中的。张又新是韦贯之取中的状元，对李逢吉又极为谄媚，自然成了这一奸党的头号鹰犬。

程昔范也是位名噪一时的进士。他曾向韩愈投献过《程子中谟》三卷，希望能得到推荐。听说他科举落第，韩愈遗憾地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这句考语使程昔范赢得了很多人的赏识。几年后，名动公卿的程昔范终于如愿登第，按惯例被授予集贤正字一职。集贤正字是清雅的职位，和校书郎一样，是进士踏入仕途后理想的第一步。可程昔范看不上这个从九品上的小官。他发现，正在网罗党羽的李逢吉能给他飞黄腾达的机会。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张又新不过是从七品的补阙，元和十四年才中进士的程昔范资历更浅。在李逢吉一党中，李虞、姜洽等都是颇有名声的人物，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只是羽翼而已。李逢吉需要寻找一个有资历，但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盟友，来填补空缺的宰相之位。

这时候，公认的宰相候选人，应该是翰林学士李德裕。可他正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人。

清朝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有一段介绍食材的文字饶有趣味：“味太浓重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如李赞皇（李德裕）、张江陵（张居正）一流，须专用之，方尽其才。食物中，鳗也，鳖也，蟹也，鲥鱼也，牛羊也，皆宜独食，不可加搭配。”

袁枚用李德裕来比喻鳗、鳖、蟹、鲥等味道浓重、只宜独用的食材，真可谓贴切。作为一个不世出的人物，李德裕的才干、气魄，足以让阴险的李逢吉相形见绌。他又是一个喜欢专断独行的人物，“只宜独用”。和李德裕共事，李逢吉绝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更何况，李德裕还是元稹的密友。当时，元稹四面楚歌，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做奥援，卷土重来，犹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似乎不相干的事情。

元和末年，韩弘慑于李纯（唐宪宗）的天威，拱手交出宣武节度使的权柄，返回长安闲居。不久，他和儿子韩公武相继下世，只留下了年幼的孙子韩绍宗。韩弘父子素有富名。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借机窃盗家财，派几个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预备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在韩府上，宦官意外地翻出一本旧账。为了保住韩弘的宣武节度使，韩公武当年曾向许多当权官员行贿。每一笔，都清楚地记载在这册秘账里。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李宥突然看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硃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非常醒目。李宥很高兴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就具有这样的能力，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机会。

牛僧孺，据说是隋朝仆射牛弘的后人。可到他这一代家族已经式微了。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只是风尘俗吏。早年丧父后，牛僧孺靠祖上留下的一点薄田勉强度日。他进士擢第，登贤良方正制科，走上了一条比父祖远为光明的仕途。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牛僧孺是卷入风波的三个考生之一，意外被贬。不过，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牛僧孺很快就迁监察御史，从洛阳回到长安。在御史台的时候，牛僧孺按劾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淹滞的州府刑狱，清理了大量的冤狱，赢得了一片赞誉。

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犯了死罪。为了脱罪，李直臣贿赂宦官，向天子求情。耳根颇软的李宥对牛僧孺说：李直臣很有才干，我想宽恕他一次。

牛僧孺从容地说：没有才干的人，不过浪费一份俸禄而已。帝王之所以要修订律法，就是为了束缚那些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无不是能力过人，才能祸害天下。

李宥听后，赐给牛僧孺金鱼紫服，再没有说什么。

比起李德裕，牛僧孺的才能平庸了许多。更重要的是，牛僧孺并不是总表现出李直臣一案中的刚正不阿。对同党、故旧的缺点，他总是视而不见。一句话，牛僧孺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韩弘府邸的一本旧账，使天子对牛僧孺深有好感。李逢吉见机行事，立刻推荐牛僧孺为相。这大大地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李逢吉知道，即使牛僧孺不赞同自己的某些做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事实证明，李逢吉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他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牛僧孺也不曾多说过一句话。当风气恶化到再也看不下去的时候，“难其进而勇于退”的牛僧孺一声不吭地逃离长安，眼不见为净——李逢吉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这一回，他是以一个阴柔的形象，站在了政敌的对立面上。谁也没有能洞悉李逢吉的真实面目。

被褫夺拜相的机会后，李德裕也走了，把一个黯然的身影叠加在长安浮世的影像上。那年，他三十六，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要去浙西的橘洲枫屿、菰烟芦雪，苦熬那整整八年光阴。

元和三年策论案，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父亲结怨。十多年后，他又捷足先登，攫取了本该属于李德裕的相位——牛、李之间的嫌隙，一步步，走到不可弥合的地步。李德裕在提到牛僧孺的时候，总是轻蔑地称他为“太牢公”。他把牛僧孺看成牛、看成畜类，只配送上祭坛的太牢。在《穷愁志》里，李德裕干脆引用市井中流传的犊子之谶，来诅咒牛僧孺。

未来几十年中，两人的恩怨演绎成一幕幕悲剧和闹剧。最终被送上政治祭坛的，又岂止太牢公一人。

元稹罢相，李德裕外放，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独自面对“伤心尽日有啼鸟，独步残春空落花”的寂寞庭院。

不过，翰林学士院依然在翰林三俊的手中。学士蒋防与李绅是同乡旧好。他和另一位学士庞严都是靠李绅、元稹的提携，才有今天的地位。一个敌对的翰林学士院，让控制了政事堂的李逢吉如坐针毡。他曾密谋让好友令狐楚重返长安，却遭到了李绅的阻挠。这使李逢吉暗下决心，要彻底清除翰林三俊。可他也知道，天子对李绅的宠爱，不亚于元稹。李逢吉要用一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阴险目的。

在唐朝，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正，御史中丞为副。安史之乱后，御史大夫时常空缺，中丞才是真正的“宪台之长”，很有权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任御史中丞。天子不疑有他，欣然同意了宰相的提议。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赫赫有名的韩愈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这次人事调动的奥妙就在于，按旧例，京兆尹上任时要到御史台拜见执掌风宪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可韩愈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在改任京兆尹时，他身兼“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正好掉了个位置，御史中丞李绅应该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借着文牒往来，互相指责。尖锐的文字闪烁着刀光剑影。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才端着宰相的架势从容地出场。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以“有失大臣之体”的理由，将双方数落了一通，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就这样，长庆贡举舞弊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没。只有李逢吉“暗舞春风依旧”。

这个奸臣排挤李绅的手法，完全建立在对人性深刻洞见的基础上，属于天才发挥，和李太白的诗、张旭的草书一样，可为之击节却不可模仿。在于方事件中，裴度和元稹久有心病。李逢吉不过是抓住了于方向元稹推荐侠客的时机，果断出手，激化两人的矛盾。这一回，他却是别出心裁，凭空在李绅、韩愈间制造了一场冲突。心思的深沉，手段之老辣，大约自李林甫之后，无人可望其项背了——这样的人物用屹立不倒的身影来证明一个时代的堕落。

李绅哭了。

站在幽深宫殿的中央，李绅感到冷雨点点滴滴，都打在脸庞。入宫辞行的时候，他是多么想向天子诉说心中的委屈和愤懑，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不知不觉，伤心之人如同水边的菖蒲，雨一打，泪流满面。

一道诏书递出深宫：心肠很软的李宥把李绅留在长安。

李逢吉机关算尽，却没有想到，李绅的泪水唤起了天子的哀怜。这么多年来，李逢吉的权术只失败过两次。一次被裴度的无畏姿态挫败，另一次就是李绅的真情流露。也许只有真性情，可以对抗阴险的权术。可惜，沉湎于党争的士大夫们伪装得太像、麻木得太久，仅有的纯真多半消磨殆尽。如果说，前一次李逢吉是完败的话，这一回他却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当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反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李绅被撵出长安，只剩下时间问题。

长庆时代，本不能算是人才凋敝的时代。以诗为例，胡应麟在《诗薮》里说：“元和以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韩愈）之鸿伟，柳州（柳宗元）之精工，梦得（刘禹锡）之雄奇，乐天（白居易）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欧阳修也称赞过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李绅的诗歌更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在文学史上，元稹向来和白居易并称“元白”，那一曲《连昌宫词》，唱醉了多少朱颜青娥的心……裴度与白居易在洛阳诗歌唱和，佳作颇多。段文昌不以诗歌见长，可就我所知，那一句“水暗余霞外，山明落照中”，实在不坏。令狐楚以艳丽的骈文见长，他的诗歌也享有盛誉。就连奸臣李逢吉，也和令狐楚共著过一部《断金集》。

典雅的诗句，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过多少美丽的想象。以诗赋作为举士和铨选尺度，使得唐朝成为一个诗人布列的朝代。诗人与大臣有着最大的交集。在话语构筑成的历史中，兼具诗人与大臣身份的群体风流洒脱、顾盼自得。得意时，他们在庙堂之上指点江山；失意后，他们退隐江湖，笑看云舒浪卷……不管是青衿飘飘的他，还是朱衣灿烂的他，都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意象。

在花未落、鸟未散的时节，我还以为自己从诗文中，领悟到他们灵魂深处的脉动与风扬。可诗集以外的文字，那些记录史实的文字，使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美丽的辞藻背后，并不都隐藏着美丽的现实。

大臣就是诗人；诗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臣的素质。可与瀚若群星的诗人群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谓“长庆朝中无名臣”的悲哀说法。贞元七年进士党、翰林三俊和李逢吉奸党粉墨登场，唱出了乱哄哄的一出大戏。随着李逢吉完胜，朝堂上的党争算是暂告一段落。在这个奸臣身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几个特点：翻云覆雨的老辣手段、朋党狐唱枭和，以及政治远见和道德原则的极度缺乏——其实，这是相当长时间内士大夫的总体特征。我们详细地描述了李逢吉三次的权术运作。可回头再看看那些事和那些人，元稹和裴度、牛僧孺与李德裕，还有韩愈与李绅的争吵，又何尝是光明正大的政争？所有这些，又不过是无数同类事件里的几例而已。我相信，多少残酷的倾轧在无尽东去的岁月淘洗下，澄沙汰砾，积淀到历史的底层。只有少数几件，被史家拾起，保留在新、旧唐书的页册里。

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党争，导致“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黼黻烟霞里的长安，弥漫着绮靡衰败的气息。

这可真是一个诡异的晚春。时代的精英们率先堕落、集体堕落。他们内通阉寺，外佞权贵，结朋党，好声色，为了浮云般的富贵用尽心机，虚耗光阴。上下其手，明争暗斗，坐收渔利——

我们早已看惯了这一切。让我们抑郁的是，我们再看不见万马奔腾的响亮主题，也看不到一代中兴帝王的慑人魅力。没有了宏图霸业、史诗般壮丽的情节。手段成了主题，魂魄丢在桌子底下。

士大夫的性格中本来就具有太多相反相成的因素。可在元和宫变以后，这些瑕疵突然变得那么刺眼，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在政治倾轧中失落了。姝丽的辞章里，独善其身的思考倒是得到意味深长的阐发。鼓吹理性的同时，理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抽绎，代之以狭隘的针锋相对、无原则的同意或反对，还有首鼠两端的小人面目——诗意盎然地生活，是为了掩藏极端猥琐的心灵。他们的所作所为，哪还有一点慷慨激昂的盛唐气象呀？“生命琐碎得只剩下市侩的言语和势利的眼神”。难怪王安石、苏轼，还有朱熹对他们如此不屑。就连韩愈自己，在《答冯宿书》中也流露出忏悔之意。吟咏诗歌时展现出的良好素质，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睿智与进取——诗歌没有成就王朝之美。

何妨斜倚东风十二栏，看一帧鸟散余落花的图画。这不仅是人们对那年春天的总体印象——它描绘出了四十年物是人非的长安风景。

四十年间，不管是长乐驿还是秦川驿，一样的衰草连天、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骊歌翻新阕，重复了又重复。长安就是这样一个来就来、去就去，来去都不由自己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加上牛僧孺……离开他们，前后三十年单薄得只剩下时间；有了他们，这一段历史却又是如此丑态百出、支离破碎。缺乏救赎性话语，缺乏执着于道的精神，有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焦灼，从被挤压得畸形的人事格局中热辣辣地流泻出来。

钩心斗角的人们天真地以为，每一阵风都为摧折对方而起。可是晚来风疾时，他们却又发现自己也在不由自主地堕溷、零落。谁都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休止的风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向不可知的境地。才一回首，风中的士大夫们早已是“万片香魂不可招”了。

倾轧的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贬。人去楼空后，那一扇扇紧锁的宅门分明是一种拒绝和解的乖戾姿态。马背上的行囊里，或许裹藏着这样或那样未及实现的政治构想；通向边城的路上，却徒然奔波着那么多在“独善”与“兼济”，在“善”与“伪善”间进退两难的灵魂。再往后，一个斯文败类和一个不知是医是巫的弄臣就要在长安粉墨登场。一个时代的精英分子在自相倾轧中被清除一空，这个时代就注定将为两个小人引向最深的渊薮……

《庄子·则阳》里，有一个触氏之国，全部的版图都在一只蜗牛的左角；在蜗牛右角上，有一个蛮氏之国。它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开战……目睹长安的是是非非后，诗人白居易对尔虞我诈的生活满心厌倦。长庆二年，他就自请外放，辗转于相对清净的江南。回首长安，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

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看破红尘的话语，写在可笑可悲的阴谋、权术、诬陷之后。难道非要到这个时候，才有人明白：人世间的扰攘，不过是那蜗角上的纷争。

软弱的李宥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病榻上挣扎了一年多后，他到底还是一瞑不视，再也看不见又一年的风花啼鸟。当庭前吹来落花风，李绅忍不住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发现，自己湿漉漉地浸透在别人寒冷的目光中，有很长很长时间了。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李绅原本就非常艰难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

那一天，家人递上族子李虞写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后，李绅才发现，信是写给新任左拾遗李耆的。不知出了什么差错，书信误投到他的府第。在折起信笺前，李绅无意瞄了一眼信的内容，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

来信的李虞是一位隐居华阳川的山人。所谓“山人”，也就是那些藏身山林、不乐仕进的世外高人。历史上，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扪虱忘形的王猛在出山前，都曾是山人。后代帝王，也常常征召名重当时的山人，希望能从中发现几个自己的诸葛亮、王猛。

长安城外的终南山清幽静谧，却又地近红尘金粉扑面的长安。京城权贵常上山寻幽访道。唐玄宗（李隆基）时，一个名叫卢藏用的人热衷仕宦，却故意隐居终南山，在权贵名流中博得一个世外高人的名声。后来，他如愿以偿，被朝廷召入长安，授以高官。比起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四处钻营的风尘俗吏，卢藏用的手段无疑高明了很多。有一回，道士司马承祯对唐玄宗说，自己要归隐终南山。卢藏用正好在场。他指着终南山说：这山大有佳处。

司马承祯对卢藏用的过去有些了解，莞尔一笑，调侃道：在我眼中，终南山真是邀功取禄的捷径呀！

卢藏用的脸顿时就红了。不过，想仿效他走一走终南捷径的人，历代都有。明朝人蒋士铨生动地刻画过这种山人的真实面目：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李虞就是这么一位口是心非的山人。当长安来客人带来消息，说叔父李耆新任左拾遗后，他怦然心动。左拾遗品级不高，却是天子的近臣，说话很有分量。于是，李虞兴冲冲地提笔，给叔父写了封信。他毫不掩饰自己已厌恶了“花满青山静掩门”的处士生活，请叔父务必寻找机会，向天子推荐自己。阴差阳错，这封信现在却放到李绅手中。

想起李虞往日喋喋不休地标榜清高的样子，李绅一阵恶心。对这种沽名钓誉之辈，他一向不假辞色，立刻提笔写了封书信，将这个族子冷嘲热讽了一通。

隐私被揭穿后，恼羞成怒的李虞再顾不上自己世外高人的形象，亟亟投身到李逢吉门下，变成一头凶悍的走狗，伸着鼻头，到处嗅李绅的过失。他到处散布谣言，说李绅经常向病中的天子李宥揭发大臣的阴私。这样的谣言事出有因，却又查无实据，被一张张居心叵测的嘴到处宣扬。在李虞狂吠的声音里，谎言被重复了一千遍。

与此同时，李绅的死敌李逢吉正紧锣密鼓地布下棋子。李虞、程昔范、姜洽这些爪牙，不露声色地当上了拾遗、补阙。这些官品级不高，却能弹劾大臣。程昔范、张又新等人毕竟还是士大夫，搏击李绅的时候多少有所顾忌。李逢吉听从张又新的建议，从河北找来了刘栖楚。

《新唐书》称刘栖楚“其性诡激，敢为怪行；乘险抵巇，若无顾藉”。当年，刘栖楚曾因小事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捆了起来。面对骄横的上司，这个镇州小吏面无惧色，竭力争辩。说到激动的地方，他的头猛撞地板，血流满面，骇得王承宗连连倒退。这番表现使河北武夫们对刘栖楚刮目相看，把他推荐到长安。李逢吉需要的，就是这种无所顾忌的政治打手。

面对李逢吉步步进逼，形单影只的李绅束手无策。当皇帝殡天的丧钟从大明宫隐约传来时，李绅知道，自己在长安已经无依无靠了。他看见，李逢吉的眼睛里掩饰不住凶光闪烁。

李逢吉和他的“八关十六子”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一遍又一遍地讨论驱逐李绅的计划，务求一击即中。擅长阴谋的楚州刺史苏遇正好回京。他提醒李逢吉：李宥的长子李湛（唐敬宗）登基后，会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他们必须在此之前果断出手，解决李绅。如果让李绅得到单独与新天子交谈的机会，也许事情又会像上次那样，发生意想不到的波折。

李逢吉连连点头，转身找上知枢密的权阉王守澄。

很快，刚刚即位的李湛就接连收到几道奏章，异口同声地指控李绅在先皇病重的时候，秘密提议立深王李察为太子；如果不是李逢吉坚持，李湛无法入东宫，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皇位了。这些奏章让李湛想起：就在几天前，王守澄在宫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这位少年天子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李逢吉弹劾李绅的奏章又送到了御案上……

很快，宫中就传出消息：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

我们实在不能责怪新天子。李湛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几天前，他还在宫中蹴鞠、角斗，无忧无虑地玩耍。他的父亲都没能看透李逢吉的诡秘伎俩，更何况这个孩子了。

扬扬得意的李逢吉立刻率领百官，上表恭贺天子扫除奸佞。可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奸佞的胜利。在李逢吉如此嚣张的气焰面前，多数大臣选择了屈服。退朝之后，他们纷纷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不曾想，一个趾高气扬的守门人拦在门外。有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李逢吉正与张又新摒人密谈。又过了很久，门扇“吱呀”一声，打开了。张又新大汗淋漓，闪身走了出来。一见百官都候在外面，他作了一揖，抛下了一句话：“（李绅被贬）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

在一片鸦雀无声的静谧中，静止住一张张惊愕的面孔。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张又新的嘴唇，就像看着两片饱含毒汁的花瓣。转眼，人流退潮般悄悄散去，只留下中书省前白茫茫的一片空地。

那天来中书省道贺的大臣名单，送到了李逢吉手上。细细地端详一番后，他发现，没有右拾遗吴思的名字。几天后，朝廷宣布：任命吴思为吐蕃告哀使，将李宥驾崩的消息知会吐蕃。李绅走了，悲伤的情绪像残花败蕊，在内心最深处摇曳，却开放在脸庞上；他的朋友庞严、蒋防随后被驱逐出长安；吴思也被赶到雪域高原——长安朝堂上的一轮风雨，就这样，换做旅途醒来后的半床斜月。

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后，李逢吉终于一党坐大。他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围绕在李逢吉身边的“八关十六子”肆无忌惮地撕咬不肯依附于奸党的大臣。他们贪污纳赂，买官鬻爵，无所不为。史书记载：“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围绕在“八关十六子”身边的，是一些挥舞的利爪、锋利的牙，还有没骨气的脊梁。

在三省之中，门下省掌封驳。中书省送来的诏敕如有不当，给事中们可以大笔一挥，涂改后退还中书舍人。当贬谪庞严、蒋防的敕书送到门下省后，给事中于敖毫不犹豫地把它退了回去。于敖与被贬的庞严是挚友，在南衙是尽人皆知的。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觉得，于敖一定是要为两人无辜被贬出面力争。在私底下，一些看不惯李逢吉的大臣不无担忧地说：于敖竟然敢冒触怒奸相的风险，去为庞、蒋二人辩冤，真是不易！

当人们通过种种途径，了解到于敖上奏的内容后，无不是一副错愕的表情：辩驳是辩驳了，不过不是为庞、蒋二人辩冤，而是说敕书将二人贬得太轻……我们怎能不感慨“人情翻覆似波澜”。所谓的友谊，早已沉沦无消息。

李逢吉还不想放过李绅。张又新等爪牙诬陷李绅的奏章，每天都会摆上天子的案头。八关十六子对落魄的李绅穷追猛打，必欲杀之而后快。李湛毕竟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在反复的舆论轰炸下，他终于动了杀李绅的念头。这时候，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敢于告诉天子：李绅是被谗言诬陷的。

这天，李湛在清思殿里找东西，无意间翻出父亲生前亲手封存的一个小箱子。闲来无事的皇帝随手打开箱盖，一件件翻看收藏的文书。其中有几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裴度、李绅等人一年多前呈送的奏章。在奏章里，他们力请先帝立李湛为太子。

看完之后，李湛的脑海里闪过在耳畔重复了千遍的谎言。怔忪片刻后，他取过案头厚厚一叠攻讦李绅的奏章，投进焦杯。

风头正盛的李逢吉被暂时的胜利蒙蔽了眼睛，没有觉察到事情正悄悄地发生变化。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正把李逢吉一党弄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魑魅搏人，竟然毫无顾忌。所有人心中，只感到一阵寒意，沁入肺腑。在这逼人的寒冷中，多数朝臣悄悄地走到一起。清思殿里藏的小箱子被打开后，人们心里清楚，天子对李逢吉的信赖开始动摇了。这正是反击的最好时机。曾经矛盾重重的大臣们要寻找一个可以对抗李逢吉的重量级人物，带领他们，打破李逢吉独揽朝纲的险恶局面。他是谁呢？

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卷土重来。翰林学士韦处厚有才学、有担当，但是他资历尚浅，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抗衡奸党。萧俛的资历很深。可他一心求退，无意进取。更何况，萧俛的死党令狐楚还是李逢吉的密友……只有一个人，可以抗衡和取代李逢吉——裴度的朋友，甚至和裴度曾有过节的人，现在携起手来了。

裴度的名字，天子李湛是早就知道了。平淮西的故事，他从小就听惯了。一日，当李湛翻阅山南西道送来的奏折时，发现裴度的官衔里竟然没有“同平章事”。这多少让他有些惊讶。在少年天子的印象中，像裴度这样的元老怎么会不是宰相呢？他转头问身边的韦处厚：裴度为什么没有挂宰相头衔？

十年前围绕削藩展开的那场争论中，韦处厚是站在韦贯之一边的。为此，他曾被裴度排挤出长安。时过境迁，李逢吉一党的恶劣表现使这位翰林学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裴度。借此良机，韦处厚将几年来李逢吉如何施展手腕打击裴度的种种事情娓娓道来。听完之后，李湛气呼呼地说：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几天后，一道诏书，将“同平章事”头衔又还给了裴度。这样一个鲜明的讯息，立刻在死水一潭的朝堂上激起圈圈涟漪。称颂裴度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无数的声音汇聚成一个急迫的声音：

裴度，将裴度召回长安！

在无数期待的目光中，裴度翩然回京。他的府邸前，早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挤满了登门拜访的故交新雨。人满为患的喧嚣，反衬出李逢吉门可罗雀的清冷。人心向背，在这一刻是如此直观。貌似坚硬的冰山，在骄阳的照耀下，很快就要消融为一江春水了。

不过，关于裴度的流言飞语也像暮春的柳花，飘飞九城。这是李逢吉一党的最后伎俩了。可是，纷纷扬扬的白絮到底遮不住长安的天。冰山将倒，嚣张一时的八关十六子开始陷入了张皇之中，寻找各自的门径，想躲避即将到来的清算。

宴席上，舞转红袖，歌敛翠钿，玉轸朱弦如繁雨急风般密密地响起。压抑了好几年的长安百官举起手中的玉斝金觥，频频向满面春风的裴度致意。这时候，已经高升为京兆尹的刘栖楚也端着满盏琥珀色的美酒，凑到了裴度身边。裴度出将入相的时候，他不过是河北的一个小吏，两人可以说素无往来。今天，刘栖楚却带着谄媚的表情，故作亲热地将嘴附在裴度耳旁，悄悄地说着、笑着，看起来，似乎和裴度亲密无间。

突然，侍御史崔咸举起满斟兰陵美酒的鹦鹉杯，踱到席前，借着三分酒意，高声地责备裴度：您身为宰相，有什么事不可公开？可不应该让京兆尹附耳密谈呀。该罚酒！该罚酒！

裴度会意地笑了，什么都不说，陶然引杯，浮了一大白。

刘栖楚面上顿时青一阵紫一阵，仿佛阴晴不定的天。看见裴度没有应酬自己的意思，他也只好讪讪地起身，狼狈地逃回自己席上。不久，童仆上前禀告：京兆尹刘大人敛袂离席、不辞而别了。裴度点了点头，转身和朋友推杯换盏，欣赏碧鬟红袖的曼妙舞姿去了。

裴家的舞榭歌台人影如织的时候，李逢吉已经离开长安，孤独地跋涉在杨柳外的长亭、短亭间。真让人油然有“一年几变枯荣事”的感慨。被贬出长安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奸党风卷云散，瞬间销声匿迹。不过，他们的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在未来数年里，这个奸党的核心圈花开两枝：一支以李逢吉的族侄李仲言（李训）为首，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为我们上演了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甘露之变”；另一枝则就此沉沦。

据《程氏人物志》载，程昔范“坐李公（李逢吉）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赶到岭南烟瘴之地，去任桂管观察使，几年后也死在了遥远的南方。

至于张又新，此后多年中一直追随李逢吉左右。等到李逢吉老死之后，失去依靠的张三头只能辗转在南方几个小邑为官，几年的恶行，换来“浪迹江湖白发新”的后半生。二十年后，潦倒的张又新赁船北上，取道长江，意兴阑珊地告老还乡。红蓼岸绿杨村，一路漂泊到扬州。这时候，驻节扬州的淮南节度使不是别人，正是几乎被他陷害至死的李绅。回想前尘往事，白衣苍鬓的张又新暗暗心惊，生怕李绅借机报复。就在他提心吊胆的时候，凶险的江湖风浪给了他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小船颠簸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没有站稳，失足落入大江之中。转瞬间，他们就被滚滚东流水无情地吞没了。

噩耗传来，李绅心中油然生出了一丝怜悯。他提笔写了封信给张又新：

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

荆浦沉沦之事，鄙实悯然。

多少恩怨纠葛，就这样一笔勾销。张又新知道，李绅不会再为难他了。可二十年来的是非境、荣辱尘，他真的看得透么？水阔山遥，“爱飐残阳入乱烟”的一叶扁舟渐行渐远，再也看不见了……人事流徙、尸臭尘泥，多少猖獗一时的人物，已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在八关十六子之外，还有这样一些人物，值得我们多说几句。比如：刚刚离开长安的牛僧孺，还有刚刚回到长安的李宗闵。他们与李逢吉交情深厚，曾在他风光无限的时候分享过他的权力。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可以算做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但是，他们又没有参与八关十六子的种种恶行。当李逢吉一党分崩离析，化为一地碎片，他们没有受到什么牵连，而是悄悄地整合，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几乎同时，李逢吉一党的政敌翰林三俊也在陷入低谷后暗暗盘点自己的势力。在一个风起雷鸣的雨夜结束时，元稹暴卒于武昌，享年五十二岁。剩下的两名巨擘李绅、李德裕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与长庆贡举舞弊案中受影响的郑覃走到了一起——从翰林三俊的蛹里，一个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破茧而出，展开了它的双翼。

翠减红衰的季节后，沉湎于倾轧的人们蛇蟠蚓结，投入到无休止的牛李党争中去。

掩卷阖目，我要好好地想一下，我们究竟是怎样从元和宫变的黑夜，走到了鸟散花落的清晨，走到一个王朝中兴传奇的尽头。

在我看来，朝堂上的党争之所以如春水泛滥，是因为一道堤防已在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的夜色中垮塌了。

元和时代也有政争。从元和三年的策论案纠纷，到李吉甫、李绛的针锋相对，再到元和十年后藩镇政策的争论，争斗是长安生活的常态。可是，终元和一朝，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党争。这不能不归功于李纯的手段。

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削藩”之争，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他的坚决弹压。单纯就个案结果而言，李纯的处理未必公正，着眼全局，我们却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他们的政敌很难借政治分歧，或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一方面，李纯从未忘记敲打那些试图结党的重臣；另一方面，他有意识地维持着朝臣之间的对立。裴垍因病去位后，李纯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的权力；裴度得势后，他扶植了贞元七年进士党。结党营私的罪名，成了李纯推行自己主张的一柄利刃。只要他需要，他可以随时以此为借口，罢黜那些不能实现其意图的大臣。当李纯坚持征服淮西的时候，阻碍他饮鞭东指的韦贯之，还有一帮大臣以这个罪名被逐出长安；时过境迁后，韦贯之的对手裴度竟然也是以同样的罪名罢相。

几种做法的交替运用，既可以降低大臣内耗的烈度，避免过分的争夺导致朝廷瘫痪或政策的无谓反复。李纯尽量地分配核心权力，以实现一种多极下的政治平衡。长安政局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派系力量的大体均衡。这种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很多时候，它依靠帝王的运作。李纯的种种手腕，利用了既有的制度，其本身却是反制度的。不言而喻，这些手段也就缺乏延续性。在李纯健康和不那么任性的时候，他对大臣的驾驭能力是很多帝王所望尘莫及的。可丹药削弱了他对全局的控制。李纯人亡政息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处理好同大臣的关系。在控制了他们之后，李纯又任性地抛弃了他们。

当一代中兴帝王死于中和殿那个漆黑的春夜，龙蛇蛰伏，一切都结束了——“东风一阵黄昏雨，又到繁华梦觉时”。

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帝王心术，李纯的继承者李宥缺少心得。平心而论，李宥对长庆贡举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以李纯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不难看出其间的差距。李宥为人所诟病的，主要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他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表面的中规中矩，掩盖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他过分地偏爱翰林三俊，却又无力保护他们；他被李逢吉玩弄于股掌间，坐看八关十六子嚣张一时。所以，《唐鉴》说“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

结果也恰如正史所概括的：“穆宗以后”——我认为，主要就是指长庆贡举舞弊案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士无公论”。

一年之隔，恍如隔世。

《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观点和我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把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的缺位。只不过，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来代替直截了当的判断：“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李忱）能直接继其父李纯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

可这终归只是假设。

元和与长庆的巨大落差说明，科场舞弊案的爆发或许是偶然的，但它所引发的纠葛，却与元和十五年后强势君主缺位存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长庆贡举舞弊案和与之相联系的党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元和宫变”对唐朝兴衰的独特影响。

作为皇帝和其他社会群体的中介，长安的大臣们占据着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位置。但是长安从来没有，似乎也不需要足以保证官僚体系平衡的制度体系。大明宫里，只有维系这种体系平衡的天子。所以，当英武过人的李纯退出历史舞台后，大臣们顿时失控，合乎逻辑地成为下一幕悲剧或闹剧的主角。再没有高高在上的力量，去平衡他们的派性斗争。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经历了剧烈内耗的士大夫就此失去了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于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阉人。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

“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貌似廓大的王朝在此情此景之中显得如此绵软无力。

我讲完了所有落花时节的故事。我也相信，岁月终将覆盖所有落花。

可就此收笔的话，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无论是分析，还是感慨，都不能很贴切地表达出那种“鸟散余落花”的感觉。四十年中间，除却“甘露之变”外就只有党争留下了大量文字。可是我将收集来的资料翻看了一多半后，那些单调、雷同和武断的历史叙述让我疲惫不堪了。阶级、阶层、意识形态、政策、地域，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冰冷、同样没有血色的词汇频率极高地出现在眼前；而人，能歌能哭、活灵活现的人却迷失在历史叙述中了。

就让我把一则无从辨别真伪的旧事制成一支青灰色的书签，夹进那一年的那一页史书，来表达当时那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入骨入髓的凋零寂寞——唐朝从此消沉：

兔走乌飞，多少年匆匆过去。一位在党争中曾风光无限的大人物终于一败涂地，不得不带着周身伤病踏上长路。

在万里之外，有一座荒寺。说不清是那年有的，那年空了，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知晓了。也是一个无语的下午，老人信步踱到这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走进一个可以作为结尾的情景里——不仅仅是他的结尾，多少人经年浸淫在一片扰攘中，却也能从那瞬间的静谧中悟到结尾的内涵。

古寺空阒，只有一只只葫芦悬在龛前。失意的人想，葫芦里面是不是藏着一味灵药，能治愈他的足疾。但僧人告诉他：葫芦里，是一个又一个失意人的骨灰——曾经有那么多的大臣，被从长安排挤到这万里外的蛮荒之地，再也没能回去。可他们不甘心将一把朽骨埋在他乡。所以，死去的人暂借佛前的方丈空间，希冀有朝一日，后人能将他们带回他们再也回不去的长安……

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当晚，老人就怀着无限黯淡的心情，溘然长逝。

千年以后，我还可以看见，簾子已然残破的那一间禅室，充满浮尘的日照正从缝隙里渗进来。斜阳将葫芦们劈成两半，一半隐没在黑暗里，另一半由于光影的作用，仿佛悬浮在空气中，菸黄菸黄的。像呆滞的鸟，还是凝固的花？其实就是半爿黧黑的面目，木然晤对着佛前的蛛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