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镇

铁炉商贸古镇

　　种肇庆

　　铁炉乡地处临潼区东端，离临潼城区25公里，面积约21平方公里，居住着16300人，东面以土门河为界与渭南市临渭区负曲乡相邻，北面与渭南市临渭区何刘乡相畔，西面以龙河沟相隔与马额镇相连，南面沿公路上了岭就是小金乡，关中东部重镇渭南通往南部山区，商洛、安康的古道，穿过铁炉镇街道，向西有公路可经过临潼直达西安。相传这一带自古就森林密布，飞禽走兽，风景如画，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根据20世纪60年代平整土地时挖掘出土的陶盆、陶罐和尖嘴瓶为证，临潼文管会立有邓家遗址石碑，确证5000年前先民在这里生活和劳作。就这样一代传一代地传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前后，铁炉街的市镇发展的很大，由于铁炉街是陕南安康、商洛通往关中东部的山口，人们用人背、担挑、骡马驮，沿着黑龙口——许家庙——厚镇——大金山——小金山过铁炉，再到关中东部重镇渭南，山区出产的木材、中药材、生漆、桐油、茶叶、核桃、柿饼等干果、畜产品、皮货、肉类等可运到渭南，而从渭南把盐、布等生活用品运往山区各地，因而铁炉街的饭店旅店很多，各有十多家从业人员数百人。听老人说搞运输的骡马队有四家，共有骡马100多匹；生产白酒的作坊有五家，月生产白酒数千斤；其他有木材加工业、中药材加工业，还有缫丝业、印染业，还有散布在农村的玉石加工业和生产银首饰的银匠等等。各业都有自己的同业会馆，有名的大同业会馆就有五家，可见铁炉这个市镇规模之大了。遇二、四、八为集市日，每月九个集市日，集市日赶集的人有数千人之多。听铁炉老中医种春花说，他年轻时运销中药材到过印尼的雅加达和新加坡，还到过印度的新德里、孟买等地。铁炉推销玉石制品的人很多，他们走遍青海、西藏还出国到尼泊尔和印度的许多地方，由于那时只是手工生产，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一个店铺只有一个匠人，顶多一个匠人带个徒弟，就是一个店铺，经不起风浪，仅1929年关中大旱遭了年馑，粮食颗粒未收，很多厂家就倒闭关门了。

　　“铁炉”名称传说

　　在铁炉街东面、邓家庄以北有一片凸凹不平的农田，根据传说人们把那里叫“营壕”，传说这里曾是秦东营的营房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平整土地时发现，哪里有几十米深的灰层，哪里来的这些灰呢？听说秦东营是专为秦兵大本营打造兵器的，铁炉街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建有炼铁炉和锻铁炉，时间长了就堆起了这么多的灰层，铁炉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地名，因炼铁炉而得名沿用至今，以后成了市镇，就叫铁炉镇。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铁炉南面的岭上约15里有个村庄叫小金山，再向南10里有个村庄叫大金山，究竟什么时候出过金属一类物质没有记载，传说春秋战国时赵国的皇太子由宰相蔺相如陪同到秦国做人质，路过这里听说可以炼金，就在这个地方修了炼金炉，结果未炼出金只炼出了一些像生铁一样的东西，把这里叫了铁炉，皇太子气得吐血而亡，赵国国王大怒，把蔺相如抓回去割头挖心处死后还要杀他满门，要到现在代王镇的门家村(而那时叫蔺家村是蔺相如的家族)来抓人，族人得到消息赶快用去头挖心的办法改姓了门，并且派人把蔺相如的遗骨运回来埋在门家村的下面。

　　近代铁炉文化

　　中华民族封建社会的时间，由秦始皇开始直到清朝末年有2000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的经史专著丰富多彩，科学专著也为数不少，但寺庙和封建迷信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影响深远，在铁炉乡过去庙宇很多，可以说村村有庙，且庙宇都是砖木结构雕梁画栋的古式建筑，我小时候看见过的有龙凤山的庙宇群、杜家村东的上寺，还有李家庙、睢家庙、贾家庙、柳家庙等等。庙宇院落很大，进出是大山门，院内有大殿，有厢房，还有戏楼，且立有庙古会，如龙凤山是三月三的会，李家庙是四月八的会，睢家庙是十月十二的会，过庙会不是耍社火就是唱大戏，庙中敬的神一是佛，二是菩萨，三是送子娘娘，当然还有土地庙，老爷庙等等。1935年春我到铁炉中心小学上学，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学生增加很快，学校需要扩大，没有办法，就拆庙，把砖瓦、木料用来盖教室，我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带领下参加了拆庙活动，那时上午上课，下午饭后去搬砖运瓦，眼看着教室盖成了，我们再坐进去上课学习。同时各村也把各村附近庙中的神像搬出去，把房屋改造成教室办成了普小，使1至4年级的小学生都能就近上学读书，现在的李家、贾家、柳家等小学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以前的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相信神灵，天旱了求神取水，连生儿育女延续后代的事，也靠送子娘娘，所以他们省吃俭用，捐钱盖庙，设古会的时间不是收麦前，就是种麦以后的农闲季节，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资交流的需要，唱大戏耍社火更是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抗日战争开始了，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的革命高潮，人们把庙拆了办学校，用以培养英才，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需要。

　　创办铁炉小学

　　明清时期，铁炉的行政建置叫朱熹里，负责人叫“里正”。民国时期设保、联保，1930年的联保主任是种锡智和刘登羲，他二人出面在铁炉街北头用朱熹里的公款购置了三院街基(就是铁炉中心小学的现校址)，南北宽25米，东西长约60米，先修了一个体面的一砖到顶的门楼，上面正中镶着一个用青石刻的“临潼县第三小学”的牌匾，院中正中央盖着一座三间四椽大瓦房，1931年春就开学了，当时只收男生，教师是杨仕俊。1932年春，种锡智又约请各村有识之士种春花、邓世升、刘兴纯等10余人，成立建校理事会，种锡智任理事长，理事会议定把朱熹里10余亩公地拨给学校作基金，再由各理事回村设法筹款，议定每人筹款500元，种春花是个名中医，1932年春被渭南赤水镇的几个经商的朋友请去看病，他到赤水镇后，把办学理事会要他筹500元建校款的事告诉朋友们，朋友们高兴地答应捐助，使他如期筹措了500元交给建校理事会，理事会总共筹得6000元，当年就在大房两侧又各盖了六间安间房，制作了120套课桌凳，足够6年制小学之用，1933年理事会聘请睢可民担任校长，邓维翰、杨仁俊、邓尚志、赵应秀为教师，这时还只收男学生，全校共有学生150多名。1934年由于行政体制改变，联保处改成了临潼县铁炉镇公所，临潼县设了教育科，开始要求在各乡镇办小学，由县上统一拨款解决办公费用和教师工资。1935年春由于女孩子也想上学，就在铁炉街中间邓世平家办了个女生班，共有女学生30名，聘王国藩为教师，实为分开办学统一管理。到1939年女学生已能和男学生同班上课了，就把女学生按程度分到各年级相应的班中上课，1941年年底第一个男女生同班的学生毕业了，这个班共有学生30多名，其中女生六名。

　　铁炉的私塾教育

　　辛亥革命的1911-1929年间，虽然推翻了满清皇朝，但教育制度还未变更，教育下一代的现代化学校还未建立起来，而我们临潼铁炉地区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办教育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人们还只能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家庭或村族办私塾，请饱读诗书之士当先生教孩子们读书习字，当时有名声且时间较长的有两个私塾，一个是沟南睢的睢希岭先生家中房屋宽大，屋外还有花园，在花园中盖着书房，请知名学者教自己的子女读书习字，他家的私塾和当时蓝田知名的牛才子有来往；另一个是柏李村的李氏家族在村东的李家庙办的私塾，请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了的秀才睢南旋字如珍任教，识字阶段的课本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七言杂志等，识字多了就讲四书、五经、论语等等，每个学生上学，一年交学费七个银元，周围各村的学生，愿意学习的都可交费上学。但那时学生不稳定，庄稼收成好了有学生30多人，收成不好了只有学生10几名甚至只有几名，在这十多年间先后有200-300多名学生就读。而那时大多数学生由于家贫只上1-2年，认些字就去学生意或学手艺，很多就在家做了庄稼，只有一少部分到西安或其他地方上中学、上军校或其他专业学校，毕业后从事军政或其他工作，如种锡琰、刘向津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校军需主任，种希谦为较高职位的报务员、电台台长，邓世伟在西安市邮政局当局长，韩通斋参加革命较早，解放后在乌鲁木齐市任交通银行行长，还有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邓文孝(鲁明)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担任过驻外好几个国家的大使，冯致礼参加革命成了烈士，总的来说，那时的私塾确实培养了不少人才。

　　两则革命故事

　　(一)铁炉自古就是南面山区安康、商洛通往关中东部的一个通道。长征以后多次有党的领导人从铁炉路过，由延安走向陕南山区，或者由陕南山区回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康和商洛山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开辟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筹集了一笔经费送到临潼，要求送到山区根据地去，中共临潼地下县委派党员王义志去送。王义志扮成一个赶骡子贩运山货的客商，赶着一头骡子，把大量的国民党的货币就装在一个大口袋中驮在骡子背上，大模大样地通过铁炉镇向南面岭上走去。在铁炉他曾当过镇长，熟人很多，碰到熟人打个招呼，说一声到南岭上弄点粮食去就行了，不怕任何人为难。过了铁炉进入大王镇地面，他早想好了，若有人问，他就说到王德民家去找德民有个事，因为王德民是大王镇的镇长，在大王地面提到王德民就没人敢为难。过了大王镇就离他去的山关庙不远了，在山关庙一个山村的农户就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站。他多次来过，人都比较熟，在那里把口袋中装的纸币整袋交付，也不用点数，然后他在那农民家吃了饭，骑着骡子回了临潼。王义志在解放后，1950年任铁炉区长时，给我说这件事时，他说得很轻松，好像走了一次亲戚，送了一次礼那样简单，但送去的几十万元货币对在山区坚持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若真的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又是生死相关的严重问题啊！

　　(二)

　　文革中，广泛流传的北京某监狱61个叛徒集团大案，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和我们铁炉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1978年11月我到兰州民族学院去参加我大哥种肇煦的追悼会。在西北民族学院的招待所，拜会我解放前，在临潼一中(现华中)的老师张一平，他那时是甘肃省张掖专区的专员，也是特来参加追悼会的。因为他和我哥在北京上大学时就是朋友，来往密切。谈到他在文革时的遭遇时，给我讲了在北京时的一段故事。抗日战争前他和我哥在北京上大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正好和当时有名的薄一波同志押在一个监狱，薄老是公开的共产党要员，他只是一般的政治犯，敌人并未掌握他的情况。我哥经常以乡党和同学的关系前去探望。薄老是在押政治犯中的党支部书记，在押政治犯的一切活动都在薄老指挥下进行，监狱内部和监外的党组织就靠我哥探望时传递信息，那时长征的红军已到达延安，抗日战争即将爆发，急需大量的坚强的共产党员去做群众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对在监狱中被押的共产党员，党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营救。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有了营救的条件，北京地下党组织决定营救薄老出狱，指示薄老装病，申请保外就医，约好了时间并做了细致的安排，由我哥找一个身强体壮的人去监狱接薄老去医院，我哥就找了我们铁炉同村的一个乡党，把病着的薄老从监狱里背出来，监门外就有一个拉洋车的等着，等薄老在车上躺好，车夫就拉着洋车向西山方向走去，一上西山就有武装战士来接应，就这样薄老逃出监狱，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说到他自己的情况张老师说：“他们对身份不明的青年政治犯，可以按国民党监狱的规定马马虎虎写一个今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就可释放出狱。”事后，国民党当局在他们的报纸上渲染说有61个共产党员履行了手续出狱了，当时陈伯达就在这个监狱里，什么情况都知道，文革时他当文革组长制造了这起冤案。记得文革后，薄老公开说过这件事，说他是经过党组织营救下出了监狱的，并未履行什么手续，但狱中一些所谓的青年政治犯，国民党并不能证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但总要叫他们写个今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不再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抗日的政治集会和游行示威而已，这正好证明国民党政府不抗日还镇压人民群众抗日的呼声和行动。

　　铁炉的家庭教育良风

　　铁炉地少、人多，过去靠农业养不活一家人，一个家庭不论兄弟几人只留一个在家务农，其他的都到外地学手艺去了，银匠、木工、瓦工、缝纫等等。解放前，在西安及关中各县城都有铁炉手艺人开着各种作坊，甚至兰州、河西走廊都有铁炉人的足迹，跑的地方多了眼界开阔了，也感到文化不足的困难，上学学文化的愿望就比较迫切。没有学校的时候上私塾，各村都有私塾，后来就各村都有普小(四个年级)，不论家庭生活多么困难，都能供娃上学。上学上不起灶，就背馍上学，因此20世纪50年代临潼县小学教师中铁炉人很多，行政干部中铁炉人占的比例也比较多，因此人们说铁炉是文化乡。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铁炉考上大学的人多，有的家中的孩子全都考上大学，让人羡慕。

　　铁炉村东北组的邓生录四个男孩子，老二邓薛平是小儿麻痹，上完高中未能被高校录取，大儿子邓薛娃、三儿子邓薛蓬、四儿子邓蓬彦在上大学过程中，生活困难，为了节省钱，上学时背上馍吃几天，从不买的吃。假期不回家，在学校附近打工挣学费，而他们的父母为了给孩子积攒学费，很少吃菜，还要把地里种的菜拿到市上卖了，一分一分地攒，不够时，还要去借，全家人受尽千辛万苦，终于使孩子们都完成了学业。

　　斜韩村的韩现民50年代也参加过工作，困难时期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四个男孩上学，全家人吃尽了苦头，1981年时高中还是二年制，人们还在农业社劳动，大儿韩小平、老二韩亚平参加高考未能录取，韩现民与两个孩子商量“你们两人都补习家里确实供不起”，亚平主动提出“兄长的成绩比我好，还是让兄长去学校补习，我在家劳动”，最后决定暑假后让小平背馍去华中补习，亚平和父母在家劳动。亚平在家中仅有的不足2米宽的过道摆了一张桌子，每天从生产队下工回来就拿着课本自习，冬天滴水成冰也坚持不懈。父亲看到儿子学习精神，过年后就叫亚平到铁炉中学去补习，当年兄弟二人同时考上高等学校，父亲就东挪西借筹措学习费用。说实在的给两个娃拿的钱没有人家一个娃拿的钱多。不过那时学校不收学费，学生花费只是学习用具、生活费和来往路费，明显的只能在生活上刻苦节约了。1983年武平考上西北大学，1984年三平也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老大虽已毕业，但刚参加工作工资很低，现民只能想尽办法，东挪西借，同时自己想法劳动生产，他未学过木匠活，他边学边做，硬是利用农闲做些小木凳之类的小木器，让三平拿到市上去卖，就这样硬是把四个孩子都供的上完了大学。如果没有全家人的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和求学上进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贾村西刘组的刘福贤，一生务农。他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先后上了大学，而且老大刘池阳和小女刘会侠还读了研究生。一个农民家庭在20世纪80年代能供五个孩子上大学谈何容易，有人问起福贤老人，“你是怎样培养儿女成才的？”福贤老人以一个农民诚恳朴实的话语说：“我读书不多，哪会教育孩子，这都是娃们争气，政府政策好，我生活紧巴些，也多亏亲朋好友帮助，后来就大的供小的，靠我把板筋挣断也办不到。”人们对娃上学的理念大都是一致的，上学读书是正事，大人再苦再累都在所不惜。作为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铁炉特产草帽

　　铁炉的草帽源远流长，究竟起源于何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在铁炉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用妈妈废弃的麦秆编圈圈套圈圈玩，长到六七岁还未上学就跟妈妈学掐辫子了，长到18岁掐的辫子就很好了，又白又光制成草帽美观大方。铁炉有个风俗，女孩子一定婚，每年过了清明都要给男方家中送草帽，男方家中有几个男人，就送几个草帽，草帽好了显示女孩心灵手巧，因此这送亲的草帽是特制的，又白又光而且还要衬里子，衬里是用有色的绸缎搭配的十分美观，这种送亲草帽市场也有卖的，但价钱比普通草帽贵一倍多。

　　掐辫子做草帽先得有麦秆，做麦秆有一整套工艺过程。

　　1.捋麦秆。先选好准备作麦秆的麦子，成熟后用镰刀割下来运到麦场，然后一把一把地把麦叶杂草和短小零乱的麦枝捋去，锯掉麦穗，把麦秆晒干捆起来收藏备用。

　　2.折麦秆。收完麦种好秋有闲空了，妇女们才把麦秆捆拿出来在第二个结节处折断，只收取上面两节，其他就不要了。

　　3.退麦秆。就是把折下来的麦秆从结节处折断，结节上面的部分叫蒙蒙麦秆较细，结节下面的部分叫疙瘩麦秆较粗，都是掐辫子的原料，分别存放。

　　4.挑麦秆。就是按粗细分类，蒙蒙麦秆分四等，疙瘩麦秆一般分两等。

　　做麦秆约需两月时间，大都在作务秋庄稼的空余时间进行，多数是晚上，这时正是盛夏时节，不仅热得难受，还要遭受蚊虫和跳蚤的叮咬。

　　做完麦秆以后就开始掐辫子了，铁炉的妇女只要有闲时间就掐辫子，只要手头没有其他活计，零碎时间从不放过，凭着自小练成的基本功，不论是走亲戚或上会去走在路上、看电影、看电视都可掐辫子，掐的长了就盘成圈，叫辫子骨碌，盘的不能再盘了，就起个头另盘。过去把掐成的辫子骨碌收拾起来等第二年过了清明节，就开始用手工缝制，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了轧帽子机就用机器轧制了，用机器轧一个草帽约需2-3分钟，每年轧草帽的季节约两个月(清明节到夏收)，从铁炉市场上可收购草帽约50万顶，每顶草帽平均两元共有百万元之多，铁炉草帽不仅在陕西关中销售还运往河南、山西、河北等地。

　　现在草帽辫子不仅轧制草帽，还被收购运往湖广等地，在草编工艺厂做成各种工艺品，铁炉的草帽辫子长年有人收购，现在一斤草帽辫子收购价5元左右，一个妇女每五天抽出闲时间掐，每年可掐辫子70斤，一年当有350元的收入。

　　铁炉镇新貌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支持下，铁炉街的商店逐渐多了起来，经过几年的发展特别临潼——小金的油路修通，临潼——铁炉的专线汽车开通以后，铁炉更是一天一个样地起着变化，丁字形的街道两边低矮的土房逐渐被二层楼房所替换，个体商店林立有的已发展成批发店，现在铁炉不论是五金交电、日用百货、衣服鞋袜、糕点食品、鲜奶饮料，凡是城市里有的这里一点也不少。为发展农业生产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饲料，不仅货源充足，并且还送货上门；为农民建造新屋的建筑材料钢筋、水泥、玻璃、油漆应有尽有，光制作门窗的店铺就有木门窗店、铝门窗店、塑钢门窗店，做窗帘的缝纫店四家还忙不过来呢！若遇一、四、八集市日，摆摊设点的更多，街道已显得太窄狭，由10月中秋收种麦完了以后到春节这几个月是消费旺季，铁炉街道为由南北从渭南何刘乡到蓝田的大金山30里，东西从渭南的负曲乡到龙河沟约十里的范围内的乡村确实发挥着购物中心的作用，不论你有什么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铁炉街道买到，特别是现在交通方便，经营者的经营意识增强了，只要顾客需要，一个电话县城的货物几十分钟就可拿到手，就是远在50公里以外西安才有的也只要不到两个小时就可送到。铁炉街道的商户几家联合包一个汽车早上六点出发，赶九点就可把商品批发回来供应集市日的市场。铁炉街道中间，有一个约4000平方米的蔬菜鲜果市场，逢集市日当地的菜农和蔬菜商贩用车辆从外地运来的各种新鲜蔬菜和瓜果，摆在市管人员安排的摊位上让顾客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