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镇

阎良古镇

　　纪忠仁

　　(一)

　　昔日的阎良镇，秦汉时期归属古栎阳。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建栎阳城，自雍迁都到此。秦孝公继位后在这里任用商鞅进行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为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汉之际，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曾以栎阳为都。汉高祖二年(前205)，高祖“镇抚关外父老，还都栎阳”。汉高祖七年(前200)，迁都长安，置栎阳为县。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将栎阳县撤销，渭河以北古栎阳地区并入临潼县，元、明、清、民国直到公元1966年约700年间，阎良镇一直归属临潼县。古镇阎良距古栎阳遗址15华里。

　　阎良何时建镇，宋、元以前无史料查考。据清顺治《临潼县志》记载：明代，本县有镇11个，康桥、广阳、关山、阎良……到清康熙时，临潼有15镇：康桥、关山……八个大镇，阎良、三镇堡、武家屯……七个小镇。又据乾隆《临潼县志》载：“阎良镇(县北80里，荆塬下)，辖银刘堡、姬店堡、三田村、柳家村、绳张村、三镇堡。”民国二十九年(1940)，实行新县制，乡村以镇、保为行政区划。阎良镇下设七个保，共98个村，南北长约16华里，东西宽20华里，约60平方公里，8.4万亩土地，万余人口，镇政府驻阎良街。

　　阎良镇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境内有二河：清水河从镇境西南流过，石川河从镇境东北流经。地形明显可划分为塬、河谷地和渭河一、二级阶地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海拔483.2-361.7米。

　　古时，阎良水利设施见诸史书者有秦时修建的郑国渠，由谷口东至阎良断塬，工程采用了“横绝技术”，即拦腰截断石川河水，将河水汇集到干渠之中以加大水量，过石川河到对岸的蛤蟆口再东流入洛水。利用北高南低地势，在阎良境内形成自流灌溉网，使之成为“无凶年”的沃野之地。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西汉所修白渠的北支渠由西入阎良境，东流入石川河，灌溉阎良大部分农田。北宋时，宰相寇准奏议引富平赵氏河水入栎阳县(今临潼栎阳镇)，所修之渠史称“莱公渠”。莱公渠由富平姚村流入阎良断塬，经新合、西广合、大小良村、渠弯村折流西南到三贤村，南流入栎阳，从而使阎良农田得以灌溉。由于以上水利设施的兴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农业经济中，阎良地区的生产力基本上是先进的，其经济也是不断繁荣的。

　　阎良镇北四华里的荆塬之上有一汉太上皇陵，是汉刘邦父刘墓。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刘卒于栎阳宫，葬万年陵。太上皇陵平地起坟，墓冢呈覆斗形，上小下大，平顶中间下凹，全用黄土筑成，显得庄严坚固。其形呈八角状，阎良人称为“八角冢”。刘邦在古栎阳城内特设万年县，下辖3万人口，以奉其父陵寝。太上皇陵背负高原，面临渭水，在刘邦看来，真是汉太上皇俯视儿孙万世帝业的一块风水宝地。今陵边长68米，高约17米，是阎良人上原休闲、旅游、观光的一个好去处。

　　乾隆年本《临潼县志》卷九记有阎良四景，现原录如下：

　　栎阳古都

　　栎阳面渭背荆，右拥丰岐之饶，左扼关河之险，秦献公自雍徙都与东国争衡，形势便利。汉高帝还定三秦亦都于此。《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车书一统，规模宏远，西京为最。若拓土开疆，可战可守，唯此实称雄图。今城郭虽废，气象犹存，赋黍离者盖不胜故都之感焉。

　　荆塬北障

　　荆塬为邑北界，绵亘数十里，与骊山南北相望，陂陀拥护如屏障然。

　　谷口春涨

　　栎阳西北田高，泾渠水不能到，因从断塬口堤石川河水以灌之，故断塬口亦名谷口。每值“春涨”，无论男女老幼皆执插争引，不几日而千顷弥漫，洵可乐也。今泾渠久塞，断塬口渠亦日渐低下，栎阳田亩无一能灌者，意欲筑防别引，未知克有戍否？

　　清川别墅

　　清河多藻荇，旭景平浮，清风徐引，满川绿摇翠幌，耀人心目。张氏筑囿于此旁，草屋数椽，野蔬半亩，抱瓮灌畦，优游自适。余额其门曰“得闲园”。盖自苦不得闲，而深羡慕之也。

　　这“四景”，对古阎良的地理、军事、政治、农事活动、人文景观等作了多方面真实的描述，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

　　(二)

　　山西《大槐树志》记载：永乐年间，直、鲁、豫、秦等省，受元末兵荒灾歉，居民丧之殆尽。徙太原、平阳、洪洞、蒲、绛等处人民，动辄数十万户，前往填殖，并非专迁洪洞人也……盖因迁徙之时，驱各属人民于洪洞大槐树下，由此点齐分遗，临别纪念，永久弗忘。明初晋民来陕落户阎良，是当时政府有计划、有组织、有安排的移民活动。阎良镇薛雷村、万仙屯、蒲家、张大夫、纪家等村屯就是晋民移到阎良后建起的村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恢复，阎良不仅改变了元末遗留下的残败局面，并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今阎良大地，由明代兴。”

　　清同治元年(1862)五月，陕西省东部发生了回民起义，战争的结果，使东起大荔，西止泾阳，南北宽达几十里的渭河北岸，又一次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破坏。阎良镇境人口损失大半，许多村落被毁，大量农田荒芜。光绪三年(1877)的关中大旱，阎良持续三年无雨，城乡凋敞，几乎成为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光绪十年前后，山东移民相继来陕，阎良镇的官路、万南、大小良村、聂家、民理、三合、凤凰、安芦、农兴、昌平、东来、徐家、郑家、谭家、莱芜、阎家、民合等都是山东移民建起的新村。这一山东移民活动在阎良镇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移民落户阎良镇，早者人均可得到一二十亩土地，或给本地老户要些地亩，晚到者就多少要付些代价。好在地价不贵，土地容易到手。但来后吃、住、耕畜、籽种要自己解决。因此，移民来后许多人都先给老户做长工、打短工，兼种自己一些土地。有些还兼做小本买卖，赚些口粮。不少人家初来时住庙宇、戏楼，以后才逐渐盖起几间草房。他们聚族而居，生生不息，艰苦创业，人口迅速增长，对恢复和发展阎良镇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东潼关外大片国土沦陷，一些河南逃难之人扶老携幼，肩挑破旧家具，主要经渭南和咸阳，迁来阎良镇。他们不少人家在阎良火车站和阎良街挖地窖、搭起茅草屋居住下来。这些人迫于生计出卖苦力，干起手艺活，开砖瓦窑、打铁，挑起货郎担走街串乡或沿门乞讨。个别幸运者在阎良火车站组建起“脚子班”，承担起车站货物的装卸、搬运工作；更有幸者还可加入到火车站机务、车务、护路等单位。六七十年来，河南移民已成为今阎良籍城市居民中数量可观、在铁路系统就业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阎良镇之南六华里处有一三贤村。清康熙年间的《临潼县志》记载：这个村原有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都十分孝敬父母，是远近闻名的孝子。父母在临终前忠告他们：“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亲善邻里，端正处事，除非院中紫荆树枯，绝不能分房而住。”田氏兄弟恭遵父母遗言，竭诚团结无异。然其小弟田广之妻心生异端，为达到分家目的，某日夜偷偷用沸水浇树，致使紫荆树枯萎。弟兄三人抱树痛哭，悲泣欲绝，叹惜树枯家败矣！谁知汪汪泪水、慈善之心竟唤起枯树重绿，兄弟三人又团聚一起，永不分离。从此后这个村便以“三贤”得名。清末出版的《三言》选本《今古奇观》首篇中的《三人哭活紫荆树》即指此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阎良镇阎良籍人有万余人，他们之中又有本地人、山东人、河南人之分。那时飞机城始建，相继又有东北、上海、苏杭等五湖四海之人来此汇聚，且人数超过阎良籍人数的数倍。他们带来的各地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沉积，重新排列组合。在数平方公里的阎良城区，形成了阎良镇新的多元文化。它容纳了我国南北文化的精华，在中外交流中不保守、层次高、易融于世界先进文化中，堪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先进文化的一部分。现在的阎良人正像哭活紫荆树的三贤村兄弟那样，紧密团结、相互帮助、文明和谐、友好相处，为建设阎良飞机城而努力工作，努力劳动着。

　　(三)

　　古时，阎良镇荆塬下有一东西道路，它是渭河北岸一条交通大道，似较渭河南之道发展为早。三千年前发生的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巧断“虞芮之讼”记载的是：虞芮两国之君争田，久不能决，找周文王要求评断。入境后被周礼让之风所感，自动退还，并把所争之田作为间田，永结友好。这里所说的“入界”走的即是西周境从西岐东经泾阳、三原、阎良，再东渡黄河的一条大道。很久以来，阎良人称其为东西官马大道。自陇海铁路开通后，此道交通运输才较前始有衰退。直至解放前，兰州的皮货、白条水烟、药材，泾阳三原的蓼花糖、各种食品等物东运；东面大荔一带的黄花、大枣等土特产品西往的车辆仍然走此道，路经阎良镇停驻过夜休息。另外，阎良镇还有往南过渭河去临潼县、向东南去渭南、向西南过黑策桥到高陵和西安的三条大道。以上四条道路1938年前均系土路，胶轮马车及其他车辆过往频繁，偶尔有汽车通过。民国三十三年(1944)后，道路有所改善，不断有汽车往来。但路面狭窄、坑凹不平，又无专业养护队伍，因此，民国以前的阎良镇实无一条公路可言。四条大道在镇境总长57华里。除此，阎良镇各保各村间还有乡间道路共18条，全长174.5华里，均属田间土路，既为农业生产服务，又方便集市贸易。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部各省相继沦陷，陕境煤炭日渐减少，而工厂大量西迁，人民纷纷西移，陇海铁路陕西段运输任务剧增。因此开发北潼关煤炭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于是，从咸阳到北潼关铁路逐段赶修，1939年底咸铜铁路通车到阎良镇。在境内设有阎良、大程两个车站。大程车站是个只供旅客上下的小站，无有货运设施和业务。阎良火车站建在阎良镇南门外约200米处，兼营客货业务。

　　阎良镇山东村庄受老家生产观念的影响，早有人家在家中从事着大织机手工织布业。织成的布幅宽三尺八九寸，每日一机可织十丈，重约八市斤，称之一匹，人称“洋布”。每匹布可赚钱折合小麦五斗，比当地原有织机提高功效十多倍。

　　抗战爆发后，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陕西及西北各省的棉布供应顿成问题，抗日军队需要棉布，百姓生活也需要棉布。阎良镇北距陕甘宁边区不远，咸铜铁路已通车，于是，大织机手工织布业在阎良迅速发展起来。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统计，阎良镇有10506人，土地面积83353.25亩，种植棉花20000亩，年产皮棉60余万斤，大织机共计1945张，遍布阎良各村庄，山东人几乎户户有机。一般情况下，一张织机需三人劳作：一人浆线，一人倒线，一人织布。拥有一张织机的家需全家劳作，有的还需雇请帮工。一些大织机户，常拥有三五张，个别大户，如谭家谭正新、谭得道两家，各有十五六张织机。大织机织的布大部分是白平布，也有少量的花格呢布。这些布一部分交往西安供军需之用，更多的则由机户在本镇布匹市场交易。买布之人不仅有本镇的布匹商人，更多的则是来自甘、宁、青远路的大宗采购商及省内各处的商人。1941年后，阎良镇由原来的二、七逢会，又加五、十，即每十日有四天过会。当时1945张织机，每日估算至少需用15560斤棉线。这些棉线一半是来自宝鸡申新纱厂、咸阳黄鹤楼纱厂、西安大华纱厂纺的“洋纱”，可作经线之用；另一半则是来至本镇及附近县、镇农家自纺的“土线”，作纬线用。阎良镇土线交易设在镇中街路南线市场。每逢集日，上午九十点，各处客商和赶集之人在街道已形成人的洪流。若到正午，从街东头挤到街西头，少说也得半个小时。特别在街道中段的布线市场真是人挤人很难通过。

　　据1942年统计，阎良镇各行业开设的店铺有：杂货铺九家、粟花店(粮棉)五家、肉铺三家、旅店五家、饭店六家、自行车修理铺五家、文具书店一家、人医诊所五家、兽医一家、木器店二家、木场一家、盐店三家、理发部三家、铁匠铺五家、银匠楼三家、药铺四家、缝纫店三家、染房三家、车马大店二家、瓷器店三家、油坊一家、皮匠二家。这些店铺都有固定的门面，分别坐落在正街南北两旁，构成镇上商业的主体。经营的商品既有远道而来的洋布、绸缎、铝制品、洋瓷制品、“西洋”玩具、各种香烟，也有西安及三秦大地的各种名优产品，如西凤白酒、各种食品、潼关酱菜、蒲城花炮、纸张、铁器，南北二山户的木耳、核桃及山杂土货，还有四川卷烟、兰州水烟、山西的潞盐等。每逢集日，货郎担及小本经营户就地摆摊设点，他们的商品小而全，钢针、花线、纽扣、胭脂、刀剪、玩具、各种皮制品、笼筐、油漆、颜料、眼镜、农器家具等应有尽有。为方便买卖，商会将菜市场设在东关，猪羊市场设在东门外两个坑里，牲口市场设在曾家巷外，线麻及麻秆市场设在后街。集日，小吃摊点约达30余家，甑糕、粽子、油糕、醪糟、凉粉、狗舌头油馍、羊杂糕、绿豆丸子、泡馍等遍布大街小巷。

　　抗战时期，由于土布业的兴起，咸铜铁路的通车，使阎良商业迅速崛起、兴旺发达。赶集人之多，店铺摊点之多，商贸交易量之大，是周边一些县城、大镇远不能相比的。当时最热闹繁华的地方在镇东门外。军武家羊肉泡，每个集日屠宰二三只大尾巴绵羊，河南老任家面馆擀面击起咣当、咣当的节奏声一直响到深夜。岳桂、云成饭馆宾客满堂，晚上店堂汽灯高悬直到天亮。吉利、逢春马车店及各家客店客人充盈。夏日的夜晚，店门外房檐下经常也睡满赶第二天早市的客商。刀客老五开的“官集”，逢会时门外摆有几十个木涵，供卖粮人倒粮以便买家观看成色和挑选，每个集日可交易粮食500石。富平姚村张联弟在镇上开的“天寿堂”中药铺，堂前摆放两张八仙桌子供坐堂医生诊脉、开处方，二三名店员熟练地在药斗前接方抓药。白水、蒲城及临潼渭北十二镇运到阎良的粮食直抵阎良火车站，车站“脚子班”要限时装上火车皮。1942年夏某日早晨，车站站台堆放的军麦被日寇红头飞机发现，遭到轰炸。

　　1942年春，镇上人在刀客老五开的盐店第一次观看到无声电影，国外都市、民众生活的镜头令人大开眼界，使人好奇，难以忘怀。那时西安及一些县剧团常来阎良镇演出。集日杂耍、魔术、跑马、说书、耍猴、拉西洋片者随地拉开场子助兴演出，围观看热闹的多是闲人，特别是小孩最多。

　　1945年，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阎良镇也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随着中国人民对沦陷区的接收，全国商品流通有了显著改善，阎良镇繁华的商业随之日渐冷淡起来。靠手工生产的棉布难以抗衡沿海大工业机织布，因而不少织机户停产倒闭。阎良镇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畸形地方手工业，自然而然地又走向正常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的商贸活动了。

　　阎良镇过去古庙会有两处：三月十八坡底村的娘娘庙会，四月初八庙前村古庙会。两庙会会期都在一个星期内，都有秦腔大戏为“神”助兴演出，都有地方强人借机设赌场、招引赌徒昼夜参赌收“份子”钱。不过四月八庙前村庙会正值小麦即将开镰收割之际，农器家具、牲口交易成了主要内容，货源充足、交易量大，引来了不少八方商客，其规模影响涉及周围数县。两处传统庙会年年举办，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四)

　　阎良百姓在历史上多遭苦难，但勤劳的人民战胜困难的意志、抵抗邪恶的精神却是一贯的，富有光荣传统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阎良地区就有林禄娃、张明轩(人称牛刀客)等多人参加了西安反正斗争。后来对“革命”失去信心，他们便回乡组成“渭北刀客”，独树旗帜，杀官兵替天行道，打财主杀富济贫，混打在军阀混战之中。民国十五年(1926)春，奉系军阀在河南的代理人刘镇华率十万之众企图占领西安。把守东潼关的陕军团长范文道(阎良镇谭家村人)及团副李森林(阎良镇官路村人)遭到叛变后的麻振武和刘军的腹背夹攻，致使潼关失守。4月12日，刘军包围了西安，麻军一路尾随，进驻阎良镇。阎良地面遭到麻军烧杀抢掠，不少人逃难他乡。阎良街几乎被焚，乡间村舍门窗无一完整，农器家具无一剩存。好多年后，年长的人提起此事，无不咬牙切齿地骂：“麻老九，日你妈，你把阎良糟蹋了个扎。”李虎、杨虎“二虎”坚守长安，守城将士精诚团结，殊死抵抗，在长达八个月旷日持久的坚守战中，许多阎良人为西安守城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事迹至今在人民中盛传不衰。西安反围城有力地策应了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军顺利北伐。1927年大革命时期，阎良人民就组织起农民协会，拿起农器家具就地交农，以反抗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1928年，阎良聂家堡有王殿英、张华林等人参加了渭华暴动。

　　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遭受三年大旱，赤地千里，全省灾民多达655万，其中死亡人数竟达200余万之多。阎良很多人逃向南北二山，未逃走人家为了糊口度日，只有卖地、卖房、卖家具，无有房屋土地可卖者，甚至卖儿卖女、典当妻子以度饥荒。当年农历十一月初某夜，突然天降大雪，连续一月不晴，平地雪厚三尺，死尸遍地，十分阴森恐怖。民国十九年，春暖解冻，饱受灾荒之苦的农民，勒紧裤带抢墒下种，禾苗倒还长势喜人。谁料五月底大批蝗虫遮天蔽日从西飞来，庄稼全被吃光。那时，土匪群起，遍地狼烟，一些贪婪之徒趁机抢劫烧杀，扰害人民，加之恶狼常越墙钻洞进村觅食伤生，百姓更恐惧不安。北塬铁锨沟和石川河、清河河道中群狼经常出没，阎良街南“十坊院”竟有恶狼潜隐破庙之中，甚至在白昼也敢进街。民国二十一年九月，阎良地面传染病“虎烈拉”流行。人一染上此病多则一天，少则半天就没命了。镇内几乎村村都有传染、死人，甚至绝户。在这场劫难中，街道曾家巷之人全逃向北山；断塬子朱村逃走15户，后仅回10户，另五户是死是活至今不知；凤凰村东头原有四大姓，魏姓四支逃走三支，张姓两支全逃，芦姓五支全逃，唯贾姓没走。

　　民国三十年(1941)国民政府为强化统治推行保甲制。阎良镇公所编制为：镇长、副镇长、镇队副各一人；文化股由中心小学校长兼；户籍、文书、会计、主任各一人，干事三人。镇政府有镇丁约20余人，驻阎良镇东门楼楼之上。当时，镇上还驻有：临潼县警察局阎良镇警察派出所，编制约20人；税务和邮政代办所；中央银行临潼县分行阎良镇支行；火车站护路队及青红帮组织等。这些党政军警、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恶霸地主常勾结一起，盘剥群众、无恶不作。

　　阎良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各种反动势力的统治压迫，而是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孙旭斌，阎良镇坡底村人，在亲戚习仲勋引导下，13岁开始做革命工作，1935年春，正式加入陕北红26军，担任少先队队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一师通讯排任排长。1936年11月，孙旭斌奉命带着30名十五六岁的小红军战士回到阎良镇扩红。他们便衣化装，以打短工、做零活为掩护走街串乡，接触贫苦孩子，启发其阶级觉悟，劝他们参加红军。“双十二”事变爆发后，红军总部进驻泾阳县云阳镇，很快为他们送来枪支、衣物。孙召集小红军战士驻进阎良镇西头“二老爷”家，公开了红军身份。每天早晨在街西打麦场出操、训练、唱歌，进行抗日演讲。此举招来许多群众围观，特别是青少年更为羡慕。不到一月时间，他们便在阎良镇及周边地区扩红130余人。1936年12月，孙带着这支新扩的红军到达三原西阳镇，全部交给红一师一团陈正相团长。

　　王治德，阎良镇聂家人。1933年只身去张家口寻找本村时任十八师师长的许权中要求参加抗日同盟军。1934年回家，动员有志青年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救国十人团”。1938年又成立了渭北“西北青年救国会”。1942年，其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胡宗南一个骑兵连于9月上旬一天半夜包围聂家捉拿王治德。由于事前得到情报，在本村地下党员聂景堂、聂志强、赵学文、王殿英的掩护下，王治德进了边区。1946年夏，新四军在李先念、王震的率领下从中原地区突围，主力部队一部分到达陕南，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形势需要，党中央调派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去任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兼部队政治委员和政府主席。他们离开马栏后，汪锋一路扮作国民党二十二军少将参谋长，王治德和胡达明扮成上尉随从副官和参谋，一行六人分乘三匹战马、两头骡子，活像国民党高级将领巡视工作的一支小分队。8月18日午后到达阎良镇铁锨沟。稍事休息后下塬到阎良镇街西，经凤凰村、木匠杨村到达聂家。在地下党安排下，六人分住聂家、老仵堡，安全休息了三四天。8月23日深夜，他们离开阎良，渡渭河，继续向陕南走去。

　　1946年11月下旬，阎良镇地下党员王殿英、穆春发、王福元三人又护送新四军五师副政委戴季英和张经武、顾大春、吴若崖等五人由蓝田经阎良镇到达延安。

　　阎良小学是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千元大洋于1935年建起的一所完全小学。在全民族抗战之际，学校政治空气浓厚，组织的救亡宣传队经常演出。演出的话剧、唱的歌曲对各界民众教育深刻，影响深远。那时阎良镇地下党贯彻执行白区工作的新方针——隐蔽精干、开展合法斗争，组织安排部分党员打入敌人基层政权，建立“外白内红”的两面政权。于是，共产党员亓彦斌、刘一青等人便分别到一些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为党工作。当时阎良地区地下党统战工作做的很有成绩，镇上具有实力的人物“牛刀客”张明轩、小良村的亓彦成和薛雷村的雷志纯(阎良镇副镇长)等人都已成为共产党比较可靠的朋友。

　　1948年，解放战争不断推进，全国胜利在望。阎良镇敌我斗争更加激烈，已有绳张西荒地余德丰等共产党人拿起武器，建立起武装组织，秘密活动在镇境。1949年阴历四月初八，阎良镇彻底获得解放，从此阎良的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五)

　　新生的阎良镇人民政权为“临潼县第九区人民政府”。其编制为：区长、副区长、区委书记、副书记、民兵营长、财经助理员、建设助理员各一人，干事四人，共计11人。新政权对旧的保甲政权维持约半月之后，将保改为“乡”。一乡乡政府驻官路村、二乡驻庙前村、三乡驻三贤村、四乡驻聚合村、五乡驻中和村、六乡驻东任村、七乡驻阎良街。九区人民政府领导全镇人民开展了支前、镇反、动员参加志愿军、进行土地改革、取缔反革命封建迷信组织一贯道、组织互助组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后，全镇一派欣欣向荣，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区乡干部与百姓打成一片，犹如鱼水一般。

　　1953年2月3日，阎良九区接到临潼县下达的国家决定在阎良镇铁路南10华里处修建一个机场的决定。3月29日破土动工，9月10日竣工，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机场。1954年7月，交由空军十一航校使用。此间，镇境修建了飞机场——阎良火车站第一条正式的沙石公路(阎良人称斜斜路)。修建机场时为了运料方便，又修了阎良火车站西闸口经凤凰、安芦、南孙、三贤到机场的火车专用铁路线。

　　1954年4月20日，临潼县民政局第227号文件要求修建由阎良火车站至三原苇之的公路，全长12200米，宽12米，阎良境内征用土地219.6亩。此条公路基本上是在原阎良镇东西官马大道的基础上，由“民工建勤”拓宽路面修成的。这是阎良镇通三原的第一条沙石公路。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3月，国家计委批准待建的中型轰炸机工厂由甘肃张掖迁到阎良镇。5月8日开始动工修建。该厂代号“172”，是我国“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由苏联援助建设。1960年五六月份，中苏关系彻底破裂，7月份在华专家撤退。接着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直到1966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172厂才基本建成。

　　1966年6月25日飞行研究院迁来阎良镇，接收空军在阎良的十一航校，从而结束了我国没有飞行试验研究机构的历史。

　　1963年底，阎良镇境内已有部、省属企业和县办事业单位30余个，城镇人口已愈3万人。这时，阎良镇地方党政机构、市政设施建设和管理、社会生活服务和物资供应等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相当于县级的省辖特区或西安市辖的远郊区的呼声愈来愈迫切。于是，1966年6月4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报经国务院批准，将临潼县阎良镇从1966年8月1日起划归西安市管辖，设立“西安市阎良区”，区政府驻地在今延安街中段。此时的阎良区南北长7.2公里，东西宽6公里，总面积约22.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0556亩，城区面积约7平方公里。

　　阎良古镇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境内有不少遗址、遗道、陵址等古文物遗存。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境内荆塬、清河、石川河、沟川处多为屯兵养马之地。此外，还有道、佛、天主、基督等宗教建筑和遗址多处。

　　在阎良镇西北六华里荆山塬半坡上过去有一龙游宫，传说汉武帝曾幸游于此。据说，有一年，汉武帝来荆山游“望名寺”，只见庙门南半塬上长着一棵参天古柏，茎干有三搂粗，粗糙的树干上呈现出狮子滚绣球和九龙戏水等图像，微风吹来枝叶摆动，龙狮摇头，像是向皇上行叩头拜见礼。武帝见状大喜，遂赐名为“神柏”(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神柏被伐)。在古柏的北面矗立着一座碑石，碑文说“望名寺”是当初汉高祖为太上皇陵修的一座寺院。古柏之南有一眼水井，虽在高岗之上，水深不足一丈，但清澈见底，味甜可口，烧茶煮饭味道香美。武帝到方丈坐定以后，和尚请武帝赐寺名，武帝御笔亲书“龙游宫”三字。回京后，立即拨库银2万两，重修“望名寺”。唐贞观时，曾将龙游宫辟为皇家道观，名盛一时。

　　1971年6月，西韩铁路阎良至禹门口段通车营运，阎良火车站迁至新站，且车站移向铁道南，面向172厂。1975年，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从凤翔迁来阎良。20世纪80年代初，阎良乡政府(当时的阎良区是一乡一区)各办事机构及其人员也陆续迁往铁路南600米处凤凰街南段的新院办公。

　　上街赶集，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群众的商品交换形式。为获得农具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或者为了丁点零花钱，农民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固定的日子拿到集市上出售或交换，就叫赶集或上街。赶集虽说是小买小卖，但却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种经济行为，对于促进商品流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于是，为了铲除“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那时的打办(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等单位联合行动，每到阎良镇二、七逢会便驱赶、拦截群众上街赶集。就这样，古镇阎良街集市被人为地硬性取缔。当然，随着乡政府及阎良的交通、文化、商业、教育、卫生等中心南移后，阎良街随之也失去了往日的繁荣，由镇变为了自然村。

　　今日的阎良，已是一个集飞机研究设计、生产制造、试飞鉴定、科研教学于一体的航空城，其影响和声誉远比阎良古镇大得多。随着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园的开发与建设，我们相信未来的阎良必将走向世界，成为一个让华人骄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