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新注

第9节三传以事解经之比较

　　《春秋》三传，注意之重点有所不同。《公羊》、《谷梁》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

　　较为重视诠释经文字句，推阐《春秋》的“微言大义”，而于相关史实，记载不够详备。《左传》虽然也重视阐发经义，但与《公羊》、《谷梁》相比，它更偏重于补充史实。后人对三传叙事之差别时有论及，并多以此来判定其是否传经，但对三传叙事的具体情况却很少予以剖析。这里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三传以事解经之数量及其异同

　　（一）数量

　　《左传》与《春秋》记载对应的条目，大约有1300条，其中绝大多数主要是通过补充事实来帮助人们理解《春秋》。《公羊传》共约570条，《谷梁传》共约750条，两书多数条目涉及史实或与史实相关。两传比较具体地叙述事件以资解经者，《公羊传》有50余条，《谷梁传》有30余条。为了便于比照按核，兹将有关条目列举如次。

　　《公羊传》：隐公三年，宋庄公弑与夷；四年，鲁公子翚弑隐公；桓公十一年，宋执祭仲，使之出忽立突；庄公元年，齐侯杀桓公；四年，齐灭纪；六年，齐侯归卫宝之言；十二年，宋万弑闵公；十三年，柯之盟；二十四年，曹羁出奔；二十七年，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诸人关系；三十二年，季友杀公子牙；闵公元年，邓扈乐杀子般；二年，郑弃其师；僖公元年，齐桓公杀姜氏；季友、公子庆父事；二年，晋师灭夏阳；三年，阳谷之会誓言；四年，齐人执袁涛途；九年，葵丘之会；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晋杀其大夫里克；十八年，宋公伐齐；二十一年，楚人执宋公；二十二年，楚、宋战于泓；二十八年，晋侯伐卫，晋人执卫侯；三十三年，蹇叔谏秦穆公及弦高犒师事；文公十一年，长狄之事；十四年，晋人纳接菑；宣公六年，晋赵盾弑其君；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公二年，逢丑父免齐侯；八年，晋侯使鲁归汶阳之田于齐；十五年，仲婴齐事；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十七年，公孙婴齐事；襄公元年，宋华元围彭城；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七年，卫杀宁喜；二十九年，吴季札让国事；三十年，宋伯姬之死，澶渊之盟；昭公四年，楚执齐庆封；十三年，楚公子比弑灵王；二十年，曹公子喜时让国事；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三十一年，叔术事；定公四年，吴伐楚；八年，阳虎、季氏事；哀公三年，石曼姑事；六年，齐陈乞立公子阳生。

　　《谷梁传》：庄公九年，小白入齐；十七年，齐人歼于遂；僖公元年，公子友获莒挐；二年，晋假道灭夏阳灭虢举虞；三年，阳谷之会；九年，葵丘之盟；十年，晋杀里克；十二年，楚人灭黄；十九年，梁亡；二十二年，泓之战；三十三年，殽之战；文公六年，晋杀阳处父；十一年，长狄事；十四年，晋人纳捷菑；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成公元年，晋郤克等聘于齐；二年，齐侯使国佐如师；五年，梁山崩；襄公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三年，臧孙纥出奔；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而卒；二十七年，卫侯之弟出奔；三十年，伯姬之死；昭公四年，楚子杀齐庆封；十八年，郑灾；十九年，许世子弑其君；二十九年，叔倪卒；三十一年，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定公四年，伍子胥及蔡昭侯事；十年，颊谷之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

　　以上所举《公羊》、《谷梁》叙述史实解经之例，已经初步证明了两书对历史事实的关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书未能像《左传》那样广泛系统地采用史实来解经，根本的原因并非《公羊》、《谷梁》的作者主观上不愿意那样做，而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准确充分地占有史料。关于此点，后文将详细分析论述。

　　（二）异同

　　严格地说，《左传》以事解经的条目，所述事实与《公羊》、《谷梁》完全相同的几乎没有。如作大致的划分，三传所载相关事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左传》与《公羊》、《谷梁》记载基本相同，或叙述事件的角度不尽相同而主要内容并无明显矛盾，可以相通。第二类，《左传》与《公羊》、《谷梁》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左传》与《公羊》、《谷梁》基本相同或可以相通的条目有：《公羊传》、《谷梁传》载晋假道伐虢（僖公二年），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晋败秦于殽（僖公三十三年）、宋伯姬事（襄公三十年）。《公羊传》载郑弃其师（闵公二年），公子庆父事（僖公元年），晋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僖公十年），取济西田（僖公三十一年），晋赵盾弑其君（宣公六年），晋侯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成公八年），卫侯之弟奔晋（襄公二十七年）。《谷梁传》载齐人歼于遂（庄公十七年），陈杀泄冶事（宣公九年），梁山崩（成公五年），楚子杀齐庆封（昭公四年）。

　　《左传》与两传存在明显差异且难以调和者如：《公羊传》、《谷梁传》载晋人纳接菑（文公十四年），弑郑伯事（襄公七年）。《公羊传》载纪侯大去其国（庄公四年），齐人执陈袁涛途（僖公四年），晋侯侵曹伐卫（僖公二十八年），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曹伯归自京师（成公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成公十六年），公孙婴齐卒（成公十七年），栾盈复入于晋（襄公二十三年）。《谷梁传》载公子友获莒挐（僖公元年），蔡侯东出奔楚（昭公二十一年）。

　　《左传》与《公羊》、《谷梁》在轻重详略上也存在差异。一般说来，《左传》以事解经的方法运用较广，因此，经文的许多条目只有《左传》补充史实，而《公羊》、《谷梁》则不见相应的记载，也有的《公羊》、《谷梁》虽有补充而不如《左传》详赡。但也有少数条目正好相反：或者《公》、《谷》涉及有关事件而《左传》无之，或者《公》、《谷》叙述详于《左传》。两传补充史实而《左传》无相应条目者如：《公羊传》、《谷梁传》载阳谷之会（僖公三年），伍子胥事（定公四年）。《公羊传》载曹羁出奔（庄公二十四年），仲婴齐事（成公十五年）。《谷梁传》载叔倪卒（昭公二十九年），晋侯使荀栎来唁公（昭公三十一年）。两传叙事详于《左传》者如：《公羊传》、《谷梁传》载晋假道伐虢（僖公二年），宋伯姬事（襄公三十年）。《公羊传》载柯之盟（庄公十三年），楚人来献捷（僖公二十一年）。《谷梁传》载齐人歼于遂（庄公十七年），楚人灭黄（僖公十二年），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梁山崩（成公五年），黄池之会（哀公十三年）。

　　《公羊》、《谷梁》直接叙事解经者共80余条。这些条目从十几字、几十字至数百字不等（最多者达600余字），与《左传》以事解经性质完全相同。此外，在更多的条目中，《公羊》、《谷梁》虽然没有叙述具体事件，但同样是以史实为依据来阐释经义的。此类条文触目皆是，无须列举。

　　二、三传以事解经之优劣

　　以事解经是三传共同采用的方法。三传许多条目对经文的阐释都以事实为基础，它们对史料的把握是否准确，运用是否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条目可信与否。

　　从总体上说，《公羊》、《谷梁》以事解经明显不如《左传》，这不仅表现在运用史料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史料的质量和运用史料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方面。这里拟举出最主要的几点来加以论述。

　　（一）《公》、《谷》叙事多误

　　《公羊》、《谷梁》对史实的记述及理解多有谬误失实之处。如：

　　例一：

　　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羊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谷梁传》：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公羊》、《谷梁》都认为公叔段为郑伯所杀。而《左传》载此事最终结局云：“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入许，谓许叔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左传》隐公元年云：“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杜预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在鄂，谓之鄂侯。”相关事实及“共叔”之称呼都可证叔段并未被杀。据此知《公羊》、《谷梁》训“克”为“杀”、“能杀”，实因不明事实而曲解经文。

　　例二：

　　僖公十七年《经》：夏，灭项。

　　《公羊传》：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谷梁传》：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宋黄仲炎曰：“十七年）夏，灭项。鲁灭之也。案《左氏》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故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据《经》书：‘夏，灭项。’犹言‘夏，取邿；秋，取根牟’。则《左氏》之说信矣。二传谓齐灭之而《经》为之讳者妄也。若齐实灭项而《经》为之讳，遂以鲁灭之辞书，则鲁何罪哉？”考之史实，揆诸情理，参以《春秋》行文之例，灭项者应为鲁国而非齐国。

　　例三：

　　僖公十九年《经》：己酉，邾娄人执鄫子，用之。

　　《公羊传》：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黄仲炎：《春秋通说》卷六“僖公下”。

　　其鼻以血社也。

　　《谷梁传》：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据《左传》，“用之”指将鄫子用于祭祀。其文云：“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载主使者为宋襄公，并说明用鄫子于何处及其目的，联系前后经传应属可信。司马子鱼的话，则更确凿无疑地说明了“用”的具体含义。“用”指杀人以祭，经传不乏其例。如，昭公十一年《经》云：“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谷梁传》云：“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与楚杀也。”《左传》云：“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谷梁传》解释同类事物前后参差，实由不明事实所致。

　　例四：

　　文公十四年《经》：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公羊传》：单伯之罪何？道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则曷为不言齐人执单伯及子叔姬？内辞也。使若异罪然。

　　《谷梁传》：私罪也。单伯淫于齐，齐人执之。叔姬同罪也。

　　昭公十一年《公羊传》云：“恶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盖以筑防也。”解说迂曲而措辞闪烁，未可信从。

　　《公羊》、《谷梁》的理解，与事实相去甚远。《左传》云：“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傅隶朴云：“叔姬归齐昭公，生舍，昭公死，舍立，商人弑舍而自立，齐人不讨其弑君之罪，一心拥戴他，于是襄仲请求天王遣使代向齐国求让叔姬回鲁。齐人迁怒于王使，使执单伯以抗王命，并执子叔姬以辱鲁。据此事实，王室之微，鲁国之弱，齐之无道，均不言而喻。此左氏举事见义的笔法。……赵鹏飞斥二传道：‘《公》、《谷》以淫目之，不达经文，不探事实，妄疵人矣！’”例五：

　　成公元年《经》：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

　　《谷梁传》：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

　　《左传》云：“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秋，王人来告败。”周与戎存有嫌隙，由来已久。《左传》文公十七年云：“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杜预注：“为成元年晋侯平戎于王张本。”文公十七年至成公元年历二十年，而周与戎积怨未消，故由晋国出面调停。其事已成，不料又旁生枝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文公十四年》。

　　节，致使王师败绩。《左传》叙述事件因果、时间、地点、过程翔实可信，足证《公》、《谷》之谬。

　　此外，《公羊传》、《谷梁传》叙事失实或对史实理解有误者随处可见。其明显者，如：《公羊》、《谷梁》隐公二年分别以夫人子氏为隐公之母、隐公之妻，隐公三年以尹氏（《左传》作“君氏”）为天子之大夫，桓公五年释陈侯鲍卒之日期有二，桓公十二年载郑师伐宋战于宋，庄公三年葬桓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文公十二年子叔姬事，文公十四年纳接菑事，文公十五年以子叔姬为有罪。《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栾盈入于晋，昭公十一年楚执蔡世子用之，昭公十二年释伯于阳为公子阳生，昭公十九年许世子事，昭公二十五年秋再雩。《谷梁传》隐公元年以惠公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六年子同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御寇事，僖公二十五年纳顿子事，襄公六年莒人灭缯，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事，定公十二年堕郈事。

　　《公羊传》、《谷梁传》记述事件，多半与阐发《春秋》之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一旦搞错，在此基础上推衍的所谓“微言大义”，自不免破绽百出。

　　（二）《公》、《谷》含混空泛

　　《公羊》、《谷梁》涉及事件往往失之含混浮泛。如：

　　例一：

　　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地。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

　　例二：

　　桓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传》：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

　　《谷梁传》：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例三：

　　庄公十八年《经》：夏，公追戎于济西。

　　《公羊传》：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

　　《谷梁传》：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于济西者，大之也。何大焉？为公之追之也。

　　例四：

　　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传》：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例五：

　　僖公五年《经》：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公羊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谷梁传》：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

　　如上所举，在例一中，《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且云桓之所以贵，乃因其母贵，又云隐、桓“其为尊卑也微”。但桓公与他的母亲到底是什么身份，桓公与隐公关系究竟如何，却始终未能说清。《谷梁传》以为隐公让桓不正，又云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邪心”，说法与《公羊传》不同，也同样没有讲出所以然来。例二，《公羊传》以为《春秋》贤孔父，又云孔父义形于色，《谷梁传》与《公羊传》一样，谓“及”有“累”的意思，指从君而死，然两传不能详知事件过程，这些说法也显得空泛。例三，《公羊》、《谷梁》两传不知戎有伐鲁之事，而煞费苦心地解释公追戎于济西这后一半事实，同样浮泛不着边际。例四、例五，一为闵公被弑，一为晋侯杀其太子，《公羊》、《谷梁》对其事实均予确认，并据此加以发挥，解说《春秋》之义，但事件过程既付阙如，说理也就显得空洞。这类例子，《公羊》、《谷梁》都略于事实，因此解经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含糊其辞。《左传》据事直书，或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稍加点拨，主要以事实说话，效果就好得多。《左传》解经胜于《公羊》、《谷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公》、《谷》针对性不强

　　《公羊》、《谷梁》以事解经的条目，在对应经文方面多不及《左传》，叙事轻重失当，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条目时有所见。如：隐公三年，《经》书“宋公和卒”，《公羊》无传，而于“葬宋缪公”条下详载宣公临终（在鲁惠公四十年）谓缪公之言，并及庄公弑与夷（桓公二年）事；隐公四年，《经》书“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载弑隐公事，而隐公十一年《经》书“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不及其事；桓公十八年，《经》书“公薨于齐”，《公羊》无传，而于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条下载夫人与弑桓公之事；庄公三十二年，《经》书“子般卒”，《公羊》无传，而于闵公元年载子般之弑；闵公二年，《经》书“公子庆父出奔莒”，《公羊》无传，而于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条下载公子庆父出奔及自杀事；僖公二年，《经》书“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谷梁》兼载取虢灭虞，而僖公五年《经》书“晋人执虞公”，《公》、《谷》不传其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以伐宋”，又书“释宋公”，《公羊》不传其事，而于“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条下载此二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二十三年，《经》书“宋公兹父卒”，《谷梁》不传其事，而于二十二年泓之战兼载此二事；宣公二年，《经》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獆”，《公羊》无传，而于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条下详载赵盾弑君事；成公十三年，《经》书“曹伯庐卒于师”，《公羊》无传，而于昭公二十年“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载曹公子喜时让国事；定公四年，《经》书“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公羊》、《谷梁》述伍子胥干阖闾及楚拘蔡昭公事。

　　《公羊传》、《谷梁传》的这些条目，都未能做到与《春秋》相对应（《左传》相关条目则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公羊》、《谷梁》将一些史料运用于说明与此关系并不紧密的经文，因而这些条目叙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怀疑。如《公羊传》隐公四年叙公子翚弑隐公事，以为《春秋》不称翚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贬；《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叙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三人事，意在解释此年经文为何出现葬陈大夫的记载；《公羊传》僖公元年叙公子庆父事，是为了说明此年《春秋》何以称莒大夫之名；《公羊传》宣公六年载赵盾弑君事，是为了说明赵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复见；《公羊传》昭公二十年叙曹公子喜时让国事，是为了说明《春秋》“为贤者讳”的书法；《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叙叔术事，试图说明“贤者子孙宜有地”；《公羊传》、《谷梁传》定公四年叙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则是为了说明“吴何以称子”。这类条目，由于两传对《春秋》的理解失之牵强，所述事件也随之而失去意义。

　　三、三传以事解经差别之成因

　　三传以事解经的条目多寡有别，质量也有高下之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占有资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

　　《史通》谓《左氏》之义有三长，其文云：“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从《左传》叙事的实际情况看，作者显然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

　　《史通·申左》。

　　沈玉成云：“左传》全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与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杜预曾将《左传》与《竹书纪年》作过对比，指出“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

　　刘知几云：“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傑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左传》针对经文，系统记载二百余年间各国之事，且能言之凿凿，事必有据，足证《史记》所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为可信。

　　在史料把握方面，《公羊》、《谷梁》两传明显不如《左传》。这从两传的行文即可窥见其大略。

　　有时，《公羊》、《谷梁》明言某些史料未能掌握，只能不知为不知。如：

　　例一：

　　隐公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例二：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四章第一节“左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左传后序”。《史通·申左》。

　　隐公八年《经》：冬十有二月，无侅卒。《谷梁传》：无侅之名，未有闻焉。

　　例三：

　　桓公九年《经》：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公羊传》：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例四：

　　桓公十四年《经》：夏五。

　　《公羊传》：夏五者何？未闻焉尔。

　　例五：

　　文公十四年《经》：宋子哀来奔。

　　《公羊传》：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

　　《谷梁传》：其曰子哀，失之也。

　　另外，《公羊传》、《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叙长狄事，《公羊传》襄公二年载葬我小君齐姜、昭公三十一年黑弓以滥来奔，也都明言有“未知”者。

　　有时，因不能确认有关内容是否属实，《公羊》、《谷梁》行文往往著一“盖”字，以示传疑。如：

　　例一：

　　庄公三年《经》：五月，葬桓王。

　　《公羊传》：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

　　例二：

　　僖公元年《经》：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公羊传》：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范宁注云：“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

　　例三：

　　僖公二十五年《经》：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谷梁传》：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

　　例四：

　　定公四年《经》：庚辰，吴入楚。

　　《公羊传》：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谷梁传》：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例五：

　　哀公十二年《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传》：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上文所列之外，两传行文中用“盖”字的条目还有许多。《公羊传》有：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郑伯乞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缘陵；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十一年诸侯会萧鱼；昭公八年蒐于红；十一年大蒐于比蒲、楚师灭蔡执蔡世子用之；哀公四年蒲社灾。《谷梁传》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阅；庄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郑伯乞盟；定公十年颊谷之会。这些条目，两传都在有关内容前著一“盖”字，明示传疑。

　　与此相类似，《公羊传》有时用“其诸”一词，表示存疑。如：

　　例一：

　　桓公六年《经》：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传》：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

　　例二：

　　闵公元年《经》：冬，齐仲孙来。

　　《公羊传》：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例三：

　　宣公五年《经》：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

　　《公羊传》：何言乎高固之来？言叔姬之来而不言高固之来则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

　　《谷梁传》也有以“或者”表示存疑之例。

　　文公四年《经》云：“夏，逆妇姜于齐。”《谷梁传》云：“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

　　有时因传闻异辞，疑莫能明，《公羊》、《谷梁》干脆不加取舍，诸说并存。如：

　　例一：

　　隐公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谷梁传》：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例二：

　　庄公元年《经》：齐师迁纪郱、鄑、郚。

　　《谷梁传》：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

　　例三：

　　僖公元年《经》：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谷梁传》：其不言姜，以其杀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讳杀同姓也。

　　例四：

　　成公元年《经》：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

　　例五：

　　襄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阿。晋人执邾娄子。公至自伐齐。

　　《公羊传》：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曷为抑齐？为其亟伐也。或曰：为其骄蹇，使其世子处乎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两传诸说并存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两传称“或曰”的条目有：《公羊传》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成公十七年用郊。《谷梁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来；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战；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灾；二十五年有茲鹆来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宝玉大弓。其他如，《谷梁传》隐公八年“无侅卒”条称“或曰”、“或说曰”，庄公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条称“其一曰”，三年“桓王崩”条称“传曰”、“或曰”，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条称“其一传曰”，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条称“一曰”。

　　刘师培云：“观《左传》记事无盖词，《谷梁》于郭公诸条始著盖词，《公羊》所著则以十余计。盖词而外，《公》、《谷》兼用或词。《公羊》所云‘其诸’与‘或者’同，亦有直言‘无闻’者。又宣夫人、公子喜时诸条，《左传》所载至详，《公羊》则均言‘未知’。宣二年勇士，《左传》明言灵辄，《公羊》则言勇士某，此即刘歆所谓传闻与亲见不同也。《谷梁传》庄公七年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里讲“疑以传疑”实际上正可用来说明《公羊》、《谷梁》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无奈。《公羊》、《谷梁》所谓“无闻未闻未有闻未知”是承认不了解有关事实，盖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传曰或说曰之类，表明它们对某种判断没有把握。这类条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证明两传在占有史料方面存在缺憾。《春秋》文辞简约，记载史实，许多条目不详过程，只录结果，如法官之终审判决。而其原始资料，则如同办案之卷宗。想要说明法官判决的旨意及依据，当然不能信口开河，而应根据相关事实资料。文献不足，阙疑传疑，对于解经者来说，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如果凭借想象，甚或任意歪曲、编造，其结果必然造成谬误。《公羊》、《谷梁》解经出现的一些失误，与不明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1.成书背景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刘师培：《左盦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

　　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传《春秋》，为免时难，不能无所顾忌，都有意回避了详尽的事实材料。左丘明作传，情况却大不相同。《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离开事实，以空言说经，难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于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惧失《春秋》之旨，故依据史实，”具论其语而成《左氏春秋》。《公羊》、《谷梁》偏重义理，《左传》详于史实，与它们的成书背景不同有关。三传运用史实的诸多不同，也与此有关。

　　2.流传形式

　　《左传》成书，即著竹帛，定型较早。《公羊》、《谷梁》在早期则以口说流行。《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又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十口相传，难免失真。《公羊》、《谷梁》口耳相传，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以口说流行，没有一个定本，经师在讲授时发挥余地较大，容易掺进一些增饰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原本正确的东西也容易在流传中渐渐失真。特别是在旧史散佚、没有相关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这一看法，应当符合实情。

　　现在两传以“公羊”、“谷梁”命名，实际上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都综合了各家之说。《公羊传》称“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高子”、“公扈子”、“子公羊子”、“北宫子”，《谷梁传》称“谷梁子”、“尸子”、“沈子”，两传诸说并列的条文至少有数十条（已详前文），对诸家之说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当更多。兼综各家之说，加以比较、取舍，在某些具体的条目上可能会后来居上。但两传以口说流行，总的趋势是渐离本真。叶梦得曰：“公羊》、《谷梁》，吾不知其所从受，然其书《谷梁》间有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学者也。是其渊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闻而自相传受者耶？然而《谷梁》载尸子言初献六羽曰始厉乐矣，则非经意也。而《公羊》载鲁子言晋文公会温为温近而践土远，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妇姜于齐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宫子言晋执戎蛮子为辟伯晋而京师楚，司马子言齐人伐山戎为操之急，子女子言齐仲孙为吾仲孙，其去经意皆远甚，则二氏其亦多门而莫知所从欤？使数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门人，必不如是驳矣。”叶氏还认为《公羊》、《谷梁》因“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乖违”。孔子根据鲁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隐其“不可以书见”之内容，虽语焉不详，但当时典册俱在，七十子之徒生当其时，亲接夫子，了解有关史实，应非难事。史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

　　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

　　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亲授《春秋》，基本事实当不至有大误。孔门弟子对孔子笔削之意虽不敢轻易评论，而对其笔削的依据似无不知之理。即或疏于按核，退而异辞，也不致背离事实太多。后来鲁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样了。《公羊》、《谷梁》流传至今，史实谬误随处可见，上文已择其显者略加举证。古今学者谈及于此者，更是不可殚举。史实既失，解经基础便不可靠，阐释经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宋张洽云：“啖、赵[以]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事失所本，义离其真，两者互相影响，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顾颉刚认为“公》、《谷》之义，诚多牵强”，他在列举大量例证之后指出：“凡此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谷梁》尤甚焉。”四、结语刘知几将《左传》与《公羊》、《谷梁》进行比较，以为“二传之义有五短”，有云：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张洽：《春秋集注·纲领》。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四“春秋三传论”。

　　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璅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刘氏论三传长短及其原因，语多中肯，可资参考。《左传》与《公羊》、《谷梁》以事解经的区别，如数量多寡不一，叙事准确性有别，主要原因在于：《左传》依据简册，充分地占有了资料，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公羊》、《谷梁》则因史料匮乏，显得力不从心；《左传》早著竹帛，成书于鲁史散佚之前，故能叙事从容，如形目前，《公羊》、《谷梁》始以口说流传，历久而渐失其真，又于鲁史既亡之后方始写定，因此不免捉襟见肘。由此可以判断，《公羊》、《谷梁》未能更多地补充史实，有关记载多有谬误，实出无奈。

　　刘知几：《史通·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