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新注

第8节《春秋》大义存乎事实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这段话，是司马迁对《春秋》宗旨的概括。君弑国亡，诸侯奔走，为国家重大变故，《春秋》对此极为重视。本文试就这些方面作一综合分析，以说明事实对于理解经义的重要性。

　　一、弑君亡国之数字

　　《春秋繁露·盟会要》云：“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董仲舒的话，代表了《公羊》家言。《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封事》，亦称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刘向笃好《谷梁》，见于本传。据此知《公羊》、《谷梁》两家之说相同。

　　然案诸《春秋》，孔子书弑君止有25事：1.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2.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3.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4.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5.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6.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輓；7.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8.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9.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10.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11.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獆；12.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13.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14.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15.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16.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17.二十九年，阍弑吴子余祭；18.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19.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20.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溪；21.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22.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23.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24.哀公四年，盗弑蔡侯原本作“三十一”，梁玉绳等已指其谬。《说苑·建本》载公扈子之言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随之者也。”此与《太史公自序》盖同本于《公羊》家言。

　　申；25.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

　　《春秋》所谓“亡国五十二”，情况也与“弑君三十六”相类似。诸侯亡国，《春秋》书“灭”“亡”者止有27事：1.庄公十年，齐师灭谭；2.十三年，齐人灭遂；3.僖公五年，楚人灭弦；4.十二年，楚人灭黄；5.十七年，灭项；6.十九年，梁亡；7.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8.二十六年，楚人灭夔；9.文公四年，楚人灭江；10.五年，楚人灭六；11.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12.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13.十二年，楚子灭萧；14.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15.成公十七年，楚人灭舒庸；16.襄公六年，莒人灭鄫；17.六年，齐侯灭莱；18.十年，诸侯之师灭偪阳；19.二十五年，楚灭舒鸠；20.昭公四年，楚灭赖；21.十三年，吴灭州来；22.十七年，晋灭陆浑之戎；23.三十年，吴灭徐；24.定公四年，蔡灭沈；25.六年，郑灭许；26.十四年，楚灭顿；27.十五年，楚子灭胡。

　　很显然，如果仅是根据《春秋》的记载，就连“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说清楚，遑论其余？

　　二、其他事实之确定

　　其他弑君亡国事件的认定，必须联系传文所载事实。试分别言之。

　　（一）弑君

　　《春秋》国君为臣子所弑，有书“薨”者。如：

　　例一：

　　依《公羊》、《谷梁》所据经文。

　　隐公十一年《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传》：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洩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

　　例二：

　　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传》：初，公傅夺卜軏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軏贼公于武闱。

　　《春秋》有君弑而称“卒”者。

　　例一：

　　庄公三十二年《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传》：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徬，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

　　例二：

　　文公十八年《经》：冬十月，子卒。

　　《左传》：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

　　例三：

　　襄公七年《经》：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左传》：郑僖公之为大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子罕止之。及将会于釦，子驷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及鄵，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

　　例四：

　　昭公元年《经》：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传》：冬，楚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

　　例五：

　　哀公十年《经》：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

　　《左传》：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

　　杜注：以说吴。

　　《春秋》有君弑而不加载录者。

　　例一：

　　《左传》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例二：

　　《左传》桓公十七年：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

　　例三：

　　《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杜注：郑子，庄四年称伯，会诸侯。今见杀不称君无谥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礼成丧告诸侯。

　　例四：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晋公子重耳），不书，不告入也。……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

　　以上所举君弑而《春秋》书薨者二，书卒者五，不书者四，加上书弑者二十五事，合之正得三十六。（二）亡国《春秋》所书诸侯亡国，与“五十二”之数相去甚远。颜师古注《汉书》，列五十二国之名，而不能尽确。梁玉绳《史记志疑》通《春秋》与《左传》数之，亦不足五十二。但无论如何，他们通经、传计数这一方法是正确的。即使是《春秋》所涉及的事件，要确认其“亡国”之性质，有时也有赖于传文所提供的事实。《春秋》载诸国之灭，有云“入”者，有云“取”者，有云其君大去其国者，有云执其君者。如果不了解事实原委，很难将《春秋》的记载与亡国联系起来。

　　《春秋》有灭国而云“入”者如：

　　例一：

　　闵公二年《经》：十有二月，狄入卫。

　　《左传》：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

　　例二：

　　僖公三十三年《经》：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有将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十八年齐公子彭生杀鲁君计入弑君之数者，实误。《春秋》所谓“弑”，专指“臣弑君、子弑父”而言，经文载诸侯执杀之事甚多，均不在弑君之列。

　　《左传》：三十三年春，……（秦师）灭滑而还。例三：

　　哀公八年《经》：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左传》：八年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杀之。

　　《春秋》书入人国邑凡二十五例，绝大多数与灭国无关。如隐公二年云“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十年云“秋，宋人、卫人入郑”，“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等等，都仅仅是指侵入对方国邑。而狄入卫、秦人入滑、宋公入曹，则与一般意义上的“入”完全不同。要说清这三次“入”即“灭”，唯一的办法是讲清事实。故《左传》闵公二年称狄人“遂灭卫”，僖公三十三年载秦袭郑事，云秦师“灭滑而还”，哀公八年云“遂灭曹”。

　　《春秋》有灭国而云“取”者，如：

　　例一：

　　文公七年《经》：三月甲戌，取须句。

　　《左传》：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例二：

　　襄公十三年《经》：夏，取邿。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二十二年云：“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左传》：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

　　《春秋》书“取”，凡十余例，多指取邑。如：昭公元年，三月，取郓；四年，九月，取邿。《春秋》言取，或取其邑，或灭其国，既无定例，那么，要确定何者为取邑，何者为灭国，也只能根据事实。

　　《春秋》有国灭而云其君大去其国者，如：

　　庄公三年《经》：秋，纪季以酅入于齐。

　　《左传》：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

　　《左传》：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春秋》有灭国而云执其君者，如：

　　僖公五年《经》：冬，晋人执虞公。

　　《左传》：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春秋》书执诸侯之君十有二，绝大多数与亡国无关。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执曹伯；成公九年，晋人执郑伯；十五年，晋侯执曹伯；襄公十九年，晋人执邾子；哀公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春秋》言“执”既非灭国之同义语，执虞公为灭虞，也需赖事实而明。

　　以上所举，都是亡国而《春秋》不书“灭”、“亡”的例子。《春秋》中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如：

　　例一：

　　僖公二年《经》：虞师、晋师灭下阳。

　　《左传》：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

　　例二：

　　昭公二十四年《经》：冬，吴灭巢。

　　《左传》：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埸无备，邑能无亡乎？”……王及圉阳而还。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左传》文公十五年解释《春秋》书法云：“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之。”而襄公十三年又云：“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杜预注：“不用师徒，及用师徒而不劳，虽国亦曰取。敌人距战，斩获俘馘，用力难重，虽邑亦曰灭。（入）谓胜其国邑，不有其地。”

　　《春秋》言“灭”，多指灭国，但也可以是灭邑；书“入”，一般指入其邑，而有时也指胜其国，一般指胜其国邑而不有其地，有时也可能是灭其国而有其地；言“取”，可以是取邑，但也不排除取国。这样，言灭而实非灭，不言灭而实灭，交互错杂，离开事实，必然令人无所适从。

　　三、事实与经文大义

　　《春秋》有辞异而事同者，也有辞同而事异者。同类事件之间，情况也是千差万别。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于经文含义的理解。《春秋》所书弑君亡国之事，情况也是如此。事实对于理解此类条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彰明惩戒

　　《左传》宣公四年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春秋》所书弑君二十五例，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唯被弑之君称名，而不著弑者之名。另一类既称被弑君主之名，同时书弑者之名。第一类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称人以弑，一是称国以弑。兹各举一例。

　　先看称人以弑的例子：

　　襄公三十一年《经》：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传》：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汙。”言罪之在也。

　　此外，文公十六年《经》书“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书“齐人弑其君商人”，也都是称人以弑的例子。

　　再看称国以弑的例子：

　　成公十八年《经》：晋弑其君州蒲。

　　《公羊传》：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

　　《左传》成公十七年：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

　　十八年云：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

　　《公羊传》解释《春秋》书法之文，可与《左传》所载史实互相发明。此外，文公十八年，《经》书“莒弑其君庶其”，昭公二十七年书“吴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书“薛弑其君比”，也都是称国以弑的例子。

　　被弑君主称名而不称弑者之名，也有较为特殊的例子。如：

　　例一：

　　襄公二十九年《经》：阍弑吴子余祭。

　　《左传》：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杜注：言以刀，明近刑人。

　　例二：

　　哀公四年《经》：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弑蔡侯申。

　　《左传》：四年春，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杜注：贱者，故称盗。不言杀其君，贱盗也。

　　《春秋》或仅称被弑君主之名，或弑君与贼臣俱名，书法不同，罪罚之意向亦异。《左传》叙述事实，兼明书法，给人以切实明确之感。

　　《春秋》书弑，君臣同书名者，共有十六例，文辞及格式基本相同，都云“某国某人弑其君某人”，只有昭公十三年称“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溪”，标举地名，与其他各例小异。十六例中，晋赵盾、郑公子归生、楚公子比、许世子止、齐陈乞弑君五事，与史实出入较大，后文将作较为详尽的论析。即使是较为相似的其他十一起弑君事件，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宋殇公怒华父督杀孔父而娶其妻，因而被弑；齐襄公殒命，因其不守瓜代之诺言；宋闵公以戏言致祸；齐君舍无威寡助，终致丧生；卫侯剽遇弑，为宁喜欲掩其父出君之名；楚成王先立太子，后欲废之而又举棋不定，而遭逼宫；晋献公废嫡立庶，祸及其子。同是淫乱亡身，原因也不尽相同：陈灵公通于夏征舒之母而宣淫于朝；齐庄公私崔杼之妻而骤如崔氏；蔡景侯为子娶妇而通之。祸患之起因，种种不一，成败得失之理，内涵丰富，彼此不能完全替代。况且，活动于此类事件中的人物，既有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也有杀身成仁的忠臣义士，其他各色人等，不一而足。《春秋》褒贬善恶之义，绝非“某国某人弑其君某人”这样简单的表述所能穷尽。

　　《春秋》所书亡国之事，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这里先以僖公时期为限略举数例。

　　例一：

　　僖公五年《经》：楚人灭弦，弦子奔黄。

　　《左传》：楚斗穀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例二：

　　僖公十二年《经》：夏，楚人灭黄。

　　《左传》：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

　　例三：

　　僖公十九年《经》：梁亡。

　　《左传》：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例四：

　　僖公二十五年《经》：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左传》：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同姓也，故名。

　　例五：

　　僖公二十六年《经》：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左传》：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如上所举，诸国之亡，原因不尽相同，《春秋》惩戒之意也有不同：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不共楚职；弦子恃姻亲小国之睦于齐，不事楚，又不设备；夔子不祀先祖又从而为之辞；梁伯亟城疲民，自取灭亡；卫侯燬灭邢，为同姓相灭，故《春秋》称名以罪之。

　　其他灭国之事，如：齐侯出，过谭而谭不礼，入又不贺；诸侯会于北杏，而遂人不至；诸侯之会未退而鲁灭项；六人叛楚而即东夷；庸人因楚大饥，帅群蛮叛楚；众舒叛楚，楚灭舒蓼；赤狄潞氏之臣酆舒杀晋景公之姊；舒人道吴围巢，遂恃吴而不设备；鄫人恃赂；莱人恃谋；晋人欲封向戌而灭偪阳；鸠舒反覆无信；陆浑戎睦于楚，晋人托言祭祀而灭之；徐人不为吴子执二公子；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而灭之；郑因楚败灭许；顿子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吴入楚，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这些国家之所以灭亡，原因、背景有别，成败得失，可供借鉴之处实多。《公羊》、《谷梁》两传于有关事实多不能置辞，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二）阐发幽微

　　有时，《春秋》所载与史实并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并非作者无心之失，而是有意为之。《春秋》的“微言大义”恰恰隐含其中。在此种情况下，揭示事实真相显得尤为重要。试举例以明之。

　　例一：

　　宣公二年《经》：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左传》：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略去赵盾骤谏，灵公欲杀赵盾，赵盾自亡）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赵盾为古之良大夫，实不弑君，而《春秋》书其弑君之罪，只因其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此为《春秋》特笔而非实录。要说清蕴涵其中的复杂的含义，必须说清事实。《谷梁传》宣公二年云：“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公羊传》宣公六年云：“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獆。’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而何？赵盾之复国奈何？……（略晋灵公弹人而观避丸、肢解宰夫、赵盾进谏、灵公使勇士刺盾、伏甲攻盾诸事）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灵公之无道，赵盾之无辜而为法受恶，俱赖事实而后明。《春秋》加盾弑君之名而又不将他与一般乱臣贼子同等看待，舍事实尤为难知。《春秋繁露·玉杯》发挥《春秋》大义，也不离于事实：“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弑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独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案盾辞号呼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驯其终始，无弑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春秋》“视人所惑为立说”，是为了别嫌疑，明大义，如果撇开事实，只能是事与愿违，更加令人困惑。

　　例二：

　　宣公四年《经》：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郑灵公之弑，公子宋主谋，而公子归生为胁从。《春秋》不书公子宋之名而独书公子归生弑其君，意在分辨疑似，而不是一般史笔。《左传》详述其事，在此基础上解释《春秋》书法，必要性显而易见。《公羊》、《谷梁》于事实、书法均无其说，盖因不明史实所致。

　　例三：

　　昭公十三年《经》：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左传》：（观从）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强与之盟，入袭蔡。蔡公将食，见之而逃。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纳之，与之盟而遣之矣，将师而从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邓，依陈、蔡人以国。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

　　根据经文，公子比归楚而弑其君，事实似乎很清楚。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公羊传》云：“此弑其君，其言归何？归无恶于弑立也。归无恶于弑立者何？灵王为无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然后令于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后归者不得复其田里。众罢而去之。灵王经而死。”《谷梁传》云：“归而弑，不言归。言归，非弑也。归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归弑，比不弑也。”三传都认定灵王之弑别有隐情而不是一般的弑君之事：《谷梁传》更多的是猜测，《公羊传》指出公子比胁立，《左传》则将胁立之经过及整个事件的过程和盘托出。董仲舒以公子比事为别嫌疑之例（见后文），而嫌疑得以辨明，正得益于事实与《春秋》书法的对比。

　　例四：

　　昭公十九年《经》：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左传》：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许太子止进药，意在疗父之疾，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名。与其他各例相比较，此例与事实之间距离更大。孔子的本意，主要是为了使人们在某个方面知所警戒，而不是让许太子空受恶名。昭公十九年《经》：“冬，葬许悼公。”《公羊传》云：“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谷梁传》云：“日卒时葬，不使止为弑父也。……许世子止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春秋繁露·玉杯》更为明确地揭示了《春秋》书法的内涵：“臣之宜两传之文均见昭公十九年”冬，葬许悼公条。

　　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

　　例五：

　　哀公六年《经》：齐陈乞弑其君荼。

　　《左传》：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微子则不及此。然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敢布诸大夫。”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以齐国之困，困又有忧。少君不可以访，是以求长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复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使毛迁孺子于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葬诸殳冒淳。

　　主谋弑君者为公子阳生，《春秋》何以书陈乞？齐君荼非当立之人，三传均有说明。而且陈乞反对弑荼，至于泣下，似无弑君之嫌。然而齐君之弑，实由陈乞立阳生而起。《春秋》书陈乞弑君，意在惩戒违先君之命而擅行废立之臣。杜预云：“弑荼者朱毛与阳生也，而书陈乞，所以明乞立阳生而荼见弑，则祸由乞起也。楚比劫立，陈乞流涕，子家惮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书之，以为弑主。”杜预的话，合于《春秋》之义。《谷梁传》肯定“阳生入而弑其君”，又云：“阳生正，荼不正。不正则其曰君何也？荼虽不正，已受命矣。”《公羊传》载陈乞迎阳生，致诸大夫于其家，下云：

　　《左传》之文见哀公五年。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哀公六年》。

　　“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尔。自是往弑舍。”《谷梁传》所载事实略同于《左传》，而解释经义犹缴绕不清。《公羊传》直以《经》书陈乞弑君为实录，《春秋》之义更无从谈起。

　　以上诸例，《春秋》所书弑君之臣，都未亲行弑君之事，有的所谓弑君，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春秋》别出心裁的书法，蕴涵着异乎寻常的“微言大义”。《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赵盾等五起弑君之事，《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立法诛讨，煞费苦心。想要把握《春秋》特殊书法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必须联系事实，离开史实，则所谓书法，就纯然是歪曲历史的无谓之举。

　　《春秋》所书有关亡国之事，有的因其书法独特，如果撇开史实，也很难了解其确切含义，甚至增加认识上的混乱。兹举数例：例一：

　　庄公三年《经》：秋，纪季以酅入于齐。

　　《公羊传》：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

　　《谷梁传》：酅，纪之邑也。入于齐者，以酅事齐也。

　　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

　　因《左传》有关事实前文多已列出，为避免重复，这里主要以《公羊》、《谷梁》的资料来作说明。

　　《公羊传》：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

　　《谷梁传》：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公羊》、《谷梁》两传都确认纪灭这一事实，并且认为《春秋》不书其灭含有深意。但它们对经义的理解很不一致：《公羊》以为贤襄公而讳言齐灭，《谷梁》则以为纪侯贤，不言灭是“不使小人加乎君子”。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在事实，即：在孔子的心目中，纪侯与齐侯到底谁是贤者？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春秋繁露》的有关论述极具启发性。《繁露·玉英》云：“难者）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固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患乎？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纪季。……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春秋繁露》不仅以具体事实说明了《春秋》贤纪侯且为之讳灭的理由，而且指出了理解《春秋》的一个重要方法：《春秋》有所避，又有所讳，故其书事“时诡其实”，书人“时易其名”，说《春秋》者必须察其“诡辞”而“随其委曲”，也就是要了解事实，把握《春秋》的真正用意。

　　例二：

　　闵公二年《经》：十有二月，狄入卫。

　　僖公二年《经》：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传》：孰城？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

　　《谷梁传》：国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则其不言城卫何也？卫未迁也。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

　　《公羊传》认为不言卫灭，是为桓公讳，不书城者为不与诸侯专封，都能言之成理。但它解释经义的基础却不牢靠。“盖狄灭之”为揣测之辞，幸好所言时中，不至于产生大的谬误。《谷梁传》释义与《公羊传》相似，而竟只字不提灭卫的事实，说理更显得空洞。闵公二年《经》云：“狄入卫。”《左传》云：“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侯）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宋桓公）立（卫）戴公以庐于曹。”又云：“僖公）二年，封卫于楚丘。……卫国忘亡。”据《左传》，则闵公二年狄入卫即灭卫，僖公二年城楚丘实封卫，确然无疑，与《公羊》、《谷梁》之释义可以互相印证。两传苦于不能确知史实，故于《经》书狄入卫均无一言，而释城楚丘，或语气游移，或闪烁其辞，令人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

　　例三：

　　僖公五年《经》：冬，晋人执虞公。

　　《公羊传》：虞已灭矣，其言执之何？不与灭也。曷为不与灭？灭者，亡国之善辞也。灭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谷梁传》：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

　　两传释《春秋》书“执”之义，均未得要领。虞之亡，因虞公贪财，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告，两次假道与晋伐虢。《左传》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传》僖公二年云：“虞公）终假之道以取郭，还。四年，反取虞。”《谷梁传》亦云：“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据《左传》，晋灭虢灭虞同在僖公五年十二月，晋人一举而灭两国，这是理解经书执虞公的关键。《公羊》、《谷梁》误认为灭虢在僖公二年，不明晋顺道灭虞的事实，故解说经义亦多隔膜。

　　例四：

　　僖公十七年《经》：夏，灭项。

　　《公羊传》：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谷梁传》：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左传》云：“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由于经文“灭项”无主词，导致三传理解迥异。考之史实，揆诸情理，参以《春秋》行文之例，灭项者应为鲁国而非齐国。《公羊》、《谷梁》主名既误，所作解说也就失去了依托。两传不能揭示《经》书“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公至自会”与“灭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书法大义，也是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

　　例五：

　　襄公十三年《经》：夏，取诗。

　　《公羊传》：诗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于邾娄？讳亟也。

　　《左传》云：“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公羊传》以诗为邾娄之邑，而《左传》则认为是国。由于了解史实的程度存在差异，它们甚至对基本事实的定性都无法统一。而对于《春秋》书法及其含义的理解，更是判然有别。不管它们谁对谁错，都足以证明事实对于解经的重要性。昭公四年《经》云：“九月，取鄫。”《公羊传》云：“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左传》则云：“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此例《公羊传》以鄫为国，而《左传》认为是邑，情况正好与襄公十三年之例相反，而事实为解经之根本，其理则一。

　　（三）揭举隐讳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春秋》多不可书见之文辞，而隐讳为其中之一。《公羊传》闵公元年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谷梁传》成公九年云：“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春秋》隐讳，在弑君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隐讳作为《春秋》重要书法，对于体现作者的“微言大义”起着重要的作用。隐讳之目的，并不是将某些事件完全抹去或者加以歪曲，而是经过某种独特的处理，在更深的层次表现作者的思想与见解。后人探求《春秋》书法及其微旨，必须联系本事。

　　例一：

　　隐公十一年《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谷梁传》：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

　　《公羊》、《谷梁》确认隐公被弑的事实而未作具体说明。《左传》云：“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洩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左传》的记载，可为隐公被弑和《春秋》之有所“隐”及“不地”之立论依据。

　　例二：

　　庄公三十二年《经》：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传》：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谷梁传》：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

　　此年经文书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讳弑书卒，《公羊》、《谷梁》均未言及。《左传》云：“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其事既具，则《春秋》隐讳之义，自不待明言。

　　例三：

　　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传》：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左传》云：“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軏贼公于武闱。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乃缢。……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左传》所载史实，对于理解《春秋》，为必不可少之依据。《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共仲、哀姜既伏其辜，闵公仍不书葬，显然不能用“贼不讨”来解释。《公羊传》以为共仲不诛，体现了“逸贼缓追”的“亲亲之道”，正因不明事实而昧于大义。《谷梁传》认为“不以讨母葬子”，其义颇精，但也必须参考《左传》所载史实方始明了。

　　例四：

　　文公十八年《经》：冬十月，子卒。

　　《公羊传》：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谷梁传》：子卒不日，故也。

　　《公羊》、《谷梁》都从“日”与“不日”来推测卒者是寿终正寝还是非正常死亡，说甚迂阔。《左传》云：“冬十月，（襄）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事实与书法都很清楚。

　　有关弑君的基本事实，对《春秋》书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被弑而书“薨”、“卒”，是经文有所隐讳；弑君之后，作乱之人是否受到诛讨，关系到被弑之君是否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闵公之贼已讨而亦不书葬，是因为哀姜身份特殊。这些，都有赖于事实而后明。《左传》于隐公等四人之弑均详其过程，并非多余。

　　国君是遇弑还是自然死亡，还关系到《春秋》对新君继位的记载。一般情况下，国君正常死亡，则新君书即位；如果国君被弑，新君一般不书即位。但《春秋》书法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往往打破常规，以表达作者的独至之见。《春秋》对桓公等四人继位的记载不同，即是其例。

　　《春秋》闵公、僖公元年都书“元年春王正月”，而不书公即位。《公羊传》闵公元年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孰弑子般？庆父也。……庄公存之时，（邓扈）乐曾淫于宫中，子般执而鞭之。庄公死，庆父谓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谷梁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亲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尔。”《公羊传》僖公元年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谷梁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同样是继弑君，《春秋》桓公、宣公元年却均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与闵、僖二君情况截然不同，其间区别何在？《公羊传》桓公元年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谷梁传》云：“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继故而言即位，则是与闻乎弑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公羊传》宣公元年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谷梁传》云：“继故而言即位，与闻乎故也。”

　　《公羊》、《谷梁》两传分别认为桓、宣二君书即位，是因二人“与闻”弑君之事、有“意”争君位，这是正确的。那么，何以见得二人与弑君之事有牵连且有争位之意呢？《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文公十八年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隐公有让桓之志而桓公杀之，宣公与嫡子争位而篡立，不正是桓、宣与闻其事、有意争立的最好说明吗？如果不将有关事实揭出，则《春秋》前君书“薨”、“卒”，而新君书即位，极易被误认为是正常死亡和正常即位，《春秋》大义将湮灭不彰。

　　四、事实与孔门说经

　　前人论述事实与经义关系，亦时有可观者，兹择要略述如下，以供参证。

　　张高评曰：“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事者，历史发生之本体，经文字或非文字之征存以传后者也。文者，历史发生之客观记述，文字之考订，史事之考证皆属之。若夫义，则是史家主观心识中所怀之哲理，乃撰史时去取之圭臬。以《春秋》言之：《春秋》为一霸史，盖桓、文之伯事，《春秋》所以终始者，此其事也。鲁史策所记，一依成法，不可益损，此其文也。而或史之所无有而笔削之，以见孔子之特识，致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此其义也，此所谓《春秋》之书法义例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即比例，此孔子自发其作《春秋》之旨，为有义例也。《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原委，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亦谓《春秋》曰：‘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虽变义为词，但谓丘有罪，即可谓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心于其间，有义例于其中。故合《礼记》、《孟子》、《公羊》三家之说观之，《春秋》之作，必有义例，非苟作也。有事有文而若无义例，斯即王安石所谓之断烂朝报矣，又何价值之可言乎？知《春秋》之必有义例，又知《春秋》之价值，端在义例，然后可以言《春秋》。”元黄泽曰：“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若专据经文，而不考史，则如‘灭项’之类如何见得？”又曰：“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意脉络，则尽在《左传》。”明湛若水曰：“春秋》者，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存乎义，圣人之义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传》。《经》识乎大者，《传》识其小者。夫《经》窃取乎得失之义，则孔子之事也。夫《传》明载乎得失之迹，则《左氏》之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姜炳璋曰：“若州蒲之弑，自成四年伐郑之后，栾书并不见《经》，至十八年，忽书晋人弑君，微《传》，安知弑君之为书也？郑伯卒于鄵，微《传》，安知为釭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传》，安知其围弑也？他如庄公七年齐人执郑詹，微《传》，则相传为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微《传》，则或以为自媒也。文十四年，齐人执子叔姬，微张高评：《左传导读》第五章”论《左传》之解经与缘饰增续。

　　见赵汸：《春秋师说·论鲁史策书遗法》。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序》。

　　湛若水：《春秋正传·自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类一·序》。

　　《传》，则且以为导淫也。定四年，吴入郢，微《传》，则以为掘文王之墓，鞭之三百，左右践腹，右手抉目，且以为辱及昭王之母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叶瑛注：盖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离器而言道，犹离形而求影，此天下所必无者，故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可知，《春秋》大义与《左传》事实的关系，确实有类于道之于器，形之于影。离开事实，《春秋》之义将无所依托，晦而不明。

　　运用历史事实，是孔子及其后学解说《春秋》的法宝。

　　《春秋繁露·俞序》云：“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玉杯》云：“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精华》云：“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据《繁露》之说，《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通过对人事的判断，表达自己的主观理想。《春秋》之所书，如同法官之最后裁决，而其裁决的方法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即依据客观事实。同样地，要判定孔子的裁断是否正确公正，也应以事实为根据。《春秋繁露·精华》云：“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孔子作《春秋》的终极目标是述往事，思来者，为后人提供借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历史事件有具体的了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姜炳璋：《读左补义》。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卷一。

　　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又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洪业曰：孔门《春秋》之教，有文，有义，文则旧史之陈篇，义则孔子之新裁。文则属辞比事，有时而失之乱，学者习之深，然后可免。义则君人者将持势蚤绝奸萌，虽乱臣贼子闻之而亦惧也。孟子谓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欤？”春秋》之文，据旧史笔削而成，《春秋》之义，赖旧史所载史实而明。子夏说《春秋》重视事之渐萌，目的就是依据史实，从事物发展的终始本末中引申出成败得失之理，借鉴往事，着眼现实，杜渐销萌，防患于未然。这正是孔子笔削精义之所在，也是《春秋》价值的最高体现。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是因为不明事实；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正是针对这一弊端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此理既明，以事解经的合理性也就毋庸置疑了。